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老王》一文中所表达的“愧怍”之情的理解，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尝试从杨绛同类散文作品中所流露的思想情感的角度切入，以她自剖时所触及的自己灵魂深处的“类群”观念与“私心”意识为落点，来感受她这样的典范知识分子特有的风致高迈。
　　【关键词】“有心” 类群观 无意 “私心”
　　
　　 杨绛简约朴实、含蓄温婉的叙述风格，让她在《老王》结尾处留下的那句反思语：“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一直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那么，杨绛到底是为什么而感到“愧怍”呢？是为没有能从人格上平等地对待老王？是为没有能体会到老王对他们的真情付出？是为他们对老王的关心还不夠深入？……从任一角度看，各种见解也许都不无道理。不过，文本解读的魅力，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故对同一文本无限解读下去的冲动总是激发着读者。从这一意义上讲，本文尝试换个角度咀嚼《老王》一文的意蕴，以便真切地品一品杨绛先生内心的那份“愧怍”之情。
　　先引杨绛《干校六记》中的两片文字来看看：
　　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引者省略）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引者省略）“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引者省略）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凿井记劳》
　　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引者省略）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误传记妄》
　　《凿井记劳》中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杨绛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类群，这或许便是她与老王之间总有着一定的距离感的现实基础。《误传记妄》中的文字，则让我们看到了杨绛推己及人、由人观己的博大情怀，看到了她勇于自剖的赤诚之心。这里她用了“私心”一词，率真之情，令人感怀。
　　这两片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或许能帮助我们深入解读《老王》一文中的“愧怍”之因。
　　一、类群观下的“有心”
　　《老王》一文是这样开头的：“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开头的文字，看似平常，却于不经意间点出了“老王”与“我”分属于一个“蹬”一个“坐”的两个不同类层的情形。像这样自然地流露出边界的文字，在后文还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显然，在作者的潜意识之中，老王属于“蹬三轮车的”类群，“我们”只是他们的“主顾”，而且他们与“我们”之间最直接的关联不过是生意上的“欺负”（占便宜）而已，而老王有别于他所属的类群的，只是老实到未往这方面想罢了。正是因为这种类群观的存在，无形中左右了作者的思维，让她在处理与老王之间交往的时候，总是突破不了分野。
　　老王作为身处底层的三轮车夫，他的不幸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因“失群落伍”，靠“单干”，而致生计艰难；而且因光棍单身，“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了”，而致老而无依；并且又因一只眼是“田螺眼”，以致人们“不愿坐他的车”，甚至诋毁他的人品，鄙弃他这个人。
　　对于老王的不幸，杨绛出于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地表示同情与理解，她不仅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看待老王，而且还对他予以了特别关顾。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重要的是作者头脑中所存有的类群观念影响了她看问题的视角。在她看来，老王作为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底层车夫，维持生计尚且不易，而物质上相对宽松些的自己，当然应该多多关照他而万万不可沾他的光。正是出于这样有良知的考虑，杨绛才在面对老王代送冰“车费减半”的自愿时，“当然”地“不要他减半收费”；才在面对老王“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的诚意时，“一定要给钱”；才在面对老王临死前送大鸡蛋与香油“不是要钱”的真心时，坚持“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也正是由于这种“有心”，才导致了杨绛在处理与老王之间的交往时，容易出现总是从“我”这边看过去而不能从“他”那边看过来的大意。
　　也许杨先生在把送钱先生看病的劳务费硬塞给老王时，面对老王“你还有钱吗？”的不放心，她“笑说有钱”的潜台词是“我再怎么没钱，也绝不能沾你这样的苦命人的光啊！”殊不知，恰恰正是这种一意“有心”的善待，让她看不到老王不避嫌疑，敢于接近他们这类有政治斑点的人的无私，让她体会不到老王那句“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所包含的真情：“虽然平常我送钱先生是要钱的，但今天不同于平常，这是送钱先生看病，怎么能要钱呢？我能不通人情吗！”同样，当老王临死前硬撑着病体送大鸡蛋与香油给杨绛时，她明知道“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却又习惯性地“转身进屋去”拿钱，并且在老王明说了“我不是要钱”时，她还要坚持：“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就免得托人捎了”，杨绛关照老王、不沾老王这类底层人的光的“有心”，俨然已化作了平时的一种自觉行为。太过执着于这一方面了，以致于她当时压根就没注意到，老王这种把他们当亲人一般依恋的临终眷顾中，其实流淌着他心性间穿透一切类层、超越一切人为的群分的本真。
　　一个底层的车夫，能够秉持人应有的天性真情，超越人为的类群隔阂，赤诚与人往来，相比之下，杨绛自觉到，她自己这种带着“类群”意识的“有心”而为，实在难脱愧怍汗颜之感。
　　二、“私心”念间的“无意”
　　在回顾自己与老王的交往上，杨绛拷问的眼光是细密的，她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善意上所附着的类群色彩，而且看到了因类群观导致自己总是喜欢从“我”出发思考问题的失察。在平实的叙写中，杨绛翻开了自己对老王主动关心不足的一面，我们可以从文中好些地方的讲述里感受到这种尖锐的自我追讨。比如，文中记写了她了解到老王住哪儿的情形，点出她是在散步时看到老王进了一个破落的大院后，才在后来问起的，而老王的回答是“住那儿多年了”。作者写出这个细节，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疏于关心老王的，竟然对他住那儿多年都不知道。再如，对于老王生病情形的记写，作者的文笔间流出的信息是，她始终不知老王生的是什么病，吃的是什么药，直到他不能扶病来她家时，也只是靠老李传话，未亲自前往探视过一次（前文已交代，她是知道老王住处的）。这看似寻常写来的文字间，其实暗藏着作者对自己主动着意关心老王不够的反省。又如，有关老王去世情况的交代，作者告诉我们，老王是在去她家后的第二天去世的，可她却是在十多天后碰到老李时才得知的，而且当老李讲起有关老王作为回民的一些入葬情况时，她也只是抱着“我也不懂，没多问”的心理。这就进一步地揭开了自己对老王的情况习惯性地缺少主动留意的一面，其自省的细致犀利，由此可见一斑。尽管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行进着，很多人事的发生都是出于无意的，但善良的作者还是要这样苛求自己。
　　这便涉及到杨绛所说的“私心”问题了。其实正如前文所说，从比之于老王多少“幸运”得多的角度上考虑，杨绛的良心深处那股对弱者的同情与关照，让她总是从自身角度上审视自己，万万不可在与老王的交往中反倒沾了他这样的底层人的光，不然自己于心难安。我们可拿文章结尾的反思文字来做分析。“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很明显，杨绛在与老王的交往中，特别在意自己的做法留给对方的感受，在意自己的心意对方能不能领会，如果自己的付出对方理解了，那便到位了，自己也就心安了。尤其是杨绛很直观地把老王临死前上她家送香油与鸡蛋的行为理解为“来表示感谢”，而完全不往老王把他们当亲人看待、临终前眷念不下这一思路上想，这就很有咀嚼的意味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作者的心中，总以为在与老王的交往上，自己是不欠对方什么的，对方带东西前来，不是为了钱的话，那当然便是来表谢意的了。如此看来，杨绛于看似不经意的叙述间不动声色地揭出自己的“私心”，揭出由此而带来的在与老王交往上的过多疏忽，或许正是其愧怍的落点所在。
　　总之，透过《老王》平实的叙述文字，我们看到了杨绛博大的胸怀。她在昭示底层民众身上可贵的思想品质的同时，却用苛刻的眼光反观着自己，对隐藏于自己思想深处的类群意识和善待他人背后的所谓“私心”予以了鞭挞，表达了“愧怍”。这种严格的自省间，闪烁着典范知识分子特有的风致高迈。
　　作者单位：江苏兴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