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藏书历史，并非仅仅是书痴们的癖好史，而是与社会的智慧库—大学、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通过书籍的搜寻、储藏、捐赠，尤其是成熟的拍卖制度，西方很早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书籍价值评估体系，确保了稀有文献在经济、精神及社会价值诸方面的公共认同。阅读巴斯贝恩的《文雅的疯狂》，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英美藏书家是怎样通过拍卖、捐赠、遗嘱、信托基金等制度形式为社会的智慧库注入源源不断的信息资源，怎样影响着学术、文化的发展。细读此书，我深深被亨廷顿的一句话所吸引：“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秘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美貌不足恃，金钱本易散，帝王多速朽，以藏书的方式介入文化的传承、求得不朽正是西方许多藏书家超越凡庸现实的一种途径，其中也包括众多顶级富豪。在巴斯贝恩笔下，藏书家不仅仅是被上帝之手触碰过的人，拥有无与伦比的眼福以及与高士贤哲秘密对谈的机遇，享受过世人无法享受的巨大快乐。同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殚精竭虑、不吝巨资地搜罗文献，开明慷慨，造福社会，竭尽一己之力来保存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私人藏书，造福公众”的涵义。因此，《文雅的疯狂》不单单是一本 “书林英雄传”，也可以说是英美藏书家介入公共知识传播系统的一种另类呈现，是一部立体的藏书文化地图。
　　巴斯贝恩是一位记者，也曾担任过文学、书评编辑，因而有机会广泛涉猎西方书话、目录、图书馆历史著作，并与当代藏书家有着十分频繁深入的交流往来，十余年来遍访世界各大公共图书馆，先后著有《文雅的疯狂》、《疯雅书中事》、《坚忍与刚毅》等著作，是西方近年来最有影响的书史研究者之一。给他带来广泛声誉的《文雅的疯狂》分上下两部，上部谈论欧洲大陆古典时代及英伦、北美早期的藏书史，以严谨的考据为基础讲述了许多超级书痴的故事;下部则专注于美国当代藏书以及书林掌故的描述。表面上读来，此书是一本书痴传，但同时也暗藏着作者描述藏书史，尤其是美国藏书史的雄心。在第一章《上帝之手》中，巴斯贝恩以一种略显凌乱的方式描述了“最轻的小病”—“藏书癖”—的种种症状，而全书则尽可能地为我们呈现了从古至今藏书癖的种种形态。而关于欧洲及英国藏书要闻轶事的“灵魂香膏”、“英伦旧事”两章则有些简略，或许只是为了交代美国藏书史的来路。依照巴斯贝恩的叙述，我姑妄将美国的藏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辟荆榛的时代，主要人物包括北美先哲詹姆斯·洛根、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托马斯·普林斯、以赛亚·托马斯、乔治·布林利等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黄金时代，涌现了摩根、亨廷顿、罗伯特·霍三世、福尔杰、纽顿、罗森巴赫等杰出藏书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后黄金时代”，则是各种专题收藏群雄纷争的天下。作者专门设立了“北美先哲”一章，记述了十余位北美早期藏书家的事迹，其中既有早期传教士，也有富兰克林那样的开国元勋，还有亨利·史蒂文斯那样的重要书商。他们一起为北美这块新大陆注入了新鲜血液，保存了北美印第安语的《新约全书》、《马萨诸塞湾圣诗》、《北美鸟类图谱》等美洲早期文献，经过不懈努力输入了古登堡《圣经》、《美因茨圣咏诗》等无上善本。其中清教牧师约翰·哈佛临终前将自己的一半财产及全部藏书捐给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佛大学，是为北美历史上的第一笔藏书捐献，而十名公理会教士、英国东印度公司总督伊利胡·耶鲁以及乔治·伯克利主教的捐赠则成为了后来耶鲁大学藏书的基础，杰弗逊的藏书则成为国会图书馆的精魂。
　　有趣的是，对于是否由政府购藏杰弗逊、华盛顿两位开国元勋的藏书，联邦政府并无兴趣，国会均投了否决票。富兰克林的藏书最终被拍卖了事，这不能不令人唏嘘。到了十九世纪中期，藏书的风气已经有了变化，书籍不再仅仅是供学者研究的工具性资料，而是逐步变成了珍本，有意识的藏书逐步形成。这一时期，涌现了三位书痴，即詹姆斯·伦诺克斯、约翰·卡特·布朗、乔治·布林利，三人的居住地相距不超过一百五十英里，皆有志于美洲文献收藏。其中伦诺克斯财力较富，而布林利眼光更好。伦诺克斯曾委托史蒂文斯以五百英镑购得美国的第一部古登堡《圣经》，价格之高让伦诺克斯也勃然大怒，甚至一度拒付海关税（后来该书与伦诺克斯的藏书一起存放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倘若他知道后来此部书籍价格蹿升之快，恐怕要转怒为喜了。概而言之，此一时期欧洲书籍大量流入北美大陆，也建立了一些公共藏书机构，但总体上规模及社会影响力仍然有限。
　　巴斯贝恩认为，十九世纪初期，也就是迪布丁所处的年代，堪称藏书史上的英雄时代，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则是黄金时代，尤其是在美国。这一观点明显受到了罗森巴赫的影响。罗氏在纽顿纪念文集中曾说：“十九世纪初叶，世上出现了一位能言善道、忒爱撰文谈论书籍的文士。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正是当年受到众多藏书家顶礼膜拜的守护神。他的追随者大半为英国的贵族与上流人士。当闻名遐迩的《书痴》于一八一一年刚刚面世，就在书籍世界引发广泛回响，而该书亦从此被历代爱书人奉为经典，那个时代因而姑可名之曰‘迪布丁年代’。”（《搜书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英国人迪布丁（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出生于加尔各答，两岁丧父，不久母亲亦去世，后在牛津的圣约翰学院和林肯律师学院受教。可是他的律师之路并不顺畅，遂于一八○四年担任牧师，后长期为斯宾塞伯爵掌管图书馆，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目录学家之一，著有《书痴，或藏书狂》（Bibliomania; or Book Madness，1809年初版，1811年版则影响更为深远）、《十日谈书目解题》（Bibliographical Decameron）、《艺文生涯琐忆》（Reminiscences of a Literary Life）等书。他的《书痴》不无幽默地将藏书癖诊断为致命疾病，其论述话语一直影响到今天大多数的书话写作。但是迪布丁的著作常常只是将古籍善本一一罗列，且错误不少，因而被认为见识浅薄，其实在书话写作的起步阶段这都是难免的，倘若没有迪布丁的著作，我们对十八世纪藏书的了解一定会单薄不少。巴斯贝恩之所以将这一时期称为英雄时代，正是基于迪布丁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毫无疑问，美国藏书史的起始阶段也受到了迪布丁著作的熏陶，而黄金时代则逐步走出了迪布丁的笼罩，在书话写作、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的建造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迈出了意义深远的步伐，此时“集藏珍本秘籍成了智慧和才华的象征”（《文雅的疯狂》）。被巴斯贝恩称为“群雄竞逐”的这一时代，藏书聚散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沿着龚古尔遗嘱的精神，以拍卖的方式散尽藏书。龚古尔曾说：“余所庋藏之名画、画片、古玩、书籍—丰富我此生之艺品也者—等等物事，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任由无心过客懵懂观览;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借此，余长年逐一搜罗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品味雅兴，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也。”（A.爱德华·纽顿《最伟大的书》，陈建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作出同样选择的苏珊·明斯也说：“收藏的美好乐趣我已经享用过了;且让别人也品尝品尝这滋味吧。”布林利、罗伯特·霍三世、纽顿等都采取了这一形式。第二种模式，则是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亨利·E.亨廷顿、亨利·克雷·福尔杰等人为代表，以自建藏书楼的形式整体保存自己的藏书，以设立遗嘱、私人基金等方式保证自己的藏书服务大众。第三种方式，则是传承了约翰·哈佛的传统，向大学捐建藏书楼、捐赠藏书，以哈里·埃尔金斯·威德纳、科克伦以及稍后的霍顿等人为代表。第一种着眼于爱书的收藏家，第二种着眼于公众，第三种则与大学、母校联系在一起，三者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藏书聚散的交响曲。
　　巴斯贝恩在这一章中之所以选择罗伯特·霍三世作为开篇人物，因为霍的藏书拍卖会介于摩根与亨廷顿的收藏之间，是亨廷顿藏书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坐标。此前，这位太平洋沿岸的有轨电车之王刚刚委托乔治·D.史密斯以一百三十万美元的高价整体购买了丘奇的藏书，紧接着又在霍的藏书拍卖会上连续发力，拍得了一大批绝世珍本，并以五万美元的高价拍得一部古登堡《圣经》，创下了古书拍卖的新纪录。其实亨廷顿整体购藏的做法，正是摩根过去一段时间经常采用的，两巨头竞相生辉，堪称藏书史上的一大景观。一九一五年，他又从一位律师藏书家中购入两万部英美文学名著，其中就有两部爱伦·坡的《帖木儿及其他诗歌》，后来又将大藏书家贝弗利·丘的藏书整体购入，而且不断丰富其与莎士比亚有关的珍本收藏。据统计，一九○四至一九二七年间，曾先后有一百二十位藏书家的藏品被亨氏大半整体购入，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藏书大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美国书商史密斯和罗森巴赫先后为之掌眼主事。昔人费尽一生心力之所聚，旦暮之间尽归于亨氏，故二十年间所成足以傲视大英博物馆所藏。曾为亨廷顿助力的美国文物协会会长布里格姆曾说：“财势、睿智、多金，三者合一，铸就了亨廷顿成为世间无与伦比之大藏书家。”可谓一语中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亨廷顿因病去世，不久股市崩盘，大萧条开始了，虽然还有不少新兴藏书家继续善本收藏，而黄金年代则悄然谢幕。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还有一个与壮志未酬的青年才俊威德纳有关的故事，充满了悲情与温情。霍氏藏书拍卖开始的一九一一年，威德纳才刚刚二十六岁，次年三月与父母一起远赴英伦参加一场拍卖会，并于四月乘坐泰坦尼克号返回纽约，不料十四日晚那艘永远不会沉没的大船撞上了冰山，威德纳随同轮船一同沉没，她的母亲则坐上了救生艇幸运生还。她在写给罗森巴赫的信里说：“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世间所有欢趣，均已离我而去。”于是她致力于在儿子的母校哈佛大学捐资兴建了以威德纳命名的图书馆，并将儿子的藏书全部捐献出来。这种将藏书捐赠母校的做法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常春藤名校之间。
　　为了表达对母校一门戏剧课程的感激，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赛艇大亨亚历山大·科克伦提议兴建一个艺文会社，并将自己的精美藏书安置于此，供所有“伊丽莎白俱乐部”的学生使用。后来著名藏书家温希普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了著名的“5e”课程，让许多学生都成了终生的爱书人，该课程的一些受益人都为母校接受捐赠藏书作出了贡献，如小阿瑟·A.霍顿就在哈佛捐资兴建了专门存放珍本秘籍的霍顿图书馆。罗森巴赫在评述这个年代时曾说：“购藏书籍在吾国尽落入工商巨子或所谓的富豪财神之手，而非归于学院教授和大学者，此真是无上好事。”
　　诚然，藏书这桩勾当看似小道，却非识见不凡、财力雄厚者不办，以摩根、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一代富豪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成为了古籍文献和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的守护人。如果我们将此书与巴斯贝恩《坚忍与刚毅》中谈论图书馆的内容对读，会发现美国藏书的黄金时代基本与公共图书馆的大规模兴建同步。富豪安德鲁·卡内基并不以藏书著称，却是大规模捐资兴建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人;另一位稍早一些的富豪约翰·阿斯特则致力于提升图书馆藏书的数量和质量，其藏书后来和伦诺克斯的藏书合并，形成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核心收藏，哺育了许多文化、文学大师和发明家，其中就包括卡津、布鲁姆、伊萨克·辛格，以及复印机的发明人卡尔森、偏光镜的发明者兰德等等。当时的许多图书馆不仅重视服务大众，同时也十分重视为少数人的阅读服务，这些少数人往往是重建古代文明的主要力量，藏书家的收藏主要服务于此。
　　正如先哲所言，不朽乃是人的伟大精神需求之一，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亨廷顿那样雄厚的财力，可以在拍卖场上予取予求，于是《文雅的疯狂》还为我们描述了各色各样的当代藏书家，有书林怪杰、窃书大盗，也有藏书世家、学府奇才，呈现出“后黄金时代”缤纷多彩的藏书生态。正如纽顿所说，“旧书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诸多绝世俊物早已归诸公藏之后，新藏家不断涌现，珍本秘籍却越来越少，除非有大藏家挥泪散书，否则想重现昔日辉煌实在很难，而巴斯贝恩所说的“八十年代奇迹”正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场重要拍卖会中，花园有限公司的藏书拍卖最为波诡云谲，就像一部悬疑重重的侦探片。这批珍本的收藏者本名黑文·穆尔（Haven Moore），常用名Haven O’More，据说是个字谜，与英文“不再有”（Have No More）谐音，故陈焱先生译为“卜斋友”，可谓音义两妙。此君衣履鲜洁华贵，气焰嚣张，自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又习瑜伽、武术、印第安秘术，所到之处，一掷千金，而且背景神秘。有人说他曾任职于FBI，也有人说他当过演员，还有人说他为国防部发明过尖端武器，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这些，而是此君见面必要让人称他为当代第一藏书家，在藏书巨擘霍顿先生面前亦是如此。更让人疑窦丛生的，是他卷入了一桩诉讼案，被迫拍卖藏书，并且创下了均价五万二千八百美元的惊人纪录。原来，此君购书所用资金全系合伙人迈克尔·戴维斯所有。两人曾订立协议，合伙资金一千多万美元全由卜斋友支配，因而可以纵横拍场，所向披靡。不过这惹得戴维斯家族极为不满，最后对簿公堂，使得这位神秘人物脸面尽失，涉案卷宗依然处于保密状态。不过，此君虽行事乖张，却眼亮心明，视藏书如生命，洵为藏书界的一代大侠。他在拍卖目录的前言中曾说，那些巨构杰作乃是“灵性之心向人类的血管输送缔造生命之血，是先于所有肉体之血的更高华之血，是提供宗旨和延续意义的精神之血”，只有不停地摩挲、阅读、浏览、闻嗅那些绝世俊物，才能真正与之相伴。寥寥数句，即可见出此君特立独行的胸怀，也可以想象出其谈论藏书时那种目中无人的神色与腔调。除了卜斋友，书林大盗斯蒂芬·卡里·布隆伯格的故事也是《文雅的疯狂》的一个亮点。正如巴斯贝恩所言，“因偷书而触犯法律，在美国法庭上因被告患有精神病而提出无罪抗辩，迄今记录在案者，亦仅此一宗。”这位偷书贼，本来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每年可得到一笔高达七万两千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可以随时出发，自由旅行。可是他偏偏嗜书成瘾、偷书成癖，二十年间出入二百六十八家图书馆，偷窃了两万三千六百多本书，其中多数是精绝珍本。用他的话来说，这些书就是他“生命的骨架”。在书籍收藏方面，他最佩服布林利，却最终走上了詹姆斯·希恩的老路，成了一位举世无双的偷书贼。古往今来，偷书之癖之严重程度能超过布隆伯格的，恐怕没有几位。
　　巴斯贝恩对美国当代藏书家的书写，魅力独具之处在于他采用了新闻调查的形式，具有很强的纪实感。黄金时代唯有用来缅怀，当代藏书家的一举一动则皆在目前，他们包括：专藏美国文学精品的纽约投资家卡特·伯登，致力于版画收藏的巴斯金夫妇，专攻福克纳珍本的布罗斯基，专攻以色列文学的霍尔茨曼，致力于餐饮烹饪书籍的名厨兼餐厅老板路易斯·绍特马里二世，替中央情报局收藏间谍情报文献的福兹海默，用心于儿童文学收藏的露丝·M·鲍德温、贝琪·B.雪利，致力于意第绪语书籍收藏的阿伦·兰斯基，专门收藏黑人文献的阿瑟·阿方索·朔姆堡以及查尔斯·L.布洛克森，专攻科幻小说收藏的电影经纪人阿克曼，专攻林肯文献收藏的路易斯·塔珀，专攻贝克特文献的演员约翰·拉洛奎特，专攻手稿文献的戴维·卡佩莱斯，还有为德州大学藏书作出巨大贡献且魅力非凡的哈里·亨特·兰塞姆……综观巴斯贝恩对“后黄金时代”藏书家的书写，可以发现其中的佼佼者多为专题收藏，其中虽不乏巨富大贾，但是像摩根、亨廷顿、罗伯特·霍三世那样海纳百川、气吞百代的藏书家已成过往。
　　形形色色的专藏，都是嵌入历史与文化深处的一枚枚坚硬的楔子，可以帮我们复活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书籍文献，实际上把往者、当下与来者联系在一起，成为灵魂的一种延伸。巴斯贝恩的这本着眼于“激情”的书，本身也是在替古人续命，为藏家作传，为来者启迪。在今天看来，也许他对美国当代藏书家的描述还有些粗糙，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将越来越珍贵。与前辈迪布丁、纽顿、罗森巴赫等人相比，巴斯贝恩更像是一位“收藏藏家”的人，其诸多谈论书的书每每从史的钩沉与新闻调查入手，对人和事的关注较多，对书的关注还不够深入，唯有极富私人气息的《疯雅书中事》是个例外。巴斯贝恩的优势和独特性，是他正处在传统书籍没落而网络阅读兴起的时代，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视野使他拓宽并丰富了书话的写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