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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中国近代报刊产生后的一批著名报人代表的生平进行考察,探讨中国早期传媒人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关键词】近代报刊 报人 传媒人 成功条件
從1815年8月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正式创刊,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近代报刊从无到有,从初步发展到报刊大繁荣,期间涌现出众多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报人。作为最早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或创办了老字号的报刊,或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消息,或推动了新闻事业的改革……那么,他们到底具备了怎样的条件使他们在传媒事业上获得成功?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是一个人天赋与后天努力的结果,有时甚至需要一定的时机和运气。爱迪生说,“天才,那就是一分灵感加上九十九分汗水”。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中,王韬、梁启超、陈少白、郑贯公、章太炎、于右任等人可以算得上是报人的杰出代表,有的甚至被称为中国报业的“巨星”。通过阅读他们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身上具备了早期成功传媒人的必备条件,尤其是在思想境界、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正确的思想为报刊活动指明方向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行为是一个人思想的外在表现,是思想的外化。中国近代报人之所以能青史留名,与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分不开的。在整个民族都处于危机的时代,一名成功的报人首先是一名具有良知的报人,是一名思想境界超出常人,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济世情怀和远大理想抱负的报人。他们忧国忧民,正所谓“铁肩担正义,妙笔著文章”。
作为一个报人,首要的条件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思想境界的高低与否,直接制约着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价值。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王韬给我们的启迪正如是。作为那个年代思想能够走到形势发展前面的人,王韬看到了清朝腐败统治下的中国正面临着落后挨打的命运,因此他和他的《循环日报》首先站了出来,大声疾呼,试图通过变法和改良来彻底改变整个民族岌岌可危的命运。在王韬这种思想支配下创办的《循环日报》和他的政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无数的报人从王韬的政论中获益。此外,王韬的思想还体现在创新上。《循环日报》之所以可以断断续续坚持出版了73年,不仅与其偏安一隅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独创的政论体,因为创新做得好,所以特点更突出。
王韬是这样,任公梁启超更是如此。1895年,梁启超去北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得知消息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联合18省的一千多名参加会试的举人制造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提出要以维新变法救中国的新思想。梁启超12岁考中秀才,17岁又以第八名的成绩中得举人,他本可以沿着千百年来读书人考功名入仕途的路走下去,但是救亡图存的思想驱使他不仅要考虑自身前途更应考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康有为的精辟新颖的思想影响下,梁启超愤然决定舍弃仕途,办报扬理,最终成为中国报刊史上著名的报人。
晚清爱国报人郑贯公、“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以及“竖三民”报纸的创办者于右任等无不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报人代表。郑贯公在办报之前就经常阅读《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后来在康、梁主办的大同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蔡锷等一批进步同学,并和时居日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了来往,郑贯公的革命思想有了迅速进步,这些革命思想反映在他最后创办的《有所谓报》中。《有所谓报》以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而被人们所称道。郑贯公超越改良主义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有所谓报》最终名留青史;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报人,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意识到变法维新难以治愈中国的顽疾,于是以报纸为阵地,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正仇满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大量振聋发聩的文章,被人们冠之“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的美誉。
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报人的必备条件
在中国,作为一名传媒人的基本业务素质,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应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乃至今天发展迅猛的网络媒体,媒体新闻内容的载体首先应是以语言表述为主的文本新闻,因此,驾驭文字的能力和语言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培养这些能力,首先必须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纵观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众多著名报人,扎实的旧学基础,浓厚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是他们在报刊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据王韬的自传《弢园老民自传》记载,他的父亲教书为业,母亲也有文化,他自幼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4岁起由母亲口授字义,9岁随父亲攻读四书五经,12岁能诗,14岁能文,以后“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17岁第一次参加乡试便考中秀才。因此王韬的政论文章可以做到挥洒自如。无独有偶,将王韬政论体发扬光大的梁启超也有个在家乡设馆授学的父亲,不仅如此,梁启超的祖上就有读书识字的传统,祖父便是个秀才,“爱好书法,习柳公权体,字迹刚健婀娜①”可谓是书香门第。梁启超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梁维清攻读经书,8岁就会写文章。前面我们也提过他12岁考中秀才,17岁中得举人,可以说是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的,连黄遵宪也称赞他的文章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在后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梁启超以寡敌众,下笔动辄数万言,其国学底蕴可见一斑。
爱国报人郑贯公出身不如梁启超,但小时候也在家乡读过私塾,据说他“少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目。”②而根据曾宪明老师《中国百年报人之路》一书中记载,章太炎也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其曾祖父章均兴建过苕南书院,开办过家塾;祖父章鉴做过官,讲过学,习过医,家藏古书五千卷;父亲章濬,当过知县,能文善诗。这样的环境给章太炎创造了很好的学习环境,他13岁起随父亲学习,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昭明太子的《文选》,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都是他不离手的书籍。这样的国学背景使章太炎在今后的报刊活动中游刃有余,常常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把对手批驳得体无完肤。正是由于博览群书,熟读典籍他才成为中国报界罕见的政论辩才,在报刊宣传中无往不胜。
于右任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萧楚女是少有的两位出身贫寒的报人,即便如此年少就失去父母双亲的于右任仍然在7岁时被收养他的伯母送去私塾读书,学习经书、诗文和书法。后来又辗转于三原的宏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和西安的关中书院学习。17岁以三原县第一名的身份成为秀才,25岁考中举人;即便是被誉为我国“第一个正式参与近代报刊工作的人”的刻字工梁发,虽然一生仅有四年的村塾学习经历,但由于他读书勤奋刻苦,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广泛涉猎,为今后从事报刊传播活动提供了知识基础。
三、学贯中西,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报人拥有世界眼光
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就能保证一名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得心应手,名留青史吗?不,在那样一个列强对中华民族垂涎欲滴的年代,如果以上提及的这些报界名人仅仅满足于民族的文化宝库,同样会成为井底之蛙,成为泛泛之辈。学贯中西才是优秀的传媒人应该具备的资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广泛地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才能认清世界发展的方向,才能看到自身发展的缺陷和不足,才会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可能。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使中国近代报人拥有了世界眼光,而这中间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关键词】近代报刊 报人 传媒人 成功条件
從1815年8月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正式创刊,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近代报刊从无到有,从初步发展到报刊大繁荣,期间涌现出众多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报人。作为最早的新闻从业人员,他们或创办了老字号的报刊,或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消息,或推动了新闻事业的改革……那么,他们到底具备了怎样的条件使他们在传媒事业上获得成功?
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是一个人天赋与后天努力的结果,有时甚至需要一定的时机和运气。爱迪生说,“天才,那就是一分灵感加上九十九分汗水”。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中,王韬、梁启超、陈少白、郑贯公、章太炎、于右任等人可以算得上是报人的杰出代表,有的甚至被称为中国报业的“巨星”。通过阅读他们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身上具备了早期成功传媒人的必备条件,尤其是在思想境界、教育背景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正确的思想为报刊活动指明方向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行为是一个人思想的外在表现,是思想的外化。中国近代报人之所以能青史留名,与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分不开的。在整个民族都处于危机的时代,一名成功的报人首先是一名具有良知的报人,是一名思想境界超出常人,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济世情怀和远大理想抱负的报人。他们忧国忧民,正所谓“铁肩担正义,妙笔著文章”。
作为一个报人,首要的条件是要有正确的思想。思想境界的高低与否,直接制约着一个人的社会活动价值。中国最早的报刊政论家王韬给我们的启迪正如是。作为那个年代思想能够走到形势发展前面的人,王韬看到了清朝腐败统治下的中国正面临着落后挨打的命运,因此他和他的《循环日报》首先站了出来,大声疾呼,试图通过变法和改良来彻底改变整个民族岌岌可危的命运。在王韬这种思想支配下创办的《循环日报》和他的政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百多年来,无数的报人从王韬的政论中获益。此外,王韬的思想还体现在创新上。《循环日报》之所以可以断断续续坚持出版了73年,不仅与其偏安一隅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独创的政论体,因为创新做得好,所以特点更突出。
王韬是这样,任公梁启超更是如此。1895年,梁启超去北京参加会试,时值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得知消息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联合18省的一千多名参加会试的举人制造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提出要以维新变法救中国的新思想。梁启超12岁考中秀才,17岁又以第八名的成绩中得举人,他本可以沿着千百年来读书人考功名入仕途的路走下去,但是救亡图存的思想驱使他不仅要考虑自身前途更应考虑国家民族的危亡。在康有为的精辟新颖的思想影响下,梁启超愤然决定舍弃仕途,办报扬理,最终成为中国报刊史上著名的报人。
晚清爱国报人郑贯公、“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章太炎以及“竖三民”报纸的创办者于右任等无不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报人代表。郑贯公在办报之前就经常阅读《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后来在康、梁主办的大同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蔡锷等一批进步同学,并和时居日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了来往,郑贯公的革命思想有了迅速进步,这些革命思想反映在他最后创办的《有所谓报》中。《有所谓报》以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而被人们所称道。郑贯公超越改良主义的革命思想和他的《有所谓报》最终名留青史;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报人,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百日维新”失败后,章太炎意识到变法维新难以治愈中国的顽疾,于是以报纸为阵地,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正仇满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大量振聋发聩的文章,被人们冠之“以文章排满的骁将”的美誉。
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报人的必备条件
在中国,作为一名传媒人的基本业务素质,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应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乃至今天发展迅猛的网络媒体,媒体新闻内容的载体首先应是以语言表述为主的文本新闻,因此,驾驭文字的能力和语言处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培养这些能力,首先必须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纵观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众多著名报人,扎实的旧学基础,浓厚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是他们在报刊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据王韬的自传《弢园老民自传》记载,他的父亲教书为业,母亲也有文化,他自幼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4岁起由母亲口授字义,9岁随父亲攻读四书五经,12岁能诗,14岁能文,以后“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17岁第一次参加乡试便考中秀才。因此王韬的政论文章可以做到挥洒自如。无独有偶,将王韬政论体发扬光大的梁启超也有个在家乡设馆授学的父亲,不仅如此,梁启超的祖上就有读书识字的传统,祖父便是个秀才,“爱好书法,习柳公权体,字迹刚健婀娜①”可谓是书香门第。梁启超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梁维清攻读经书,8岁就会写文章。前面我们也提过他12岁考中秀才,17岁中得举人,可以说是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的,连黄遵宪也称赞他的文章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在后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梁启超以寡敌众,下笔动辄数万言,其国学底蕴可见一斑。
爱国报人郑贯公出身不如梁启超,但小时候也在家乡读过私塾,据说他“少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目。”②而根据曾宪明老师《中国百年报人之路》一书中记载,章太炎也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其曾祖父章均兴建过苕南书院,开办过家塾;祖父章鉴做过官,讲过学,习过医,家藏古书五千卷;父亲章濬,当过知县,能文善诗。这样的环境给章太炎创造了很好的学习环境,他13岁起随父亲学习,除了读四书五经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昭明太子的《文选》,许慎的《说文解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都是他不离手的书籍。这样的国学背景使章太炎在今后的报刊活动中游刃有余,常常在文章中引经据典,把对手批驳得体无完肤。正是由于博览群书,熟读典籍他才成为中国报界罕见的政论辩才,在报刊宣传中无往不胜。
于右任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萧楚女是少有的两位出身贫寒的报人,即便如此年少就失去父母双亲的于右任仍然在7岁时被收养他的伯母送去私塾读书,学习经书、诗文和书法。后来又辗转于三原的宏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和西安的关中书院学习。17岁以三原县第一名的身份成为秀才,25岁考中举人;即便是被誉为我国“第一个正式参与近代报刊工作的人”的刻字工梁发,虽然一生仅有四年的村塾学习经历,但由于他读书勤奋刻苦,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接受了传统的儒家伦理教育,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广泛涉猎,为今后从事报刊传播活动提供了知识基础。
三、学贯中西,受先进文化的熏陶使报人拥有世界眼光
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就能保证一名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得心应手,名留青史吗?不,在那样一个列强对中华民族垂涎欲滴的年代,如果以上提及的这些报界名人仅仅满足于民族的文化宝库,同样会成为井底之蛙,成为泛泛之辈。学贯中西才是优秀的传媒人应该具备的资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广泛地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才能认清世界发展的方向,才能看到自身发展的缺陷和不足,才会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可能。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使中国近代报人拥有了世界眼光,而这中间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