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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国家不止日本一个。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军队押解着数十万女性漂洋过海、翻山越岭，逼迫她们为士兵提供性服务，以鼓励士兵在侵略战争中去血腥厮杀。
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日本沿用本国旧称，把军队性奴隶暧昧地称作“慰安妇”），与战时偶发的强奸案完全不同。在军队性奴隶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是被强逼或欺骗入军，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性奴隶的，她们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在主流政治层面，公然为军队性奴隶制度张目。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发展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即所谓“慰安妇”）。
“慰安妇”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在二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迅速发展为军队性奴隶制度。
日本政府和军队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为了减少违反军纪的个人强奸行为。
1938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承认，在驻华日军中发生了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行为。日军髙层认为，为了减少违纪事件，只有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以恢复占领地的秩序，也就是牺牲占领地的女性来维护日军的纪律，让慰安所起到防止日军违反军纪的所谓“安全阀”的作用。
当日军第116师团即将进入湖南宝庆时，后方主任将宪兵队长山田定招去说：“司令部最担心发生强奸的事件，宪兵队长，为预防这种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妇’来？”于是抢来一批中国妇女，设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安定军心，并使官兵士气高扬，增强战力。
首先，以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军队因其法西斯性质，内部实行一种绝对的家长制度。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欺压士兵为能事。
这种官兵关系使士兵感情压抑，对军队生活产生厌恶、仇恨心理，这种人性压制的无序发泄便是强奸案的大量发生，以及反抗长官事件的增加等。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写道：“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军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队的战斗力提升。
由于日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没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时是归期，导致官兵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军方需要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使其为军国主义卖命。
日军前线军官曾反复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1940年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关东军后写道：“第一线的生活，一般都不佳，当考虑精神慰安、给养问题。据部队长所说，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连发生，精神低落。”接着说：“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据说，国境守备队3年间完全没有外出，应该督促爱兵恤士。”从中可以知晓当年日本军界大规模设置慰安所的动机。当战斗白热化时，军官会驱赶军队性奴隶到战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励穷途末路的士兵的战斗热情。因此，日军的后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妇”称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队”。
另外，军方希望用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抚慰战败或对战争恐惧的士兵。士兵在战场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战扬上会干出种种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或缓解这种恐惧心理。
第三，预防性病的流传。
即使在日军内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军方规定战伤为一等症，内科疾病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难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中，性病患者的人数竟比战死的人数还多，究其原因就是强奸当地妇女所致。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违纪行为，就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军队性奴隶实行严格的体检。—般须每周检查，最低限度是一个月检査一次。不合格者绝对禁止接待士兵。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
第四，治安与防谍。
日军高层担心，如果日军士兵为解决性问题而直接到占领地民间的妓院去，与占领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妓女有可能将日军情报转送给中国军队。因此，为了阻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设立军队控制的慰安所，强迫妇女“从军”来为军队服务。
—个日军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性奴隶的数量仍满足不了日军的需要，于是，就大量强征中国女子为军队性奴隶，并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发泄，对日军士兵具有特别意义。
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案迭出，但据说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不过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则出现了明显变化，日军大规模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军情报部一名军官在给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国“慰安妇”能对日军士兵产生这种心理作用，当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恢复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他建议军方必须更多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因此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摘自《新民晚报》
这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日本沿用本国旧称，把军队性奴隶暧昧地称作“慰安妇”），与战时偶发的强奸案完全不同。在军队性奴隶制度下，受侵略国的绝大多数受害妇女是被强逼或欺骗入军，失去人身自由，充当性奴隶的，她们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当今世界，也只有日本这一个国家，在主流政治层面，公然为军队性奴隶制度张目。
1907年第一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为实现彻底驾驭朝鲜的目的，推行鸦片、娼妓的发展政策，到处兴建“红灯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这一政策实施得更快。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便利用战时体制，一鼓作气地推行“朝鲜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鲜青壮年充当炮灰或苦力，并强征朝鲜未婚女子到日军中从事“特殊任务”，即充当军队性奴隶（即所谓“慰安妇”）。
“慰安妇”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产物，在二战中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迅速发展为军队性奴隶制度。
日本政府和军队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动机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为了减少违反军纪的个人强奸行为。
1938年6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承认，在驻华日军中发生了大量的掠夺、强奸和放火等行为。日军髙层认为，为了减少违纪事件，只有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所谓“慰安妇”制度），以恢复占领地的秩序，也就是牺牲占领地的女性来维护日军的纪律，让慰安所起到防止日军违反军纪的所谓“安全阀”的作用。
当日军第116师团即将进入湖南宝庆时，后方主任将宪兵队长山田定招去说：“司令部最担心发生强奸的事件，宪兵队长，为预防这种事故，能不能去募集些‘慰安妇’来？”于是抢来一批中国妇女，设立了慰安所。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现在的兵团，几乎都有‘慰安妇’团随行，似乎成为兵站的一个分队。”这实际上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来替代军人的个人犯罪。
第二，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安定军心，并使官兵士气高扬，增强战力。
首先，以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军队因其法西斯性质，内部实行一种绝对的家长制度。新兵时常遭到老兵的殴打，长官更是以欺压士兵为能事。
这种官兵关系使士兵感情压抑，对军队生活产生厌恶、仇恨心理，这种人性压制的无序发泄便是强奸案的大量发生，以及反抗长官事件的增加等。于是日军上层企图通过推行军队性奴隶制度，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士兵发泄的对象，起到一种“镇静剂”的作用。1939年6月，日军独立炮兵第3联队的《阵中日记》写道：“现在，”慰安妇“增加了，精神上感到很是安慰。”
其次，日军把军队性奴隶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刺激部队的战斗力提升。
由于日军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没有任何休假，也不知何时是归期，导致官兵情绪低下。而且，日军的生活设施也较为简单，毫无乐趣和享受可言。长期的禁欲生活使日本军人积蓄了太多的性能量，因此，军方需要通过提供女性来刺激士兵的士气，使其为军国主义卖命。
日军前线军官曾反复指出，为了鼓舞士气，必须要解决性问题。1940年陆军省医务局长三木良英在视察关东军后写道：“第一线的生活，一般都不佳，当考虑精神慰安、给养问题。据部队长所说，原因不明的逃亡、犯罪，接连发生，精神低落。”接着说：“土肥原师团长要求派遣慰安团。据说，国境守备队3年间完全没有外出，应该督促爱兵恤士。”从中可以知晓当年日本军界大规模设置慰安所的动机。当战斗白热化时，军官会驱赶军队性奴隶到战壕中 “慰安”士兵，以此激励穷途末路的士兵的战斗热情。因此，日军的后方司令部常常把日本“慰安妇”称作“大和女子SEX特攻队”。
另外，军方希望用军队性奴隶（“慰安妇”）来抚慰战败或对战争恐惧的士兵。士兵在战场上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在战扬上会干出种种暴行。日军高层认为，让士兵与女人亲近，有利于摆脱或缓解这种恐惧心理。
第三，预防性病的流传。
即使在日军内部，性病也是不光彩的疾病，军方规定战伤为一等症，内科疾病为二等症，性病是最低的三等症，而且，患了性病就很难被提升重用。
1917年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中，性病患者的人数竟比战死的人数还多，究其原因就是强奸当地妇女所致。日军既然不能制止士兵的违纪行为，就只能通过慰安所满足其性要求，并对军队性奴隶实行严格的体检。—般须每周检查，最低限度是一个月检査一次。不合格者绝对禁止接待士兵。同时，日军还通过使用安全套、“星秘膏”等手段来预防性病。
第四，治安与防谍。
日军高层担心，如果日军士兵为解决性问题而直接到占领地民间的妓院去，与占领地民众接触，尤其是与当地娼妓接触，容易暴露日军兵力、作战动向，妓女有可能将日军情报转送给中国军队。因此，为了阻止日军官兵的自由活动，设立军队控制的慰安所，强迫妇女“从军”来为军队服务。
—个日军老兵曾道出心里话：“日本慰安妇可以放心，朝鲜慰安妇也可以放心，她们天天和士兵在一起，不会向敌方泄露情报。之所以不征集中国女性作慰安妇，就是为了防谍。”实际上，由于日本、朝鲜性奴隶的数量仍满足不了日军的需要，于是，就大量强征中国女子为军队性奴隶，并控制其人身自由。
第五，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发泄，对日军士兵具有特别意义。
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案迭出，但据说他们不太愿意在慰安所内接触中国妇女。不过当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则出现了明显变化，日军大规模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据说这样能够抚慰那些因长期战争遭受挫折而产生沮丧情绪的日军官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妇女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日军情报部一名军官在给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指出：惟有中国“慰安妇”能对日军士兵产生这种心理作用，当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恢复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他建议军方必须更多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日本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因此日本军方首脑反复强调，“军队中的‘慰安妇’，对于鼓舞将士的士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