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流人群居住的北京城与自己居住的北京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另一个世界”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
　　某位拥有亿万资产的富豪，穿过雾霾笼罩的长安街，抵达东长安街10号，长安俱乐部。此地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千米。他进入宫廷风格的会所，绕过通体金黄的屏风和龙椅，与朋友坐在紫檀木的桌子前喝杯茶，相约室内网球场对战一局。
　　接近中午，他起身前往建国门北大街8号，位于华润大厦的北京美洲俱乐部。在与商业伙伴吃上一顿美式商务午餐后，他打开恒温保湿的私人雪茄屉，抽出一根如冯唐书中描写的“粗细长短不等的COHIBA”。
　　下午他又赶到西绒线胡同51号，那里原是康熙皇帝第24子诚恪亲王之后裔溥霱府邸，低调神秘的“中国会”就在此处。他要在这里约见某个外资银行高管。随后，两人转道新源南路6号的京城大厦，乘坐专属于京城俱乐部的电梯直达50楼，在360度的环形回廊闲庭信步，俯瞰脚下华灯初上的北京城。
　　所有这些关于“京城四大会所”的细节都是有据可考的，但是抱歉，现实中很少会发生一天内换四家会所的情况，而且同时拥有“京城四大会所”会员身份的概率极低。究其原因，私人会所与有钱就能进入消费的酒店并不相同。
　　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卡斯腾·哈里斯说：“房屋必须具有一种产生神话的功能，那意味着必然也是一种公共和政治的功能。”私人会所似乎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现在人们眼中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私人会所，可能源自18世纪英国的“绅士俱乐部”，只面向会员开放，由英国上流阶层在伦敦西区创立。在那些充满贵族气息的房屋里，会员们可以赌博，而这在外面是非法的。19世纪，私人会所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兴资产阶级拥有了权力，这些人在社会地位提高后，自然也开始寻求私人会所的会员身份。
　　私人会所提供了特权感、私密性、身份地位的象征、相同阶级的社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上流人群，这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长安俱乐部对本刊记者采访邮件的回复就反映了私人会所的行事风格：“我们一直是秉承着低调的经营风格，从未在行业外的杂志上做过大篇幅的专访报道。”
　　上世纪90年代，私人会所悄然登陆京城。“京城四大会所”中，京城俱乐部于1994年首先成立，1996年长安俱乐部和北京中国会相继开业，2000年北京美洲俱乐部成立。
　　几大神秘会所服务人群略有区分，比如京城俱乐部由中国中信集团和美国国际会所管理集团共同创建，主要服务国内外商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名流；长安俱乐部由富华国际集团创立，早期曾将会员年龄限制在45至55岁，入会者多是政商人士；美洲俱乐部会员主要为世界500强企业的内地代表、海归人士。
　　“中国的情形其实跟国际一样，城市精英阶层出现以后，他就不喜欢去混大圈子了。他喜欢去小圈子，有强烈共鸣的这种。自然而然，人以群分了。”社群研习社创始人王旭川说。根据福布斯的统计，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在2015年就已超过百万人。
　　北京私人会所已有20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京城四大会所”的会员头衔仍然是身份甚至权力的象征。虽然没有人专门去研究这些私人会所的历史，但总能通过一些细枝末节感受到某种变化。比如曾经对会员年龄设限制的长安俱乐部，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解除了对会员年龄的限制，它还一直在担心自己的外形过于普通甚至老旧，终于在今年4月份决定进行“气质装修”。面向海归人士、要求会员具备国际视野的美洲俱乐部，其会员杂志的版式在2014年第二季度从过去的英文内容在前调整为中文在前。2014年底，中纪委要求该俱乐部陆续封存会员卡，华润要求各单位立即按照一般会员退会程序退会。当然还有中国会，2015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字【2014】52号文件精神及北京市文物局通知要求决定停止营业。
　　（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