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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育、养老到工伤、医疗，从城镇职工到农村民众……社会保障是关乎基本民生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制度安排，也是公众关注度最高、反映最敏感、聚焦最持久的重要民生领域。哪怕一项微小的调整，也会蝴蝶振翅般引起庞大的社会效应。
经过近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单一层次、封闭运行格局转化成为现在的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化。刚刚走过的“十二五”，可以说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从长期渐进的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过渡期。面向“十三五”，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又将面临怎样的前景与挑战？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就此话题接受采访。在他看来，当下中国需将社会保障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进行考量，坚持互助共济原则，建立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在此前提下，未来五年中国社保必定要步入成熟、定型发展的新阶段，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真正踏上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中国式福利国家台阶。
社会保障需要真正的顶层设计
“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技术的先导，只有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才会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优良的技术方案才能真正发挥出优良的作用。否则，实践效果可能相互对冲，甚至是南辕北辙。”谈及中国社保制度建设，郑功成首先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社保理念，准确认知社保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在郑功成看来，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首先要肯定福利是个好东西。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保障与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社会制度安排。在约定俗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构成部分。“而在现实中，政府包办一切‘泛福利化’和个人负担所有的‘反福利化’等对社会福利的误解，导致了中国社会保障总体发展的滞后，社会福利事业则构成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短板。”郑功成补充解释，“泛福利化”当然不好，人参再好多吃也会得病。但就目前状况而言，福利病、福利危机等“反福利化”更不好，福利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诉求，也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因此福利是个好东西。中国改革发展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不断增进人民的福利，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不断增进人民福利要以共建为前提，大家要劳动、要参与，要有合理的责任分担，只有共建共享、互助共济，才能应对人生风险与社会风险，并确保制度可持续发展。
就现代社会而言，郑成功认为：“社会保障不是单纯的民生问题，更不是简单的政府为百姓做好事，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须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起源地德国为例，郑功成讲到，1883年到1889年，德国相继颁布《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残疾、遗属保险法》，1911年又将这些法规综合为单一的德意志帝国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先例。而这些制度的制定，最初就是为化解德国劳资矛盾，社会保障的介入，使得原本对立斗争的劳资双方得以妥协合作，并由此使德国迅速强大。德国创建这个制度，使资本主义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化到文明时代。美国、英国也是如此。郑功成谈道：“社保制度的建立及其具有的普遍性，已然是国家建设起码的道德基础。”
“因此，现代社会保障从起源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社会保障简单地矮化为民生保障。否则，哪个地方遇到问题就补一块，每推出一项社保措施就会引发很多争议，就是没有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考虑这个问题。”郑功成强调社保体系一定要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考虑制度的目标、结构和功能定位。如果陷入局部、细节的纠缠中，就既不能掌握制度的结构，也不能给民众以稳定的预期。“只有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十分必要的构成部分，才称得上是顶层设计。这是理念问题，是必须要强调的。如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顶层设计的角度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因此，一定要让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才符合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并使之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特定使命，发挥出自己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作用。”
坚守互助共济的原则构建社保制度
“社会保障一定要尊重基本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基本规律，偏离基本规律终归是要出问题的。”郑功成认为，没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维系与保证，社会不可能进入真正文明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共享理念的支撑，既不会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有自愿性的慈善事业。社会保障应当成为实现全民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和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公平正义原则。“社会保障的使命就是创造公平，维系公平，缩小不公平。”不要认为市场万能，还要看到有市场失灵的现象；不要只看到市场机制的效率，还要看到市场机制竞争的残酷性。社会保障在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同时，恰恰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化解市场竞争的不良后果。因此，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壮大社会保障物质基础，在公平的基础上，体现强制性、讲集体主义、讲互助共济，尽可能实现共享发展。
共建共享原则。社会保障以共享为目的，而共建构成了实现共享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建，不会有共享的物质基础；没有共建，共享还面临着可靠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共建共享原则体现的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互助共济原则。社會保障最卓越的功能就是互助共济，并以此为依托，为所有人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可以设想，如果健康者不愿分担疾患者的风险，医疗保险制度必定崩塌，当健康者不再健康时也没有制度保障；年少者不能分担年老者的风险，养老保障制度必然崩塌，当年少者年老时也可能陷入困境。因此，社会保障不是利己主义的制度安排，而是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只有用群体的力量，才能真正化解个体的风险。 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对比“十三五”规划建议，可以发现关于社保机制的表述中，删掉了“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这一点，一度引发热议。郑功成直言，这一句话删得好，2016年2月他就曾就此话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阐述了“多缴多得”从来不是社会保障的原则，而是市场法则、商业保险的法则。
社会保障不能单纯强调多缴多得，要强调互助共济。比如养老保险，人们参加养老保险最可靠、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希望无论我们多长寿，都有一份稳定、可靠的经济收入。再比如失业保险，一般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很少失业，但是他们也缴费。如果只有存在失业风险的人才参加失业保险，那么这个制度怎么能持续存在？
实际上，失业保险就是在岗者帮助失业者，如果失业就可以得到帮助，在失业的过程中有基本的经济来源。
再看生育保险，如果考虑多缴多得原则，那么只有二三十岁的女职工愿意多缴，男职工和已经生育的女职工就都不参加了，这一制度还怎么持续？生育保险就是为生育女性化解后顾之忧的制度安排，尽管女职工过了生育期，但是也可以为年轻女性提供支持，正如自己当年享受其他人提供的支持一样。
医疗保险更是如此，多缴不一定多得，少缴不一定少得，关键是让所有参加医保的人，能够不再担心疾病医疗开支的后顾之忧。因此，在社会保险方面，要强调互助共济和集体主义的意识，要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不能只从利己出发，更不能等同于市场交易，否则就不是社会保障，而是商业保险。
郑功成介绍说，目前全世界养老保险，有的是缴税制，那是公平的；有的是缴费制，跟工资直接挂钩，但均控制最低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60%，最高不高于300%，最高和最低不得超过五倍，这种将差距控制在五倍以内的做法，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
“我们国家也是。我们的工资差距何止5倍？因此，养老保险筹资过程中的保低与限高，即是为了缩小差距，保证公平，用群体力量化解个体风险。”
社保可持续在于责任分担合理化
公平与可持续，一直是社保制度建設中备受关注之处。面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郑功成提出，这取决于责任分担的合理与否。“举一个日常的例子，就像父母和三个子女，一个子女负担肯定难行，但是三个合理负担就容易办到。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只要责任合理分担，制度就可持续，政府、个人、企业各分担合理比例，社保就是可持续的，并不是说结余的钱越多越好。”
郑功成举例德国，120多年来一直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并无结余，“之所以持续至今仍然平稳，就是因为制度设计当初解决好了责任合理分担的问题”。政府负担养老金支出的25%，其余的由企业和个人平均分担，就这么简单。政府的责任是可控的，剩下的劳资各一半，双方自行谈判，所以德国养老金制度120多年来很稳定，没人担心。
很多人认为现在结余越多以后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责任分担机制是失衡的，结余再多将来也是要出问题的。可持续不取决于结余的钱多钱少，取决于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与否。福利增长与责任分担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福利增长是城乡居民的合理诉求，也是各级政府的使命所在，但福利责任一定要在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之间合理分担。否则，责任失衡必定导致制度的不可持续。郑功成直言：“如养老保险缴费，广东等地区缴费偏低，基金结余多，保险待遇高；而东北地区缴费高，基金结余少，保险待遇低；这种地区差异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地区分割导致的结果。如果进行地区分割，那么首先就要为历史负担找到另外的化解办法，把老制度和新制度责任区分，否则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不清，越是老工业地区越是吃亏，新兴城市则轻松很多。这又是责任分担问题。”
当下，几乎每个社会保障项目都面临优化结构、厘清责任、理顺体制、创新机制等紧迫问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走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发展道路，多元化是调动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各方的力量以不断壮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而多层次化实际上是重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分担机制，让政府、社会、企业、家庭与个人在一个大的制度体系框架内合理地承担责任。但多元化绝对不是可以让政府放弃主导责任，多层次化绝对不是要动摇互助共济型的法定基本保障制度的根本。“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长期的改革试验性状态走向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最大的挑战不是差不差钱，而是能否树立科学的建制理念，能否在遵循互助共济和责任合理分担的基本原则下做好合理的制度设计。”
建设多层次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整主要体现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还未真正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法定的、非法定的、市场的层次，但现在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得不到政策的有力支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还未得到相应的位置。”
郑功成认为，中国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多层次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但是学界、业界更多指养老保险体系的多层次化。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首先是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化，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劳资双方缴费加上政府补贴，三方共同参与并合理分担责任；第二层次是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在这个层面上，政府退出，由劳资双方分担责任；第三层次是个人自愿购买的人寿保险，在这个阶段，企业和政府都退出，全凭个人自愿。”而现状却是大家对养老金第二层次忽略不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基本的养老保险上。其次，医疗保险也应当有多层次，包括第一层次法定的医疗保险、第二层次商业健康保险、第三层次慈善性的医疗救助。再次，救灾同样需要多层次化，不仅需要政府承担灾后紧急救助之责任，还必须要商业保险即保险公司承担起强大的灾后损失补偿责任，慈善事业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如果商业保险与慈善事业都不发达，政府包办救灾就会越来越无法持续。
社会保障制度是刚性的，只有调动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壮大。如果市场机制不用、社会机制不用，只有政府的公共资源作为物质基础，不仅社会保障不可能得到发展，而且现有制度也无法维持。“法定的养老保险不能指望利己主义的激励机制，而是要优化责任分担机制，一定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什么时候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能形成。”
郑功成提到，要推进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发展，首先财税政策要加大力度，用税收来激励企业、激励员工，并且要付诸实施；其次，社会保障要坚持保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确实不能太高，否则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没有市场，这也包括医疗保险。如果医保90%以上都报销了，商业性的健康保险就没有市场了；第三，要让商业保险、慈善事业提高自己的信誉和公信力，第四，要培养现代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要有保险意识、互助意识和慈善意识，改良我们的社会氛围。“如果在这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们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形成，人们就有一个健全、安全的保障网。”
“如果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会得到解除，人民福祉会不断提升；有了这样稳定的安全预期，就会营造出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恰恰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郑功成最后强调。
责任编辑 李娜
经过近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单一层次、封闭运行格局转化成为现在的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化。刚刚走过的“十二五”，可以说是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从长期渐进的试验性改革状态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过渡期。面向“十三五”，中国社保制度建设又将面临怎样的前景与挑战？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就此话题接受采访。在他看来，当下中国需将社会保障提升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进行考量，坚持互助共济原则，建立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在此前提下，未来五年中国社保必定要步入成熟、定型发展的新阶段，即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并真正踏上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中国式福利国家台阶。
社会保障需要真正的顶层设计
“理念优于制度，制度优于技术。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也是技术的先导，只有在科学的理念指导下才会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优良的技术方案才能真正发挥出优良的作用。否则，实践效果可能相互对冲，甚至是南辕北辙。”谈及中国社保制度建设，郑功成首先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社保理念，准确认知社保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在郑功成看来，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首先要肯定福利是个好东西。社会保障作为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保障与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社会制度安排。在约定俗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三大构成部分。“而在现实中，政府包办一切‘泛福利化’和个人负担所有的‘反福利化’等对社会福利的误解，导致了中国社会保障总体发展的滞后，社会福利事业则构成了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短板。”郑功成补充解释，“泛福利化”当然不好，人参再好多吃也会得病。但就目前状况而言，福利病、福利危机等“反福利化”更不好，福利是民众发自内心的诉求，也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因此福利是个好东西。中国改革发展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不断增进人民的福利，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不断增进人民福利要以共建为前提，大家要劳动、要参与，要有合理的责任分担，只有共建共享、互助共济，才能应对人生风险与社会风险，并确保制度可持续发展。
就现代社会而言，郑成功认为：“社会保障不是单纯的民生问题，更不是简单的政府为百姓做好事，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须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起源地德国为例，郑功成讲到，1883年到1889年，德国相继颁布《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残疾、遗属保险法》，1911年又将这些法规综合为单一的德意志帝国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先例。而这些制度的制定，最初就是为化解德国劳资矛盾，社会保障的介入，使得原本对立斗争的劳资双方得以妥协合作，并由此使德国迅速强大。德国创建这个制度，使资本主义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化到文明时代。美国、英国也是如此。郑功成谈道：“社保制度的建立及其具有的普遍性，已然是国家建设起码的道德基础。”
“因此，现代社会保障从起源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社会保障简单地矮化为民生保障。否则，哪个地方遇到问题就补一块，每推出一项社保措施就会引发很多争议，就是没有从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考虑这个问题。”郑功成强调社保体系一定要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考虑制度的目标、结构和功能定位。如果陷入局部、细节的纠缠中，就既不能掌握制度的结构，也不能给民众以稳定的预期。“只有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十分必要的构成部分，才称得上是顶层设计。这是理念问题，是必须要强调的。如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顶层设计的角度看，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因此，一定要让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支柱，才符合这一制度的功能定位，并使之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特定使命，发挥出自己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作用。”
坚守互助共济的原则构建社保制度
“社会保障一定要尊重基本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基本规律，偏离基本规律终归是要出问题的。”郑功成认为，没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维系与保证，社会不可能进入真正文明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共享理念的支撑，既不会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有自愿性的慈善事业。社会保障应当成为实现全民共享发展的基本途径和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公平正义原则。“社会保障的使命就是创造公平，维系公平，缩小不公平。”不要认为市场万能，还要看到有市场失灵的现象；不要只看到市场机制的效率，还要看到市场机制竞争的残酷性。社会保障在保障与改善民生的同时，恰恰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化解市场竞争的不良后果。因此，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壮大社会保障物质基础，在公平的基础上，体现强制性、讲集体主义、讲互助共济，尽可能实现共享发展。
共建共享原则。社会保障以共享为目的，而共建构成了实现共享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建，不会有共享的物质基础；没有共建，共享还面临着可靠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共建共享原则体现的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互助共济原则。社會保障最卓越的功能就是互助共济，并以此为依托，为所有人提供稳定的安全预期。可以设想，如果健康者不愿分担疾患者的风险，医疗保险制度必定崩塌，当健康者不再健康时也没有制度保障；年少者不能分担年老者的风险，养老保障制度必然崩塌，当年少者年老时也可能陷入困境。因此，社会保障不是利己主义的制度安排，而是集体主义的制度安排，只有用群体的力量，才能真正化解个体的风险。 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正式发布，对比“十三五”规划建议，可以发现关于社保机制的表述中，删掉了“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这一点，一度引发热议。郑功成直言，这一句话删得好，2016年2月他就曾就此话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阐述了“多缴多得”从来不是社会保障的原则，而是市场法则、商业保险的法则。
社会保障不能单纯强调多缴多得，要强调互助共济。比如养老保险，人们参加养老保险最可靠、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希望无论我们多长寿，都有一份稳定、可靠的经济收入。再比如失业保险，一般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很少失业，但是他们也缴费。如果只有存在失业风险的人才参加失业保险，那么这个制度怎么能持续存在？
实际上，失业保险就是在岗者帮助失业者，如果失业就可以得到帮助，在失业的过程中有基本的经济来源。
再看生育保险，如果考虑多缴多得原则，那么只有二三十岁的女职工愿意多缴，男职工和已经生育的女职工就都不参加了，这一制度还怎么持续？生育保险就是为生育女性化解后顾之忧的制度安排，尽管女职工过了生育期，但是也可以为年轻女性提供支持，正如自己当年享受其他人提供的支持一样。
医疗保险更是如此，多缴不一定多得，少缴不一定少得，关键是让所有参加医保的人，能够不再担心疾病医疗开支的后顾之忧。因此，在社会保险方面，要强调互助共济和集体主义的意识，要强调社会的公平公正，不能只从利己出发，更不能等同于市场交易，否则就不是社会保障，而是商业保险。
郑功成介绍说，目前全世界养老保险，有的是缴税制，那是公平的；有的是缴费制，跟工资直接挂钩，但均控制最低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60%，最高不高于300%，最高和最低不得超过五倍，这种将差距控制在五倍以内的做法，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
“我们国家也是。我们的工资差距何止5倍？因此，养老保险筹资过程中的保低与限高，即是为了缩小差距，保证公平，用群体力量化解个体风险。”
社保可持续在于责任分担合理化
公平与可持续，一直是社保制度建設中备受关注之处。面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郑功成提出，这取决于责任分担的合理与否。“举一个日常的例子，就像父母和三个子女，一个子女负担肯定难行，但是三个合理负担就容易办到。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只要责任合理分担，制度就可持续，政府、个人、企业各分担合理比例，社保就是可持续的，并不是说结余的钱越多越好。”
郑功成举例德国，120多年来一直实行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并无结余，“之所以持续至今仍然平稳，就是因为制度设计当初解决好了责任合理分担的问题”。政府负担养老金支出的25%，其余的由企业和个人平均分担，就这么简单。政府的责任是可控的，剩下的劳资各一半，双方自行谈判，所以德国养老金制度120多年来很稳定，没人担心。
很多人认为现在结余越多以后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责任分担机制是失衡的，结余再多将来也是要出问题的。可持续不取决于结余的钱多钱少，取决于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与否。福利增长与责任分担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福利增长是城乡居民的合理诉求，也是各级政府的使命所在，但福利责任一定要在政府、企业、个人与社会之间合理分担。否则，责任失衡必定导致制度的不可持续。郑功成直言：“如养老保险缴费，广东等地区缴费偏低，基金结余多，保险待遇高；而东北地区缴费高，基金结余少，保险待遇低；这种地区差异完全是由于制度的地区分割导致的结果。如果进行地区分割，那么首先就要为历史负担找到另外的化解办法，把老制度和新制度责任区分，否则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不清，越是老工业地区越是吃亏，新兴城市则轻松很多。这又是责任分担问题。”
当下，几乎每个社会保障项目都面临优化结构、厘清责任、理顺体制、创新机制等紧迫问题。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走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发展道路，多元化是调动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各方的力量以不断壮大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而多层次化实际上是重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分担机制，让政府、社会、企业、家庭与个人在一个大的制度体系框架内合理地承担责任。但多元化绝对不是可以让政府放弃主导责任，多层次化绝对不是要动摇互助共济型的法定基本保障制度的根本。“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长期的改革试验性状态走向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最大的挑战不是差不差钱，而是能否树立科学的建制理念，能否在遵循互助共济和责任合理分担的基本原则下做好合理的制度设计。”
建设多层次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整主要体现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还未真正形成，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法定的、非法定的、市场的层次，但现在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得不到政策的有力支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还未得到相应的位置。”
郑功成认为，中国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多层次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多层次化，但是学界、业界更多指养老保险体系的多层次化。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首先是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化，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劳资双方缴费加上政府补贴，三方共同参与并合理分担责任；第二层次是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在这个层面上，政府退出，由劳资双方分担责任；第三层次是个人自愿购买的人寿保险，在这个阶段，企业和政府都退出，全凭个人自愿。”而现状却是大家对养老金第二层次忽略不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基本的养老保险上。其次，医疗保险也应当有多层次，包括第一层次法定的医疗保险、第二层次商业健康保险、第三层次慈善性的医疗救助。再次，救灾同样需要多层次化，不仅需要政府承担灾后紧急救助之责任，还必须要商业保险即保险公司承担起强大的灾后损失补偿责任，慈善事业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补充。如果商业保险与慈善事业都不发达，政府包办救灾就会越来越无法持续。
社会保障制度是刚性的，只有调动市场资源与社会资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才能不断壮大。如果市场机制不用、社会机制不用，只有政府的公共资源作为物质基础，不仅社会保障不可能得到发展，而且现有制度也无法维持。“法定的养老保险不能指望利己主义的激励机制，而是要优化责任分担机制，一定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什么时候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能形成。”
郑功成提到，要推进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发展，首先财税政策要加大力度，用税收来激励企业、激励员工，并且要付诸实施；其次，社会保障要坚持保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确实不能太高，否则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没有市场，这也包括医疗保险。如果医保90%以上都报销了，商业性的健康保险就没有市场了；第三，要让商业保险、慈善事业提高自己的信誉和公信力，第四，要培养现代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意识，要有保险意识、互助意识和慈善意识，改良我们的社会氛围。“如果在这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们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形成，人们就有一个健全、安全的保障网。”
“如果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会得到解除，人民福祉会不断提升；有了这样稳定的安全预期，就会营造出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恰恰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郑功成最后强调。
责任编辑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