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有一句名言：“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这二人是曾国藩门下飞出的两只大鸟：一只是秃鹫李鸿章，字少荃，他曾协助曾国藩捕啄太平军，后又率部剿拿捻军，官愈做愈大，差不多成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曾国藩说他“拼命做官”，意在褒奖，指他做官，能尽职尽责，忍辱负重。另一只是杜鹃俞樾，字荫甫，晚号曲园，晚清大学者。道光三十年，俞樾考中进士，曾国藩主持保和殿复试，发现这只春鸟的文章中有“花落春犹在”之句，大加赞赏，当即点他为第一，遂入翰林。后出任河南学政，因“命题割裂”，削职回家。后半生，一直讲学和著书。他的代表作品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等。曾国藩说他“拼命著书”，也是赞美之意。
　　俞樾是清代编著书籍最多的作家之一，那又粗又长的瓜蔓上结下五十多个大瓜，每个瓜就是一本书，其中《妙香室丛钞》一瓜最大，有百斤之重——近百万言。他也是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到了八十多岁高龄，他的瓜蔓已经枯黄，但还要结瓜。俞樾曾经把曾国藩赞扬他“拼命著书”的话写在《春在堂随笔》一书的首页，自感荣耀。然而，我对他的“拼命著书”却不敢一味恭维。
　　俞樾给后人最主要的教训是他的思想守旧，其作品缺乏时代光辉。他生活于晚清，那时西方的文化武化都涌入国门，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情都不平静，不管你是何种思想倾向；而俞樾却有意同时代拉开距离，隔岸观火，因而读他的作品嗅不出时代气息。他在《春在堂随笔》一书中说，当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浙江镇海时，他正在浙江临平居住，遂将所见所闻，写成《乐府》四章；可是不幸，他说：“时余寓临平，年甫二十一，自以年少，不应妄论时事，故四章不存于集，今亦忘之矣。”这真是糊涂话!二十一岁正当少年气盛之时，所写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章，一定充满爱国激情，为什么不留存下来呢?说不定那四章乐府正是他一大堆瓜中最好吃的四个呢!可惜他让它们烂掉了。
　　这主要是因为文字狱使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文网。不敢“妄论时事”就是他这种害怕心理的写照。再者，他好交结权贵，曾国藩、李鸿章等向他投下的阴影，使他双目高度近视，既看不到朝政的腐败，也看不到西方的侵略——很可能是明明看见而装作看不见。他对清王朝还抱有好感。当他得知咸丰皇帝夸他有才时，竟至感激涕零，自称：“虮虱微臣尚在眷注之中。”他是一名典型的时代落伍者。那时，一位日本学者因对“明治维新”不满来中国避风，俞樾对他表示同情。所以俞樾也不赞成中国的“戊戌变法”。
　　他的“拼命著书”还带来另一恶果：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他所结的累累瓜中，挑不出一个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哈密瓜；多数是些冬瓜、倭瓜，只能做大锅菜；其中还有二三苦瓜，叫人一吃就咧嘴。《群经平议》等三书，虽是他的代表作品，也不跳出对经书注解的老路。这是前人嚼烂了的甘蔗渣子，再嚼也嚼不出多少甜味儿了。至于《妙香室丛钞》、《荟蕞编》等书，更是每况愈下，都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的材料汇编。他自己缺乏创作，单靠利用别人的材料编书，这真有点儿像杜鹃那样，自己不筑巢，而借用鹊巢生育子女了。他的《荟蕞编》自序说：“流览诸家文集，随手摘录，积久遂多，不忍遂弃，箧而藏之。”其中所载多名节烈妇女事，令人惨不忍睹。《妙香室丛钞》也是从别人的书中“摘录”而成的，他自序说：“遇见罕见罕闻之事，必以小纸录出之，积岁馀，得千有馀事，不忍焚弃，编纂成书。”
　　诚然，这样的资料汇编也是有用的；可惜用起来也很麻烦，因为他编纂时，既不分类，也不序时，杂乱错综，联缀成书，每找一资料，如入云雾山中。难怪沃丘仲子在《近代名人小传》一书中，指责他编书是“信手编成，体例殊无取裁”。
　　遥想一百多年前，如果他的思想先进一些，又不贪多求快，而是集中精力，精雕细刻，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书，那该多好啊!那样，不光他的书今天还可以出版，说不定他还能跻身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呢!这使我们明白，一个作家脱离了时代，或思想守旧，他的作品就不会有生命力。再者，作家的作品，要以质量取胜，不可光是贪多。法国一位作家说，追求作品的高质量，好比追少女，要追漂亮的；可惜，俞樾追到手的都是一些丑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