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忠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生于乱世而希望有所作为的一代知识分子。余纪忠的一生，即是一页中国知识分子忧国爱国报国，追求民主自由正义的历史写照。
　　余纪忠1909年生于江苏武进，就读于东南大学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因不满政府外交政策软弱，有一次还与大批学生冲进当时的外交部长家中。后来在街道上被追捕，幸好躲入一间民宅，才免于被捕。
　　生于乱世，他无法安静当一个书生，决定投笔从戎，到了胡宗南部队。胡看他不是一个乱世武夫，就劝他出国读书，学得更多知识再回来报国。余纪忠乃转赴英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听到消息，不顾中国的港口已经被战火封锁，搭船近月，辗转缅甸，回到中国，参加抗战。
　　抗战胜利后，他奉派赴东北参加接收工作。当时苏联占领沈阳，情势相当复杂，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国事，他在沈阳创办了生命中的第一份报纸《中苏日报》，开启了他后半生办报生涯的契机。
　　1949年，余纪忠离开大陆来到台湾。虽然有人劝他出任官职，但对政治的失望，促使他以在野身份善尽言责，创办了《征信新闻》，开启了《中国时报》在台湾50年的报业版图。
　　作为乱世成长的知识分子，余纪忠目睹了战乱如何杀戮生民百姓，内战如何让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缺乏民主自由制度，如何让人失去最基本权利；基于此，报纸媒体就成为他实践梦想的堡垒。他用报纸的言论提倡民主改革，坚持新闻自由，赞助艺术活动，举办电影展，参与环境保护等。
　　在台湾戒严时期，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他坚决反对修改《出版法》，批判执政当局。为了人权法治，他数度以社论为一个被冤曲的妇女张韵淑伸冤，将她自死刑边缘救出。为维护知识分子尽言责的风骨，他数度声援被台湾“警总”围剿的“监察委员”陶百川，使他免于被打压的困顿。在台湾“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时报》派出大量记者到法庭现场，以最详实的报导记录了历史重大转折的轨迹。
　　 名作家龙应台在《中国时报》首先开辟《野火集》专栏，以尖锐的批判而在文坛崛起。当时台湾军情系统对《中国时报》施加压力，希望停止该专栏。余纪忠顶住了压力，开辟了台湾自由主义批判言论的一扇窗口。
　　 一个知识分子在思考百年来中国的动乱与未来时，必然会思及何种制度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历经动乱，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是余纪忠终生的坚持。1960年，雷震因组党而以叛乱罪嫌被捕时，余纪忠以社论指出：“雷案不能在心理上影响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更不能在有关新闻自由与出版施政上作为向后转的理由。”
　　余纪忠念兹在兹的，毋宁是两岸人民都可以生活在和平发展、自由民主的社会。为了两岸的永久和平，他提出了从签署和平协议到构建两岸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他不仅把这个理想形诸报端，诉诸公众，呈给台北执政当局，也在赴内地访问时，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长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两岸和平，免于战火，不要让人民受到他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的流离之苦。
　　余纪忠逝世后，台湾各界相继前往致祭。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及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陈云林也发出唁电。香港首富李嘉诚还专程来台，到余纪忠灵前上香，深沉追念。
　　名作家柏杨到余先生的灵前祭悼时，讲了一个只有他知道的故事：当年他因政治而系狱，出狱时生活困难，许多政治犯因不堪困苦而走上绝路。而余先生不畏政治敏感，请柏杨“归队写作”，为他开了一个专栏。还带他到总务处，对负责人说：“这是作家柏杨，不是高阳，以后他有需要，可以直接来这里拿钱，不必经过我的同意。”
　　余纪忠的生命，印证一个乱世知识分子的奋斗与奉献。而随着时代的转变，属于20世纪初那个乱世的知识分子风范，也逐渐消逝。21世纪台湾商业化风潮已经取代了知识分子的分量，诚如台北文化界所论断的，余纪忠可能是最后一个文人办报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