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4日，笔者参加了一次主题为“玄奘之路”的15公里徒步活动，从榆林河水库到戈壁清泉。时节正值金秋，怎奈天色昏暗，猛烈的西北风在戈壁上肆虐，徒步最初的体验差点让几个第一次戈壁徒步的同事打了退堂鼓。为了体现最本真的玄奘精神，“玄奘之路”活动在沿途没有设置任何补给站，为了不被“遗弃”在广袤的戈壁上，我们一直紧紧咬着领队的步伐。直到转过榆林水库，发现路上的风景好了许多，便渐渐淡化了那种痛苦的赶路之感。一路上，有时会遇见几十头排列整齐地站立在山前坡地上的野骆驼，仅仅相距10多米，它们用硕大的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们；有时可以看见山崖上黝黑的小洞，那是放羊人蜗居的住所，像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与我们隔岸对视；有时遇见潜藏在山间溪流里绿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石头，闪着莹莹的光。最惊艳的是，一走进山谷，就遇到了金黄色的胡杨林，在人迹罕至的浪柴沟里野蛮地生长，浸透着生命的张力。
　　浪柴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西南45公里处（直线距离），地理坐标东经95°78′80.04″，北纬40°11′83.25″。山间有一条涓涓细流，属泉眼溢出水，其常年不断的水源有赖于此地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瓜州县地下水蕴藏量7.6亿立方米，可开采量7570万立方米，地下水年均综合补给量58万立方米。正是地下水在此地溢出，长期的侵蚀将南截山切割出一条狭窄的峡谷。峡谷前部的广阔戈壁地带，由榆林河和浪柴沟泉水洪积、冲积物构成，形成巨大的踏实洪积、冲积扇，整个倾斜平原被上更新世和全新世的沙砾岩覆盖。
　　浪柴沟山谷经流水侵蚀，露出大量的褶皱山体，褶皱分层十分清晰，且颜色各不相同，展现出造山运动时期丰富的地质构造过程。整个峡谷长4.5公里左右，黄土堆积层和褶皱山体交替出现，具有独特的地质观赏和研究价值。
　　循着景色迷人的峡谷向上，在水流的上游，分别发现了一处陶窑窑址和一处陶片堆积层。
　　陶窑窑址
　　行到距戈壁清泉约3.5公里处，发现了一处竖穴式窑址，呈覆钵型，窑顶已然坍塌，碎砖散布在周边，窑壁的2/3嵌于河岸低矮的崖面上，另外1/3则是裸露的作业面。窑址就近建造在河岸边，以便于取水。
　　此处竖穴陶窑窑址是在河岸边的生土层掏挖，然后用砖修制窑壁而成。陶窑由火膛、火道、火眼、窑室等部分组成。火膛呈圆形袋坑状，上面设有沟道状火道。窑室位于火膛的上方或斜上方，平面呈圆形，上部逐渐收缩，封顶时留出排烟孔。窑室底部设有分布均匀的火眼。烧窑时，火焰从火膛进入火道，然后经火眼进入窑室，上升流经坯件，最后烟由窑室顶部的排烟孔排出窑外。竖穴窑的独特设计使燃料燃烧得更充分，火力也更为均匀，因此成为使用范围最广的陶窑样式。
　　陶窑窑址周边胡杨丛生，有的根须甚至长在窑壁之上。作为用火重地，显然不会在此地种树，因此不是窑址建设之初的栽植，而是窑址废弃之后自然育成的野生胡杨。根据树龄推断，窑址至少废弃了百年以上，而窑址建设时间则更早。
　　陶片堆积层
　　行到距戈壁清泉约0.5公里处，在河岸东侧高7～9米的崖壁上，发现一处陶片堆积层遗迹。堆积层位于地面以下0.6米处，厚度0.5～1米，长8米左右，在断面上可以明显看到夹杂着灰色、黑色、灰绿色的陶片。陶片以灰陶为主，绝大部分没有花纹，从残片断定制作工艺为轮制法，仅有少数陶片器身上有少许优美流畅的水波纹和绳纹，有的甚至略施绿釉，色泽清雅。
　　陶片堆积层遗迹距之前发现的陶窑窑址301米，从距陶窑窑址的位置和大量存在的烧制变形的陶片来看，此处陶片堆积层原来应该是陶窑用来处理器形残损或是不达标的陶器的集中销毁区。
　　在众多的陶片中，以一种陶胎为两种颜色的陶片最为独特。以一个陶罐的底部残片为例，它共分为五层，由内而外的颜色分别是灰、红、灰、红、灰，即陶片分层。这表明陶器分为内、外表层和内胎层，而内胎层又分成三层，从陶片剖面就可清晰地看到各层的叠压关系。陶器内、外表层均为灰色泥质陶，内胎层为红色夹砂陶，中间夹着一层灰色泥质陶。这是一件最特殊的陶片，现存大多数陶片则是内胎层仅有一层红色夹砂陶。由此可知，陶坯是由不同的泥料分层敷贴制作的。从这些陶片上也能看出，制陶工匠熟知泥质泥料与夹砂泥料的不同性能，高超的制陶技艺使他能在同一器物上间隔交替使用两种泥料，这也反映出陶窑的建设时代一定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
　　陶窑究竟修建于何时，现存遗迹的几处特征似乎给予了我们追溯陶窑兴建年代的重要线索。
　　此处陶片堆积层虽然在河岸边，但窑厂在处理残件时绝不会将其任意丢弃在河道里，而是就近进行掩埋。目前陶片堆积层以可见的断面形式出现，这并不是遗迹初始的状况，而是河流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因为北半球向右偏，所以才会导致右岸侵蚀、左岸堆积的现象。在河流的不断侵蚀之下，堆积层从距河岸有一定距离的掩埋地渐渐变成临河的断崖。虽然陶片堆积层位于质地较软的黄土夹层中，但河流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是非常微弱的，要形成如此规模的断崖，至少经过成百乃至前千年的时间，因此窑址绝不是近代的产物。
　　陶片堆積层位于地面以下0.6米处，从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考虑，遗址至少是元代及以前修建的。
　　这批陶片存量极大，可见当时陶器产量巨大，这就代表着此地应有与之规模相匹配的消费人口，巨大的人口背后一定是瓜州的鼎盛时期。厚度0.5～1米的陶片堆积层更说明陶窑的生产没有出现过中断，经营延续时间较长。因此，此窑一定是在河西走廊的一段相对长期稳定的政权里进行生产。
　　陶片堆积层中发现一块珍贵的带字陶片，上面一行字，但如何识读是个棘手的问题。如“”视为“年”字的话，则“”或许是“十一”的连笔书写，又或者是“廿”的缺笔书写。如果将“”视为一个整体，则应是“所”的意思。根据这样的判断，笔者对陶片字迹有以下几种猜测，待方家指正：
　　“远知十一年”或“远知廿年”，历史上没有记载此年号，或是西北军阀自拟年号。 　　“元和十一年”，“元和”这个年号在中国历史上被使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东汉章帝执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宪宗执政时期。但汉章帝仅在位4年，而唐宪宗在位15年，因此只能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即公元816年。
　　“元至正十一年”或“元至正廿年”，“至正”是元惠宗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的年号，元至正十一年即公元1351年，元至正廿年即公元1360年。
　　或许是此窑的名字，即“远知所”。
　　笔者在瓜州县文物局任职期间，曾多次普查瓜州县内古遗址现状，在锁阳城遗址和六工古城内发现了同样的陶片分层现象。陶器内、外表层均为灰色泥质陶，内胎层为一层红色夹砂陶，应属同源陶器残片。可见浪柴沟陶窑的产品主要供应瓜州境内生活用品需求，而锁阳城和六工古城两城辉煌历史的交点是它们分别作为晋昌郡和常乐县时的唐朝。综合其他四条线索，浪柴沟陶窑或许建于唐代。
　　通过对浪柴沟发现的这两处古代陶窑遗址的仔细踏查，得出如下结论：
　　陶窑产量：此陶片堆积层是陶器残件的处理场所，从如此巨大的存量可以得出陶窑在全盛时期的成品量将是更加惊人的，这就代表着它供应的是一个较广的消费市场。明代以前的瓜州一直是西北重镇，从现存最大的州郡土遗址锁阳城就可以想象到这里的繁荣景象，生产和戍边的常住人口及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外来人口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陶器的消费者：由存世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纹饰的灰陶可知，它的消费用户主要是平民。而出现的一些精美的水波纹绿釉残片则表明窑厂也有高端的用户，这些高端用户是哪些人呢？或许是当地的官绅土豪。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瓜州是古代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唐代丝绸之路的新北道“五船道”的起点就在瓜州，并且这些精美的水波纹和绳纹陶片风格更贴近于西域人的审美，因此这些精美的陶器或许用于远销西域也未可知。
　　自然环境和交通：陶器产出之后首先要运出去，这就要求这里有较为发达的交通，它的旁边就是西夏人赞誉的“世界圣宫”榆林窟，可知极盛之时定是往来如织的。窑址生产瓷器亦不能躲进深山老林，需要农耕社会给它提供人力、粮食、燃料等一系列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不可能离开农耕区。如今的浪柴溝被戈壁环绕，但从地图上看，浪柴沟山前有大片的白板地面，可见这里有大量的古代农田存在，一定是一个不小的人口聚居区，当然其环境也远非现在可比。
　　浪柴沟窑址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轮替，见证了瓜州自然环境的古今巨变。流水无情，一次又一次剥落崖壁上的陶片，历史潜藏在绳纹的器身里，深埋谷中，只为证明一段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