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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视角下，研究、论述古希腊美学问题的诞生
展开及深入的历程。以毕达哥拉斯为源头，视苏格拉底为转变，到亚里士多德的
集大成，理清古希腊美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2-0125-03
研究古希腊美学史，据现有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最初的古希腊学者主要通过发现自然界存在的一些客观现象来探讨美学问题，当然他们的言论中也有涉及美学体系中所囊括的社会性的问题，但都较为粗略，范围也相对狭窄，这与他们各自的审视角度不无联系。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古希腊学者研究美学问题更为肥沃的土壤，这时，新时代的学者尝试着从自然界步入人类社会，开始以社会视角审视美学问题。因此，古希腊美学及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经历了由诞生到展开，再由展开到深入的发展脉络。
一、自然科学视角的推进
最早站在自然科学的土壤之上探讨美学问题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以“数学”作为本学派美学理论的根基，将“数”定义为万事万物的铁律。从最初的声学出发，他们发现了声音的质的差别由数的差别决定，不同的音程源于不同的比例关系。将这种在声学中发掘出的数的差别和比例关系加以抽象与凝练，他们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美以和谐的命题，和谐即是一种数学的数量体系，它取决于数、尺度和比例[1]。由此产生的黄金分割点，便成为统率建筑、雕塑、音乐等各门艺术的规范。他们还将这种和谐推及天文学，使整个宇宙都拥有了美的性质。在论及音乐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2]”。这种对事物中蕴含的对立因素的肯定，成为后来者赫拉克利特辩证观的落脚点，而把杂多导致统一的“绝对规范式”的客观论，则为赫拉克利特发起的挑战埋下了种子。站在辩证观的立场，赫拉克利特提出“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3]”，这种“斗争”便使美具有了相对性。德谟克利特的见解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更具优越性，这首先得益于原子论的产生。德謨克利特指出“声音是一种物体，一种声音原子凝结的声音块，它流射入听音乐的人的耳朵，并在耳朵内的虚空中运动，使人听到声音[4]”，这是要对感觉的物理基础给出详细说明的第一个尝试。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视角下的探讨当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客观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之后的学者探讨美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说，但他优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地方在于他认为音乐还应该依靠听觉的灵敏来建立和谐，这便明确了美的生理基础。之后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前人探索成果进行了批判、创新与总结，并且更加热衷于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相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赋予了生物学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他看来，每一种动物中都有自然的和美丽的东西，这便强调了美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美的客观性。他还在突出理性是人类最高级的官能的同时批判了柏拉图对于感观认识的鄙夷，在承认感官认识具有其自身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观。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给予了声音特别的关注。立足于物理学及生物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声音存在的状态和声音的多种属性，即声音的产生是由空气的运动决定的，声音的音质、音量、音色则与动物发声器官及乐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5]，而这存在的状态和多种属性，便从原子论倡导者的由变更原子的形状、排列和位置得到解释。至此，古希腊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视角下探索的全貌便基本得以展现。
二、社会科学视角的深入
苏格拉底标志着希腊美学思想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因为他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替美找社会科学的解释[6]。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几位学者包括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德谟克利特，在探索中都已有涉及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解释美学问题。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论及人时谈到外在的和谐与内在和谐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在和谐对内在和谐的影响，引出了音乐的教育功能;赫拉克利特提出艺术是自然的模仿;德谟克利特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模仿说，将它传递于后世。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外和谐是为证实“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因为音乐的和谐体现一种比例关系，所以音乐对人产生影响揭示了人的内在和谐存在相同的比例关系。同样，灵魂也被他们视为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的模仿论则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和谐美。相比前两者的美学思想，德谟克利特则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人的美的主要体现，重视人的灵魂超过人体美，这一观点是以他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为基调的，后来的柏拉图同样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美更可贵，但他却是以“理式”作为根基;论及艺术创作，德谟克利特承认热情与灵感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研究与学习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柏拉图的“灵感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不得不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启迪;论及音乐时，德谟克利特指出，“音乐是一种相对地说较年轻的艺术，其原因是在于使音乐产生的并不是必需，而是奢侈[7]”，这已是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来审视音乐的本质，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当所有的这些发明（ 即有用的发明）做出来之后，那些不是以使人快乐或满足生活必须为目的的知识门类就被发现了，首先是在那些人们最先开始享乐安逸的地方[8]”。
（二）苏格拉底之后
到了苏格拉底这里，基于他对人事的思考，使得美与效用相联系，美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属性，而是具有了主观性、目的性、相对性。把这种主观性运用于艺术创造，苏格拉底提出雕刻并不是刻板地模仿自然，而是应当“现出生命”，“表现出心灵状态[9]”。同时，艺术的模仿应当具有选择性，应在自然形体中选择一些要素去构成一个极美的整体[10]。这就给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艺术是人按照自身需求而不是天然给定创造出的一种特有的感性活动[11]。苏格拉底要寻求本质，即“一样东西是什么”，之后的柏拉图也是，亚里士多德亦然。但苏格拉底没有将共性与个体分离，而柏拉图却使共性脱离个体，欲从某一美的形体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美的理念，这美的理念则是脱离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柏拉图站在“理式”的高度，认为现实世界、艺术都是理式的摹本，而艺术更是影子的影子，现实美因此凌驾于艺术之上，法律比诗歌更美，是因为法律能造就一个好的国度。这其实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美与效用说，这种效用到了柏拉图手里却使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要能够培养教育人们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品德。音乐作为最具感染力的艺术，便被烙上了道德属性并加以运用。美缺乏效用便缺乏真实，而真实应当最美。现实已是理式的影子，作为附庸于现实的艺术，更缺乏这种真实性，因此柏拉图认为审美的对象不是艺术形象美而是抽象的道理，因此他选择单纯叙事的诗歌作为他理想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则执意打破柏拉图对于艺术的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实世界是真实的，艺术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12]。由于现实中存在偶然性，而艺术却可以有选择性地模仿现实，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便要求艺术表现的是刨除现实中存在的偶然性的必然性，这就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也使认识事物成为艺术美感的来源之一。在关于音乐的论述中，柏拉图对音乐带给人的快感做了好与坏的区分，好的应当保留，坏的应当剔除。亚里士多德捕捉到了柏拉图的偏狭，这使他成为最早替快感辩护的哲学家。站在发展全面和谐人格的高度，亚里士多德指出本能、情感、欲望之类的心理功能既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就有要求满足的权利;给它们以适当的满足，对性格就会发生健康的影响[13]。这种“坏的快感”便成为他净化说的源泉，即变有害的快感为无害的快感。而由柏拉图分离出来的好的快感，则成为他艺术教育功能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更是从音乐的本质出发来强调音乐的教育功能，“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青年人不会自愿地努力学习不能引起快感的东西，而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谐的乐调和节奏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和人类心灵的契合和血缘关系[14]”。“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这其实也肯定了音乐的娱乐作用，使音乐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由于对于艺术存在意义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做了最为丰富的阐释。在对悲剧的分析中，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悲剧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之经过锻炼，达到适度。因为在他看来，美德就是适中，就是情感需求的适度，而情感强弱不是天生的，是由习惯养成的，通过悲剧反复激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就会使人逐渐适应这种刺激，从而使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得以弱化，获得一种适中的美德。在美的原则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事物如果要显得美，一方面要靠它本身的特质，一方面也要靠观众的认识能力[15]，这就把美建立在了一个主客观统一的标准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对美感的类型做了区分，认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文艺激发不同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净化作用和不同的快感，即产生美感的东西不同，所产生的美感也就不同[16]。这一系列的成果便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美学集大成者的至高地位。
三、要点提炼
要想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完全割裂开来做研究是很困难的，甚至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人是自然之子，亦是社会的产物，无论处于哪一个时代，人的这两种属性都是水乳交融、混为一体的。因此，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科学视角尚未成熟的同时，社会科学的视野也在同步发展。因此笔者的努力只是希望能将古希腊美学发展的脉络相对清晰地加以呈现，为其他学习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接下来，笔者将融合两个视角的研究成果，把古希腊学者在探讨美学问题过程中的要点加以梳理。[BW（D（S，，）][BW）]
（一）美的客观性的批判与传承
处于西方美学史源头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美是客观性的存在，这种客观性由随后的学者批判与传承并得以延续。毕达哥拉斯学派将美的客观性建立在由数、尺度、比例构建的和谐之上，亚里士多德却将美的客观性拓展到了生物学领域，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现代的视角来看，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美的认识具有不妥之处，但仍须肯定，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启了西方美学之旅的大门。恰是这种近乎朴素的原初思想将美看成是由某种客观，乃至绝对的固定关系，才一方面在美的问题上开启了赫拉克利特弘扬审美相对性的主张，另一方面在艺术问题上孕育了模仿论的出现[17]。
（二）模仿论的发展
赫拉克利特一手造就的模仿论，经过了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手而不断丰富深化。赫拉克利特强调的是模仿自然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和谐美，德谟克利特强调模仿感官捕捉到的自然事物，苏格拉底强调带有主观性地模仿，柏拉图强调模仿理念世界的摹本即现实，亚里士多德强调模仿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赫拉克利特到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由单纯的自然属性发展到披上社会属性的外衣，这是经济繁荣、政治趋于民主化和自由的理性批判及辩论活动盛行所造就的必然趋势。
（三）效用说的开拓
寻找效用说的源头，其实是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但真正意义上以效用说立足的还是苏格拉底，这是由于早期的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物理学和宇宙论[18]，而苏格拉底则是以伦理学立说。再者，效用说归根结底还是以人的主观目的性为基调的，相比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基于人事的立足点则更为明确。赫拉克利特主张美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客观原则存在，这个审美相对性思想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很快发展成了以善为内涵的主观目的论，审美成了由主观维度决定的东西[19]。柏拉图片面性地将效用说运用于政治，企图仅仅用伦理的乐调造就理想的人格。亚里士多德突破了柏拉图的局限性，肯定了艺术存在的多方面意义，即艺术具有教育、净化、娱乐三方面的功能，这便为日后西方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四、结语
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上，古希腊是极其灿烂辉煌的时代。该时代的伟大学者们推动着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视角下齐头并进，他们所探讨的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两大问题，即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功能的问题。发展的巅峰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期，柏拉图从前人的著述中提炼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结论，亚里士多德则给予了批判、继承与解决。正如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還是古希腊之后其他时代的伟人，他们无不是站在前人的成就之上取得硕果，进而推动着美学事业的发展。
注释：
[1]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9—20.
[2]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8.
[3]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44.
[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73.
[5]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3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6.
[7]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79.
[8]（英）劳埃德（Lloyd，G.E.R.）.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121.
[9][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6—37.
[11]王才勇.西方古典美学的问题谱系及其中国意义[J].学术界（月刊），2018（06）：58.
[1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8.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0.
[1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24.
[15][1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8—89.
[17]同[11].
[18]（英）劳埃德（Lloyd，G.E.R.）.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24.
[19] 同[11].
（责任编辑：张洪全）
展开及深入的历程。以毕达哥拉斯为源头，视苏格拉底为转变，到亚里士多德的
集大成，理清古希腊美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J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9）02-0125-03
研究古希腊美学史，据现有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最初的古希腊学者主要通过发现自然界存在的一些客观现象来探讨美学问题，当然他们的言论中也有涉及美学体系中所囊括的社会性的问题，但都较为粗略，范围也相对狭窄，这与他们各自的审视角度不无联系。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古希腊学者研究美学问题更为肥沃的土壤，这时，新时代的学者尝试着从自然界步入人类社会，开始以社会视角审视美学问题。因此，古希腊美学及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经历了由诞生到展开，再由展开到深入的发展脉络。
一、自然科学视角的推进
最早站在自然科学的土壤之上探讨美学问题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以“数学”作为本学派美学理论的根基，将“数”定义为万事万物的铁律。从最初的声学出发，他们发现了声音的质的差别由数的差别决定，不同的音程源于不同的比例关系。将这种在声学中发掘出的数的差别和比例关系加以抽象与凝练，他们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美以和谐的命题，和谐即是一种数学的数量体系，它取决于数、尺度和比例[1]。由此产生的黄金分割点，便成为统率建筑、雕塑、音乐等各门艺术的规范。他们还将这种和谐推及天文学，使整个宇宙都拥有了美的性质。在论及音乐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2]”。这种对事物中蕴含的对立因素的肯定，成为后来者赫拉克利特辩证观的落脚点，而把杂多导致统一的“绝对规范式”的客观论，则为赫拉克利特发起的挑战埋下了种子。站在辩证观的立场，赫拉克利特提出“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3]”，这种“斗争”便使美具有了相对性。德谟克利特的见解比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更具优越性，这首先得益于原子论的产生。德謨克利特指出“声音是一种物体，一种声音原子凝结的声音块，它流射入听音乐的人的耳朵，并在耳朵内的虚空中运动，使人听到声音[4]”，这是要对感觉的物理基础给出详细说明的第一个尝试。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视角下的探讨当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客观论、赫拉克利特的辩证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之后的学者探讨美学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说，但他优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地方在于他认为音乐还应该依靠听觉的灵敏来建立和谐，这便明确了美的生理基础。之后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前人探索成果进行了批判、创新与总结，并且更加热衷于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相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赋予了生物学更为广泛的意义。在他看来，每一种动物中都有自然的和美丽的东西，这便强调了美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美的客观性。他还在突出理性是人类最高级的官能的同时批判了柏拉图对于感观认识的鄙夷，在承认感官认识具有其自身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观。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给予了声音特别的关注。立足于物理学及生物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声音存在的状态和声音的多种属性，即声音的产生是由空气的运动决定的，声音的音质、音量、音色则与动物发声器官及乐器本身有直接的关系[5]，而这存在的状态和多种属性，便从原子论倡导者的由变更原子的形状、排列和位置得到解释。至此，古希腊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视角下探索的全貌便基本得以展现。
二、社会科学视角的深入
苏格拉底标志着希腊美学思想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因为他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替美找社会科学的解释[6]。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几位学者包括与苏格拉底同时期的德谟克利特，在探索中都已有涉及从社会科学的视角解释美学问题。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学派在论及人时谈到外在的和谐与内在和谐的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在和谐对内在和谐的影响，引出了音乐的教育功能;赫拉克利特提出艺术是自然的模仿;德谟克利特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模仿说，将它传递于后世。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外和谐是为证实“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因为音乐的和谐体现一种比例关系，所以音乐对人产生影响揭示了人的内在和谐存在相同的比例关系。同样，灵魂也被他们视为是一种和谐;赫拉克利特的模仿论则只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和谐美。相比前两者的美学思想，德谟克利特则迈出了跨越式的一步。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人的美的主要体现，重视人的灵魂超过人体美，这一观点是以他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论为基调的，后来的柏拉图同样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美更可贵，但他却是以“理式”作为根基;论及艺术创作，德谟克利特承认热情与灵感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研究与学习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柏拉图的“灵感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不得不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德谟克利特的启迪;论及音乐时，德谟克利特指出，“音乐是一种相对地说较年轻的艺术，其原因是在于使音乐产生的并不是必需，而是奢侈[7]”，这已是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来审视音乐的本质，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当所有的这些发明（ 即有用的发明）做出来之后，那些不是以使人快乐或满足生活必须为目的的知识门类就被发现了，首先是在那些人们最先开始享乐安逸的地方[8]”。
（二）苏格拉底之后
到了苏格拉底这里，基于他对人事的思考，使得美与效用相联系，美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属性，而是具有了主观性、目的性、相对性。把这种主观性运用于艺术创造，苏格拉底提出雕刻并不是刻板地模仿自然，而是应当“现出生命”，“表现出心灵状态[9]”。同时，艺术的模仿应当具有选择性，应在自然形体中选择一些要素去构成一个极美的整体[10]。这就给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艺术是人按照自身需求而不是天然给定创造出的一种特有的感性活动[11]。苏格拉底要寻求本质，即“一样东西是什么”，之后的柏拉图也是，亚里士多德亦然。但苏格拉底没有将共性与个体分离，而柏拉图却使共性脱离个体，欲从某一美的形体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美的理念，这美的理念则是脱离具体事物的客观存在。柏拉图站在“理式”的高度，认为现实世界、艺术都是理式的摹本，而艺术更是影子的影子，现实美因此凌驾于艺术之上，法律比诗歌更美，是因为法律能造就一个好的国度。这其实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美与效用说，这种效用到了柏拉图手里却使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要能够培养教育人们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的品德。音乐作为最具感染力的艺术，便被烙上了道德属性并加以运用。美缺乏效用便缺乏真实，而真实应当最美。现实已是理式的影子，作为附庸于现实的艺术，更缺乏这种真实性，因此柏拉图认为审美的对象不是艺术形象美而是抽象的道理，因此他选择单纯叙事的诗歌作为他理想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则执意打破柏拉图对于艺术的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现实世界是真实的，艺术模仿的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12]。由于现实中存在偶然性，而艺术却可以有选择性地模仿现实，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便要求艺术表现的是刨除现实中存在的偶然性的必然性，这就肯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也使认识事物成为艺术美感的来源之一。在关于音乐的论述中，柏拉图对音乐带给人的快感做了好与坏的区分，好的应当保留，坏的应当剔除。亚里士多德捕捉到了柏拉图的偏狭，这使他成为最早替快感辩护的哲学家。站在发展全面和谐人格的高度，亚里士多德指出本能、情感、欲望之类的心理功能既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就有要求满足的权利;给它们以适当的满足，对性格就会发生健康的影响[13]。这种“坏的快感”便成为他净化说的源泉，即变有害的快感为无害的快感。而由柏拉图分离出来的好的快感，则成为他艺术教育功能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更是从音乐的本质出发来强调音乐的教育功能，“节奏和乐调是一种最接近现实的模仿，能反映出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一切对立的品质和其他的性情”，“青年人不会自愿地努力学习不能引起快感的东西，而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谐的乐调和节奏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和人类心灵的契合和血缘关系[14]”。“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这其实也肯定了音乐的娱乐作用，使音乐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由于对于艺术存在意义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做了最为丰富的阐释。在对悲剧的分析中，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悲剧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之经过锻炼，达到适度。因为在他看来，美德就是适中，就是情感需求的适度，而情感强弱不是天生的，是由习惯养成的，通过悲剧反复激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就会使人逐渐适应这种刺激，从而使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怜悯与恐惧之情得以弱化，获得一种适中的美德。在美的原则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事物如果要显得美，一方面要靠它本身的特质，一方面也要靠观众的认识能力[15]，这就把美建立在了一个主客观统一的标准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对美感的类型做了区分，认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文艺激发不同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净化作用和不同的快感，即产生美感的东西不同，所产生的美感也就不同[16]。这一系列的成果便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美学集大成者的至高地位。
三、要点提炼
要想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完全割裂开来做研究是很困难的，甚至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人是自然之子，亦是社会的产物，无论处于哪一个时代，人的这两种属性都是水乳交融、混为一体的。因此，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科学视角尚未成熟的同时，社会科学的视野也在同步发展。因此笔者的努力只是希望能将古希腊美学发展的脉络相对清晰地加以呈现，为其他学习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接下来，笔者将融合两个视角的研究成果，把古希腊学者在探讨美学问题过程中的要点加以梳理。[BW（D（S，，）][BW）]
（一）美的客观性的批判与传承
处于西方美学史源头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美是客观性的存在，这种客观性由随后的学者批判与传承并得以延续。毕达哥拉斯学派将美的客观性建立在由数、尺度、比例构建的和谐之上，亚里士多德却将美的客观性拓展到了生物学领域，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现代的视角来看，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美的认识具有不妥之处，但仍须肯定，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启了西方美学之旅的大门。恰是这种近乎朴素的原初思想将美看成是由某种客观，乃至绝对的固定关系，才一方面在美的问题上开启了赫拉克利特弘扬审美相对性的主张，另一方面在艺术问题上孕育了模仿论的出现[17]。
（二）模仿论的发展
赫拉克利特一手造就的模仿论，经过了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手而不断丰富深化。赫拉克利特强调的是模仿自然的对立中所产生的和谐美，德谟克利特强调模仿感官捕捉到的自然事物，苏格拉底强调带有主观性地模仿，柏拉图强调模仿理念世界的摹本即现实，亚里士多德强调模仿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赫拉克利特到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由单纯的自然属性发展到披上社会属性的外衣，这是经济繁荣、政治趋于民主化和自由的理性批判及辩论活动盛行所造就的必然趋势。
（三）效用说的开拓
寻找效用说的源头，其实是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但真正意义上以效用说立足的还是苏格拉底，这是由于早期的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物理学和宇宙论[18]，而苏格拉底则是以伦理学立说。再者，效用说归根结底还是以人的主观目的性为基调的，相比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基于人事的立足点则更为明确。赫拉克利特主张美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客观原则存在，这个审美相对性思想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很快发展成了以善为内涵的主观目的论，审美成了由主观维度决定的东西[19]。柏拉图片面性地将效用说运用于政治，企图仅仅用伦理的乐调造就理想的人格。亚里士多德突破了柏拉图的局限性，肯定了艺术存在的多方面意义，即艺术具有教育、净化、娱乐三方面的功能，这便为日后西方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四、结语
在整个西方美学史上，古希腊是极其灿烂辉煌的时代。该时代的伟大学者们推动着美学问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视角下齐头并进，他们所探讨的是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两大问题，即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功能的问题。发展的巅峰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期，柏拉图从前人的著述中提炼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结论，亚里士多德则给予了批判、继承与解决。正如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還是古希腊之后其他时代的伟人，他们无不是站在前人的成就之上取得硕果，进而推动着美学事业的发展。
注释：
[1]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9—20.
[2]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8.
[3]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44.
[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73.
[5]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39.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6.
[7]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79.
[8]（英）劳埃德（Lloyd，G.E.R.）.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121.
[9][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6—37.
[11]王才勇.西方古典美学的问题谱系及其中国意义[J].学术界（月刊），2018（06）：58.
[1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28.
[1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0.
[1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24.
[15][1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8—89.
[17]同[11].
[18]（英）劳埃德（Lloyd，G.E.R.）.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24.
[19] 同[11].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