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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英是明前期庶吉士的代表人物，他在明代历任四朝，身居高位，颇受统治者信赖。但由于个性真率、放达，最终未能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晚年还受到排挤，外放南京。与其身世、性格相关，王英的散文既像一般的庶吉士群体那样重视伦理教化，行文结构上有一定的模式化倾向，又有豪宕洒落，才气横溢的独特风貌。其诗歌大多用语雄健遒劲，风格豪壮苍凉，更具特色。
关键词：庶吉士;王英;诗文
庶吉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选拔、培养高级官员，并因此被明清两代统治者所重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确立于明永乐二年，当年曾先后三次考选庶吉士，从新科进士中选拔德行、文才出众者124名，其中王英堪称卓异。本文主要对王英的生平、仕宦经历与诗文风格加以考辨和分析。
一、王英的生平与仕宦经历
王英（1378-1450），字时彦，号泉坡，江西金溪人。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被选擢为庶吉士。他出身于儒学世家，曾祖王颐贞元朝时乡试中魁，祖父王子岱、父亲王修本均以儒行称世。但父亲早逝，年少失怙，全凭母亲曾氏抚养成人。王英从小刻苦嗜学，永乐元年乡试中举，永乐二年登进士第，选授庶吉士，科举之途较为顺遂。
永乐五年，王英结束了三年的庶吉士学习，并因处事慎密得到明成祖的器重，进入内阁撰写机密文字。其后，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纂工作，授翰林院修撰，进侍读。永乐二十年，随明成祖北征。王师凯旋时，经过李陵城，皇帝听闻城中有块石碑，叫王英去察看。王英发现是元时李陵台驿令谢某的德政碑，永乐帝怕碑上的蒙古名会引起争地事端，叫王英将石碑击碎。王英将碑沉入河中后还奏。永乐帝因其行事详审，赞许道：“你是二十八人中读书者，我将要重用你。”因向王英询问对北伐战事的意见。王英答道：“您御驾亲征，对方一定会远逃，请不要再穷追不舍了。”永乐帝笑道：“你认为我是穷兵黩武吗？”便对王英说：“听到军中动静后立刻向我禀报。”并告谕宦官不要阻拦。永乐帝下令不要给立功而有过失的官军粮食，官军相聚哭泣。王英将此事上奏后，才恢复了官军的粮食供给。可见，王直为人耿直不阿，行事又周密详审，颇得永乐帝信赖。
明成祖病逝时，王英与尚书蹇义、夏元吉，学士杨荣、杨士奇，侍读王直等人商定丧礼，为了处理国政，在内阁住了七天之久。明仁宗继位后，加恩赐白金、彩段。当年八月进秩侍讲学士，不久升任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明宣宗时，天下承平，宣宗对文学创作很感兴趣，总是与大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对他们非常礼遇。宣宗曾劝勉王英：“洪武朝中的学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刘三吾等人，永乐初则有解缙、胡广。你要勤勉，不要让前人独专其美。”此后，王英参与修纂的《太宗实录》《仁宗实录》成书，迁任少詹事，赐麒麟带。正统元年，命王英侍经筵，担任《宣宗实录》总裁，进礼部侍郎。正统八年，命王英管理礼部事物。浙江的老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疫情，王英被派去祭雨。当时已大旱很久，王英一到便下大雨，百姓称为“侍郎雨”。正统十二年（1448），王英的儿子按察副使王裕坐事下狱，王英上疏待罪，明宣宗宽宥不问。正统十三年（1449），担任闲职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元年（1450）五月庚申卒，年七十五。赐祭葬，谥文安，后改谥文忠。
王英一生的仕宦经历总体较为平顺，这与他的性格、才干息息相关，同为永乐二年庶吉士的陈敬宗曾这样评价王英：“江右抚州多出名儒显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国，元之吴澄、虞伯生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业皆炳然当世而垂耀竹帛者，岂偶然哉？玉笥、宝盖诸名山秀气所钟也。公亦抚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业莫不相似然。自入仕，历官通显，不离朝廷四十五年，而列圣眷遇久益不衰，似又过之矣。天之生贤，何私于抚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于青云之上也？”后世对王英的功绩、为人也评价颇高。《明史》本纪称其“端凝持重，历仕四朝”。《今献备遗》说他“历事三朝，完其勋名，其亦吴、胡之侣耶？”廖道南则称：“予观陈敬宗所撰《文安传》，以为抚州多名儒，若宋之晏殊、元之吴澄，盖玉笥、宝盖诸山之灵所钟也。及读《国史》，谓文安乐易善书，跌宕不拘小节，固有征哉！赞曰：汉有二王，咸负芳名。宋有二王，并登宰衡。文端曰直，文英曰英。勋如其名，永世有征。”
但是，王英的个性不像很多高官那样持重，而有魏晋名士般的放达之风，《明英宗实录》称其“豪纵跌宕，不拘小节，颇有晋人风度云”，“性直谅，好规人过”。也正是由于这种直率、外露，不善迂回的性格，他虽官居高位，但始终未能成为内阁大学士，“三杨皆不喜，故不得柄用”，“早结主知，虽陟清华，未及柄用”。晚年更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放逐到了南京。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两年后便抑郁而亡。
二、王英的散文风格
王英有《泉坡集》，今存《王文安公诗文集》，其中诗五卷，文六卷，数量并不是太多。但他在翰林四十余年，数次出任会试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铭志碑记者不绝，诗文广受好评。《明英宗实录》称：“其文章典赡，一时重之。尤善草书，解缙以后，一人而已。”《静志居诗话》评其诗曰：“西王密切谨严，句无浮响，如‘别路斜阳京口树，他乡明月洞庭船。挽得雕弓射飞虎，赐将宫锦绣盘螭。旧馆空余秦地月，古坛犹似汉宫秋。’皆琅然清圆可诵也。”陈田也在《明诗纪事》中说：“余观东王《祭泉坡文》云：出入朝廷，敬恭将事，不翕而同，不矫而异。可以知其旨矣。诗五言如良玉缜栗，迥异当时台阁之体。”可见王英之诗文因较为豪宕洒落，才气横溢，而区别于当时主流的台阁文风，并因此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激赏。
就文体而言，序、记、碑铭是王英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序又多为赠序、詩文序、族谱序三类，如赠序《送金少卿还姑苏序》，诗文序《棠阴八景诗序》，族谱序《吉水钱氏族谱序》等。记虽数量较少但内容丰富，关涉儒学、祠堂、庙宇等文化设施，与私人的堂、屋、斋、亭、轩等建筑，如《崇德重修儒学记》《雷公庙祷雨记》《大明重建南岳庙记》《龙池书馆记》《翠微楼记》等。这些散文均具有一定的文学、文献价值。 王英的序、记类散文在行文结构上并无太多出色之处，其独特性主要在于论述立场上，一般序、记文多颂美、夸赞之词，王英的却以训诫为主。当然，他的训诫并非一味刻板的说教，而是在阐发古人的思想理念时，增添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为政思考。如《送黄知县赴任诗序》说：“会朝廷无事，万方清宁，云梦之野固无苦楚子之畋猎者，民可以乐其生矣。吾岂务为游观乎？又必告之曰：民之乐其生，当习诗书俎豆以厚其俗。（民）出贡赋以时供于上，吾岂厉民以自奉，有负于令乎？”这段论述提出为政应以民为本，而不应刻薄百姓，要将传统的民本理念融入到县令的从政原则之中。《送陈知县之任常山序》中云：“人之立身，能致其谨而不自流荡，为物所溺而亏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穷达显晦而易其操，则庶几其可矣。”平实的文句中阐明了不随世俗流荡，不为外物所溺，不以穷达易操，谨慎守真的为人准则。《送陈用谦还乡序》说：“夫人之为学，无汩没于浅近，必至其远者、大者。非有他也，求其闻广见多，以尽乎天下之大观而奋发其心气，以期于有为者也。”这虽然是从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生发的观点，却也融入了作者真实的体验与追求。
《环碧楼记》则显示了王英独特的山水观。他认为山水兼具修养德行之效与山水游观之乐，不应排斥后者。可见，较之王直等人一味强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山水伦理化的倾向，王英的态度要通脱得多。或许由于倍感仕宦之繁难与遭受排挤之苦，王英晚年时常有归欤之感，多篇记中均提到“老矣”、“乞身南山”。但总体而言，他的散文较少抒写个体情感，尤其是爱情、夫妻之情，关于家庭生活的记叙也多上升至伦理道德的层面。
三、王英的诗歌风格
相较而言，王英在诗歌上的特色更为鲜明。不少诗歌的内容有一定深度，艺术上也造诣较高，文体则以五言古体为优。如五古《杂诗》其三：
清晨登高丘，迢遥望郊郭。连山起层甍，焜燿皆丹臒。歌吹一何繁，车马日联络。翩翩游侠儿，姿态纷婥约。轻裘巧妆束，珠贝相间错。侈心俪金张，壮志凌卫霍。岂知幽闺中，居者恒寂寞。掩形无完衣，充饥有藜藿。贞心益自厉，容色日销落。块然独嚣嚣，甘为所众薄。
此诗对比了游侠儿与居者（隐士）的生活和心境，写出了隐者情愿独守贫窭，也不愿与世同其波流而自守寂寞的孤傲态度。写法上颇受阮籍《咏怀》、郭璞《游仙》的影响。
此外《登北门外古城》、《梦游华盖山》三首、《游翠微山圆通寺》五首、《六贤咏》六首等诗，也惊挺俊爽，各有可读之处。如《登北门外古城》：
朝出北门道，下马登古城。循步历幽险，墉堞半欹倾。其阴何蒙密，蔓草与榛荆。野鼠时出没，狐狸亦悲鸣。聘怀忽悽恻，游目极窈冥。群山东际海，远势与天平。夐绝孤云浮，渺漠终古情。慨兹乃故迹，昔者劳经营。形势犹突兀，从事叹凋零。孰云金汤固，慎守须兢兢。凭高一长啸，壮心徒自惊。
此诗前半部分描写古城的毁圯破败情景，显然了吸纳了鲍照《芜城赋》的写法。但后半部分归于慎守，有警诫边将之意，又与《芜城赋》的立意大不相同。
《六贤咏》所咏黄冔、刘杰、陈介、葛元喆、王彰、朱夏皆元代金谿人，有表彰乡贤之意。其序曰：“六贤皆金谿人，元时金谿多文雅之士，能谨行谊、保名节者，六君为最。若待制黄公，已载《元史》，馀皆阙焉，乃为之咏。”六首皆用语精警挺拔，饶有风骨。如咏黄冔：“待制本儒生，素心亦何烈。临危仗孤剑，誓死以殉国。奋躯入重泉，正气浩充塞。蛟龙为悲吟，天地惨无色。杀身良独难，求仁义斯得。”虽然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但下语雄健遒劲，风格之豪壮苍凉，在其他庶吉士当中是不多见的。
王英还有不少题画诗，如《题周怀中家景图》《画虎歌》《题韩滉画田家移居图》《溪山秋意图》等等，展现了他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从后两首诗中还可看出他有清新淡远、受陶诗影响较深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M].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91.
[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M]中華书局，2015.
[4]王英.王文安公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明前期庶吉士诗文与明前期社会”（项目编号：13C56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庶吉士;王英;诗文
庶吉士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选拔、培养高级官员，并因此被明清两代统治者所重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确立于明永乐二年，当年曾先后三次考选庶吉士，从新科进士中选拔德行、文才出众者124名，其中王英堪称卓异。本文主要对王英的生平、仕宦经历与诗文风格加以考辨和分析。
一、王英的生平与仕宦经历
王英（1378-1450），字时彦，号泉坡，江西金溪人。永乐二年甲申科进士，被选擢为庶吉士。他出身于儒学世家，曾祖王颐贞元朝时乡试中魁，祖父王子岱、父亲王修本均以儒行称世。但父亲早逝，年少失怙，全凭母亲曾氏抚养成人。王英从小刻苦嗜学，永乐元年乡试中举，永乐二年登进士第，选授庶吉士，科举之途较为顺遂。
永乐五年，王英结束了三年的庶吉士学习，并因处事慎密得到明成祖的器重，进入内阁撰写机密文字。其后，参与了《太祖实录》的编纂工作，授翰林院修撰，进侍读。永乐二十年，随明成祖北征。王师凯旋时，经过李陵城，皇帝听闻城中有块石碑，叫王英去察看。王英发现是元时李陵台驿令谢某的德政碑，永乐帝怕碑上的蒙古名会引起争地事端，叫王英将石碑击碎。王英将碑沉入河中后还奏。永乐帝因其行事详审，赞许道：“你是二十八人中读书者，我将要重用你。”因向王英询问对北伐战事的意见。王英答道：“您御驾亲征，对方一定会远逃，请不要再穷追不舍了。”永乐帝笑道：“你认为我是穷兵黩武吗？”便对王英说：“听到军中动静后立刻向我禀报。”并告谕宦官不要阻拦。永乐帝下令不要给立功而有过失的官军粮食，官军相聚哭泣。王英将此事上奏后，才恢复了官军的粮食供给。可见，王直为人耿直不阿，行事又周密详审，颇得永乐帝信赖。
明成祖病逝时，王英与尚书蹇义、夏元吉，学士杨荣、杨士奇，侍读王直等人商定丧礼，为了处理国政，在内阁住了七天之久。明仁宗继位后，加恩赐白金、彩段。当年八月进秩侍讲学士，不久升任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明宣宗时，天下承平，宣宗对文学创作很感兴趣，总是与大学士谈论文艺，赏花赋诗，对他们非常礼遇。宣宗曾劝勉王英：“洪武朝中的学士有宋濂、吴沉、朱善、刘三吾等人，永乐初则有解缙、胡广。你要勤勉，不要让前人独专其美。”此后，王英参与修纂的《太宗实录》《仁宗实录》成书，迁任少詹事，赐麒麟带。正统元年，命王英侍经筵，担任《宣宗实录》总裁，进礼部侍郎。正统八年，命王英管理礼部事物。浙江的老百姓遭受了严重的疫情，王英被派去祭雨。当时已大旱很久，王英一到便下大雨，百姓称为“侍郎雨”。正统十二年（1448），王英的儿子按察副使王裕坐事下狱，王英上疏待罪，明宣宗宽宥不问。正统十三年（1449），担任闲职南京礼部尚书。景泰元年（1450）五月庚申卒，年七十五。赐祭葬，谥文安，后改谥文忠。
王英一生的仕宦经历总体较为平顺，这与他的性格、才干息息相关，同为永乐二年庶吉士的陈敬宗曾这样评价王英：“江右抚州多出名儒显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国，元之吴澄、虞伯生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业皆炳然当世而垂耀竹帛者，岂偶然哉？玉笥、宝盖诸名山秀气所钟也。公亦抚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业莫不相似然。自入仕，历官通显，不离朝廷四十五年，而列圣眷遇久益不衰，似又过之矣。天之生贤，何私于抚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于青云之上也？”后世对王英的功绩、为人也评价颇高。《明史》本纪称其“端凝持重，历仕四朝”。《今献备遗》说他“历事三朝，完其勋名，其亦吴、胡之侣耶？”廖道南则称：“予观陈敬宗所撰《文安传》，以为抚州多名儒，若宋之晏殊、元之吴澄，盖玉笥、宝盖诸山之灵所钟也。及读《国史》，谓文安乐易善书，跌宕不拘小节，固有征哉！赞曰：汉有二王，咸负芳名。宋有二王，并登宰衡。文端曰直，文英曰英。勋如其名，永世有征。”
但是，王英的个性不像很多高官那样持重，而有魏晋名士般的放达之风，《明英宗实录》称其“豪纵跌宕，不拘小节，颇有晋人风度云”，“性直谅，好规人过”。也正是由于这种直率、外露，不善迂回的性格，他虽官居高位，但始终未能成为内阁大学士，“三杨皆不喜，故不得柄用”，“早结主知，虽陟清华，未及柄用”。晚年更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放逐到了南京。这对他的打击很大，两年后便抑郁而亡。
二、王英的散文风格
王英有《泉坡集》，今存《王文安公诗文集》，其中诗五卷，文六卷，数量并不是太多。但他在翰林四十余年，数次出任会试考官，朝廷制作多出其手，四方求铭志碑记者不绝，诗文广受好评。《明英宗实录》称：“其文章典赡，一时重之。尤善草书，解缙以后，一人而已。”《静志居诗话》评其诗曰：“西王密切谨严，句无浮响，如‘别路斜阳京口树，他乡明月洞庭船。挽得雕弓射飞虎，赐将宫锦绣盘螭。旧馆空余秦地月，古坛犹似汉宫秋。’皆琅然清圆可诵也。”陈田也在《明诗纪事》中说：“余观东王《祭泉坡文》云：出入朝廷，敬恭将事，不翕而同，不矫而异。可以知其旨矣。诗五言如良玉缜栗，迥异当时台阁之体。”可见王英之诗文因较为豪宕洒落，才气横溢，而区别于当时主流的台阁文风，并因此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激赏。
就文体而言，序、记、碑铭是王英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序又多为赠序、詩文序、族谱序三类，如赠序《送金少卿还姑苏序》，诗文序《棠阴八景诗序》，族谱序《吉水钱氏族谱序》等。记虽数量较少但内容丰富，关涉儒学、祠堂、庙宇等文化设施，与私人的堂、屋、斋、亭、轩等建筑，如《崇德重修儒学记》《雷公庙祷雨记》《大明重建南岳庙记》《龙池书馆记》《翠微楼记》等。这些散文均具有一定的文学、文献价值。 王英的序、记类散文在行文结构上并无太多出色之处，其独特性主要在于论述立场上，一般序、记文多颂美、夸赞之词，王英的却以训诫为主。当然，他的训诫并非一味刻板的说教，而是在阐发古人的思想理念时，增添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为政思考。如《送黄知县赴任诗序》说：“会朝廷无事，万方清宁，云梦之野固无苦楚子之畋猎者，民可以乐其生矣。吾岂务为游观乎？又必告之曰：民之乐其生，当习诗书俎豆以厚其俗。（民）出贡赋以时供于上，吾岂厉民以自奉，有负于令乎？”这段论述提出为政应以民为本，而不应刻薄百姓，要将传统的民本理念融入到县令的从政原则之中。《送陈知县之任常山序》中云：“人之立身，能致其谨而不自流荡，为物所溺而亏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穷达显晦而易其操，则庶几其可矣。”平实的文句中阐明了不随世俗流荡，不为外物所溺，不以穷达易操，谨慎守真的为人准则。《送陈用谦还乡序》说：“夫人之为学，无汩没于浅近，必至其远者、大者。非有他也，求其闻广见多，以尽乎天下之大观而奋发其心气，以期于有为者也。”这虽然是从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生发的观点，却也融入了作者真实的体验与追求。
《环碧楼记》则显示了王英独特的山水观。他认为山水兼具修养德行之效与山水游观之乐，不应排斥后者。可见，较之王直等人一味强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山水伦理化的倾向，王英的态度要通脱得多。或许由于倍感仕宦之繁难与遭受排挤之苦，王英晚年时常有归欤之感，多篇记中均提到“老矣”、“乞身南山”。但总体而言，他的散文较少抒写个体情感，尤其是爱情、夫妻之情，关于家庭生活的记叙也多上升至伦理道德的层面。
三、王英的诗歌风格
相较而言，王英在诗歌上的特色更为鲜明。不少诗歌的内容有一定深度，艺术上也造诣较高，文体则以五言古体为优。如五古《杂诗》其三：
清晨登高丘，迢遥望郊郭。连山起层甍，焜燿皆丹臒。歌吹一何繁，车马日联络。翩翩游侠儿，姿态纷婥约。轻裘巧妆束，珠贝相间错。侈心俪金张，壮志凌卫霍。岂知幽闺中，居者恒寂寞。掩形无完衣，充饥有藜藿。贞心益自厉，容色日销落。块然独嚣嚣，甘为所众薄。
此诗对比了游侠儿与居者（隐士）的生活和心境，写出了隐者情愿独守贫窭，也不愿与世同其波流而自守寂寞的孤傲态度。写法上颇受阮籍《咏怀》、郭璞《游仙》的影响。
此外《登北门外古城》、《梦游华盖山》三首、《游翠微山圆通寺》五首、《六贤咏》六首等诗，也惊挺俊爽，各有可读之处。如《登北门外古城》：
朝出北门道，下马登古城。循步历幽险，墉堞半欹倾。其阴何蒙密，蔓草与榛荆。野鼠时出没，狐狸亦悲鸣。聘怀忽悽恻，游目极窈冥。群山东际海，远势与天平。夐绝孤云浮，渺漠终古情。慨兹乃故迹，昔者劳经营。形势犹突兀，从事叹凋零。孰云金汤固，慎守须兢兢。凭高一长啸，壮心徒自惊。
此诗前半部分描写古城的毁圯破败情景，显然了吸纳了鲍照《芜城赋》的写法。但后半部分归于慎守，有警诫边将之意，又与《芜城赋》的立意大不相同。
《六贤咏》所咏黄冔、刘杰、陈介、葛元喆、王彰、朱夏皆元代金谿人，有表彰乡贤之意。其序曰：“六贤皆金谿人，元时金谿多文雅之士，能谨行谊、保名节者，六君为最。若待制黄公，已载《元史》，馀皆阙焉，乃为之咏。”六首皆用语精警挺拔，饶有风骨。如咏黄冔：“待制本儒生，素心亦何烈。临危仗孤剑，誓死以殉国。奋躯入重泉，正气浩充塞。蛟龙为悲吟，天地惨无色。杀身良独难，求仁义斯得。”虽然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但下语雄健遒劲，风格之豪壮苍凉，在其他庶吉士当中是不多见的。
王英还有不少题画诗，如《题周怀中家景图》《画虎歌》《题韩滉画田家移居图》《溪山秋意图》等等，展现了他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从后两首诗中还可看出他有清新淡远、受陶诗影响较深的一面。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M].台北：台湾明文书局，1991.
[3]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M]中華书局，2015.
[4]王英.王文安公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明前期庶吉士诗文与明前期社会”（项目编号：13C56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