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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上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造成了由于虚拟资产泡沫破灭产生流动性极度短缺和需求不足。但深层次的问题正好相反。因为虚拟资产泡沫破灭，所以就显得缺钱、缺需求，但根源在于21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里充满了泡沫。就是因为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在金融体系里面，大量充斥着泡沫，这是深层次看的。现象跟本质是相反的，使得我们判断问题就有了复杂性，在选取对策的时候就有两难的选择。
虚拟资产爆破之危
就中国来说，为什么我们会深深地融入到扭曲的世界经济体系里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方式。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用了苏联式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学习了日本和“四小龙”的做法，用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因为用投资来支撑增长，投资率就越来越高，相对来说就造成消费率越来越低，消费率越来越低最终导致需求不足。
东亚模式就开出一个药方，用出口导向，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但是，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成功执行政策一段以后发生问题，外汇存比大量增加，为了保持出口的动力，就用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用大量的中央银行货币去购买外汇，来保持低汇率，用低汇率支撑出口。于是，我们这个体系里面，跟美国为首的世界金融体系就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虚拟资产，因为货币超发形成泡沫，就有大量的虚拟资产在这里面。
虚拟资产一旦在某一个环节爆破，就形成了资产负债表危机，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就会反映到整个经济。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短期现象的表现和深层的长期问题，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相反的。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就需要标本兼治。从表象来说用政府的政策增加需求，但从长期的考虑，要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有时候又是有矛盾的。要标本兼治，短期问题要靠需求拉动，长期的问题还是要企业的转型和企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
短期易解，长期难调
那么，现在的态势怎么样呢?从短期政策看起来力度是足够大的，而且已经看到了效果。所谓短期政策无非就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力度很大。货币政策2009年肯定是贷款超过10万亿了。
现在有一种争论，是不是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有一点误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货币扩张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因为票子发得很多，所以马上要通胀了，这个大概不会。说现在没有通胀就没有关系，再发。这两种判断都是有点问题的。但有一点很明显的，票子发多了，首先反映是资产市场，泡沫又来了。对付危机的时候都在做去杠杆化，但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再杠杆化。杠杆就是说，你的资本和你的债务之间的比例，债务的比重增加了很多。
从短期政策来说已经见到了效果，现在就是长期问题的解决。作为长期问题，关键就是要从过去用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模式转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模式。这是“十一五”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所规定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比较多的精力去应付，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防止市场崩溃。但必须要及时把主要的努力放到解决长期问题，就是产业的提升和增长模式的转型上。
对于像制造业集中的上海这座城市，像深圳，像重庆，像苏南的苏锡常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核心是服务业。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现有的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业务的内容，通俗一点说，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我们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的低端，产业链要想办法往两头延伸。从前端来说就是研发了，在后端来说就是品牌营销、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
另一种情况是培育构建新兴的支柱产业。我们创新的技术力量应该说不弱。难点在于产业化。我们市场组织比别人差。就看我们怎么努力。
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想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件事，要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有一个调查，70％以上的新的技术创新都是来自小企业的。另外一个问题。企业规模越大，创新人员得到的回报就会打折扣，做利益关系的疏远化。所以，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当然有争论说，你给小企业特殊政策，是不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的要求呢?这不对。因为小企业它有一个外部正效应，就是它使得整个市场能够活跃。这个收益它拿不到，这是社会收益。所以，应该对小企业予以帮助，给它们信心。
最近的一个状况不是太好，小企业似乎有一点受到挤压。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思想方面的原因。2004年以来，思想有回潮，就是指责市场化改革的思想有回潮，仇富的情绪在社会上很流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为了支撑经济大量贷款，大量贷款就会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于是我们的银行为了自保会选择向国营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10万亿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大企业、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这样就有一个挤出效应。
另外。政府的扶持方式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限制各级政府限制行政许可，但这个法令制定得不好，现在民营企业准入的范围比外资企业还要小。
指定技术路线、指定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多次说过，日本通产省犯了很多大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高清晰电视，高清晰电视他们认为肯定是事半功倍的，结果被人家美国的数字式超过去了，整个就落后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直接订购产品，或者提供产品。我们有些行政部门把这个产品就给本地企业了，拿到了这个项目以后，它就安排本地企业生产了。这个办法会使得我们的投资效率很差。
总之，政府怎么来帮助增长模式转型，需要总结经验、改善方法。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赢得国际标准、技术标准的竞争，建立起我们的新兴产业来，或大或小的新兴产业。
在金融体系里面，大量充斥着泡沫，这是深层次看的。现象跟本质是相反的，使得我们判断问题就有了复杂性，在选取对策的时候就有两难的选择。
虚拟资产爆破之危
就中国来说，为什么我们会深深地融入到扭曲的世界经济体系里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增长方式。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就用了苏联式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学习了日本和“四小龙”的做法，用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因为用投资来支撑增长，投资率就越来越高，相对来说就造成消费率越来越低，消费率越来越低最终导致需求不足。
东亚模式就开出一个药方，用出口导向，用进出口的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但是，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成功执行政策一段以后发生问题，外汇存比大量增加，为了保持出口的动力，就用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用大量的中央银行货币去购买外汇，来保持低汇率，用低汇率支撑出口。于是，我们这个体系里面，跟美国为首的世界金融体系就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虚拟资产，因为货币超发形成泡沫，就有大量的虚拟资产在这里面。
虚拟资产一旦在某一个环节爆破，就形成了资产负债表危机，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就会反映到整个经济。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短期现象的表现和深层的长期问题，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相反的。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就需要标本兼治。从表象来说用政府的政策增加需求，但从长期的考虑，要从根本上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短期考虑和长期考虑有时候又是有矛盾的。要标本兼治，短期问题要靠需求拉动，长期的问题还是要企业的转型和企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
短期易解，长期难调
那么，现在的态势怎么样呢?从短期政策看起来力度是足够大的，而且已经看到了效果。所谓短期政策无非就是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增加需求，力度很大。货币政策2009年肯定是贷款超过10万亿了。
现在有一种争论，是不是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有一点误解。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货币扩张有一年以上的滞后期。因为票子发得很多，所以马上要通胀了，这个大概不会。说现在没有通胀就没有关系，再发。这两种判断都是有点问题的。但有一点很明显的，票子发多了，首先反映是资产市场，泡沫又来了。对付危机的时候都在做去杠杆化，但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再杠杆化。杠杆就是说，你的资本和你的债务之间的比例，债务的比重增加了很多。
从短期政策来说已经见到了效果，现在就是长期问题的解决。作为长期问题，关键就是要从过去用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模式转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模式。这是“十一五”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所规定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比较多的精力去应付，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防止市场崩溃。但必须要及时把主要的努力放到解决长期问题，就是产业的提升和增长模式的转型上。
对于像制造业集中的上海这座城市，像深圳，像重庆，像苏南的苏锡常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核心是服务业。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现有的制造业企业增加服务业务的内容，通俗一点说，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我们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的低端，产业链要想办法往两头延伸。从前端来说就是研发了，在后端来说就是品牌营销、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
另一种情况是培育构建新兴的支柱产业。我们创新的技术力量应该说不弱。难点在于产业化。我们市场组织比别人差。就看我们怎么努力。
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想指出两个问题。第一件事，要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有一个调查，70％以上的新的技术创新都是来自小企业的。另外一个问题。企业规模越大，创新人员得到的回报就会打折扣，做利益关系的疏远化。所以，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当然有争论说，你给小企业特殊政策，是不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的要求呢?这不对。因为小企业它有一个外部正效应，就是它使得整个市场能够活跃。这个收益它拿不到，这是社会收益。所以，应该对小企业予以帮助，给它们信心。
最近的一个状况不是太好，小企业似乎有一点受到挤压。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思想方面的原因。2004年以来，思想有回潮，就是指责市场化改革的思想有回潮，仇富的情绪在社会上很流行。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为了支撑经济大量贷款，大量贷款就会出现一些金融风险。于是我们的银行为了自保会选择向国营大企业和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贷款。10万亿贷款一下去，主要是贷给了各级政府和大企业、有国家项目的企业，这样就有一个挤出效应。
另外。政府的扶持方式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限制各级政府限制行政许可，但这个法令制定得不好，现在民营企业准入的范围比外资企业还要小。
指定技术路线、指定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多次说过，日本通产省犯了很多大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高清晰电视，高清晰电视他们认为肯定是事半功倍的，结果被人家美国的数字式超过去了，整个就落后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直接订购产品，或者提供产品。我们有些行政部门把这个产品就给本地企业了，拿到了这个项目以后，它就安排本地企业生产了。这个办法会使得我们的投资效率很差。
总之，政府怎么来帮助增长模式转型，需要总结经验、改善方法。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赢得国际标准、技术标准的竞争，建立起我们的新兴产业来，或大或小的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