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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年前，1944年6、7月份，作为中共中央大本营的延安迎来了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这不是延安接待的第一批记者。早在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后来，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每日先驱报》、《每日电讯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等人也先后来到延安。但以记者团的方式来延安，这还是第一次。
而这次记者团能够最终成行，也并不容易。
中外记者团第一次到访延安
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所属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战斗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但国民党政府却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军队摩擦和袭扰不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更是实行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断绝了陕甘宁边区和部队的一切外援，并在通往延安的路途上设立重重关卡。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始终吸引着在华的外国记者，他们纷纷要求到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采访。英美等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也十分重视中国抗日战线的进展，因此不断敦促蒋介石同意他们派出记者前往边区，了解真实情况。
1944年2月，在重庆的十名外国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参观、访问。4月10日，在国共两党谈判前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终于答复同意，同时批准了一部分中国记者的要求，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参观团共有六位外国记者：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以及普金科（塔斯社）。另外还有九名中国记者孔绍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杨家勇（中央社）。国民党当局还派了时任外事局副局长的谢保樵及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另有四名工作人员随行。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分别在陕西的西安、临潼、潼关、大荔、韩城等地参观、考察，然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在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司令部所在地停留访问后，于1944年5月30日再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抵达延安。
“敞开大门”迎接中外记者团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活动。参观团行前，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朱德专门致电表示欢迎，并亲自主持参观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具体承办。参观团成员驻延安交际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主持召集了交际处全体人员会议，周恩来作了动员，指出要通过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围绕着中外记者需要了解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延安党政军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进行动员，要求有关单位必须由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
6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署的名义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参观团。6月1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表示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记者团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说：“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就中外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围绕着国共谈判、第二战场、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等方面来回答。他着重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穿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此后的7月2日、14日、18日，毛泽东还集体或个别会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详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14日会见美国记者斯坦因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谈话间，毛泽东注意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快步走到院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垫在一只桌子脚下。谈话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土地革命、经济政策、国共关系等等。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参观团一行人还参加了在延安文化沟举行的庆祝联合国日与保卫西北动员大会。6月22日，在王家坪军委大礼堂，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抗战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包括他们发展壮大的状况、作战状况、所抗击日伪军人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各项政策，等等。当天下午，参观团成员与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还围绕军队政治工作进行了座谈。 6月24日，参观团成员与延安文化界代表吴玉章、周扬、范文澜、柯仲平、丁玲、萧军等约50人进行了座谈交流。此后的日子里，还考察了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听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关于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介绍。
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由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外记者参观团在边区政府的接待由他负责，接待的原则是“敞开大门”，让记者自由参观、自由提问。记者们参观访问了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
参观团成员在延安期间，先后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与丁玲、萧三等著名作家，以及延安大学学生、工人、农民乃至陕甘宁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广泛交流，围绕着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边区经济与金融、土地政策、文艺政策、干部政策、医药卫生、边区军队及群众工作等内容，全方位地进行参观、考察、座谈。期间还参加了庆祝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延安军民集会等纪念活动和文艺晚会。记者团成员的赵超构后来记述：（来延安的）最初一星期，我们仿佛有点神经过敏，循规蹈矩，不敢放肆，到了后来，我们的团员甚至扭起秧歌来了。
7月12日，参观团的全体中国记者和一位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8月下旬，其他五位外国记者到陕北的绥德及晋西北根据地参观。
“我们的责任是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
在晋西北八路军抗战前线，记者团参观了晋西北军区八分区医院和兵工厂，还实地观察了八路军与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战斗胜利结束后，爱泼斯坦特地要了一面缴获的日本战旗，并请指战员在旗帜上题词。福尔曼则到处给指战员拍照留念。在后来的祝捷大会上，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们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是训练得最好、最有纪律的部队。”
通过在前线对八路军干部战士、支援抗战的群众、日军俘虏的广泛采访，外国记者们深有感触。爱泼斯坦在一次欢迎会上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是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
他们很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944年7月1日，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不到二十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8月3日、31日，美国旧金山电台两次广播了美国《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由驻延安记者发出的通讯，报道了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并由衷地发出赞叹。
记者们从各自的视角客观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到：“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1944年，他将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新闻通讯集辑成《我访问延安》，在印度出版。
斯坦因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详细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农、工、商各业的状况。1945年在英美出版后，迅即引起关注。
福尔曼所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又名《北行漫记》）于1945年首次在美国出版，1946年再版于英国。他在书中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作者供图）
这不是延安接待的第一批记者。早在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先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后来，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每日先驱报》、《每日电讯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等人也先后来到延安。但以记者团的方式来延安，这还是第一次。
而这次记者团能够最终成行，也并不容易。
中外记者团第一次到访延安
抗战以来，国共两党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所属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战斗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后又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下辖的地方政府。但国民党政府却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军队摩擦和袭扰不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更是实行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断绝了陕甘宁边区和部队的一切外援，并在通往延安的路途上设立重重关卡。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始终吸引着在华的外国记者，他们纷纷要求到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采访。英美等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后，也十分重视中国抗日战线的进展，因此不断敦促蒋介石同意他们派出记者前往边区，了解真实情况。
1944年2月，在重庆的十名外国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参观、访问。4月10日，在国共两党谈判前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终于答复同意，同时批准了一部分中国记者的要求，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参观团共有六位外国记者：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以及普金科（塔斯社）。另外还有九名中国记者孔绍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杨家勇（中央社）。国民党当局还派了时任外事局副局长的谢保樵及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担任正副领队，另有四名工作人员随行。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安排，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分别在陕西的西安、临潼、潼关、大荔、韩城等地参观、考察，然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在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司令部所在地停留访问后，于1944年5月30日再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抵达延安。
“敞开大门”迎接中外记者团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活动。参观团行前，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朱德专门致电表示欢迎，并亲自主持参观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组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具体承办。参观团成员驻延安交际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主持召集了交际处全体人员会议，周恩来作了动员，指出要通过这次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围绕着中外记者需要了解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延安党政军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进行动员，要求有关单位必须由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
6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行署的名义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参观团。6月1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表示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记者团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说：“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就中外记者的提问，毛泽东围绕着国共谈判、第二战场、中共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工作等方面来回答。他着重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穿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此后的7月2日、14日、18日，毛泽东还集体或个别会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详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14日会见美国记者斯坦因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谈话间，毛泽东注意到斯坦因写字用的小桌子不稳，就快步走到院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垫在一只桌子脚下。谈话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点，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土地革命、经济政策、国共关系等等。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参观团一行人还参加了在延安文化沟举行的庆祝联合国日与保卫西北动员大会。6月22日，在王家坪军委大礼堂，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抗战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包括他们发展壮大的状况、作战状况、所抗击日伪军人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各项政策，等等。当天下午，参观团成员与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还围绕军队政治工作进行了座谈。 6月24日，参观团成员与延安文化界代表吴玉章、周扬、范文澜、柯仲平、丁玲、萧军等约50人进行了座谈交流。此后的日子里，还考察了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听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关于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介绍。
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由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外记者参观团在边区政府的接待由他负责，接待的原则是“敞开大门”，让记者自由参观、自由提问。记者们参观访问了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如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
参观团成员在延安期间，先后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也与丁玲、萧三等著名作家，以及延安大学学生、工人、农民乃至陕甘宁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广泛交流，围绕着政府机构及其运作、“三三制”政权、边区经济与金融、土地政策、文艺政策、干部政策、医药卫生、边区军队及群众工作等内容，全方位地进行参观、考察、座谈。期间还参加了庆祝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延安军民集会等纪念活动和文艺晚会。记者团成员的赵超构后来记述：（来延安的）最初一星期，我们仿佛有点神经过敏，循规蹈矩，不敢放肆，到了后来，我们的团员甚至扭起秧歌来了。
7月12日，参观团的全体中国记者和一位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返回重庆。8月下旬，其他五位外国记者到陕北的绥德及晋西北根据地参观。
“我们的责任是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
在晋西北八路军抗战前线，记者团参观了晋西北军区八分区医院和兵工厂，还实地观察了八路军与地方游击队夜袭日寇汾阳据点的全过程。战斗胜利结束后，爱泼斯坦特地要了一面缴获的日本战旗，并请指战员在旗帜上题词。福尔曼则到处给指战员拍照留念。在后来的祝捷大会上，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们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是训练得最好、最有纪律的部队。”
通过在前线对八路军干部战士、支援抗战的群众、日军俘虏的广泛采访，外国记者们深有感触。爱泼斯坦在一次欢迎会上说：“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是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
他们很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944年7月1日，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不到二十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8月3日、31日，美国旧金山电台两次广播了美国《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由驻延安记者发出的通讯，报道了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并由衷地发出赞叹。
记者们从各自的视角客观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爱泼斯坦在文章中写到：“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1944年，他将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新闻通讯集辑成《我访问延安》，在印度出版。
斯坦因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详细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农、工、商各业的状况。1945年在英美出版后，迅即引起关注。
福尔曼所著《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又名《北行漫记》）于1945年首次在美国出版，1946年再版于英国。他在书中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