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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立场鲜明的女性主义者，为了唤起妇女的女权意识，伍尔夫写了大量反映女性生活和命运的作品。小说《达洛卫夫人》也同样承载着这样的政治使命。本文试图用女性主义理论对《达洛卫夫人》中的女主人翁克拉莉莎进行讨论和分析，探求伍尔夫是如何通过克拉莉莎对父权制进行批判、抵制与颠覆的。
关键词：女性主义 克拉莉莎 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描写了女主人翁克拉莉莎（达洛卫夫人）早上去买花准备晚宴到晚宴结束这一时间段里的故事。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伍尔夫通过描写克拉莉莎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当下生活的抵制，追溯了女主人翁的一生。通过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忽视，实现作者对父权制的批判。通过描写克拉莉莎自我意识的觉醒，实现对父权制的抵制，并以男性为女性牺牲结尾，颠覆了传统小说多以女性悲剧来结束小说的叙事模式，从而实现了父权制的颠覆。
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性主义
伍尔夫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女作家之一，她既是意识流的代表人物，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从不忘关注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许多文章中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伍尔夫生活在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男权意识严重，他给家中的男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牛津、剑桥，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在伍尔夫的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她曾描写参观“牛桥”①的感受，“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伍尔夫作为有着新思想的女性，她深知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权运动刚刚兴起。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伍尔夫结合亲身经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不但主张女性要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而且将矛头直指制约妇女权利和地位的真正根源——父权制（patriarchy）。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只能按照父权制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绳去生活，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女性长期生活在父权制社会里，已经习惯于他者的边缘生活，成为父权制的帮凶。为了唤起妇女的女权意识，伍尔夫写了大量反映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小说。本文要讨论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也同样承载着这样的政治使命。《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由于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男权意识的压迫，在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婚姻等各方面都处于依赖和被动地位。但与此同时，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也对她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她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从属地位，并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和地位的斗争。
三 对父权制的批判
克拉莉莎是上流社会的贵妇，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实际上生活在父权制社会暴力规范和约束下的她过得并不愉快，而且感觉到自己隐形了，“既不能被看见也不能被理解”。“……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丹尼尔小姐只交给她们一点肤浅的知识，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凭这点儿学问活过来的。实际上她一窍不通，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
不难看出克拉莉莎为自己知识的贫乏感到懊恼。同时也折射出父权制社会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她们”不仅指克拉莉莎的姐妹们，而是所有女性。句末连续的三个“不”，是对父权制对女性压制的强烈控诉和批判。
婚后的克拉莉莎随着社会角色的增加，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和人性的扭曲更是有增无减。婚后的她只能在父权制下的规范下去行事，失去自我的她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克拉莉莎不觉得自己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只是“活着”。她视为“生活支柱”的丈夫理查德也让她感到陌生，他的世界她永远也无法走进，“他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从来不过问”，更可悲的是，她把这看作是一种“自主权”一点儿“自由”。可见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不仅来至外部社会意识形态，更糟糕的是对女性思想的麻痹和毒害。结婚三十余年，“理查德从未正式送过克拉莉莎任何礼物，除了两三年前的手镯”。理查德对于妻子长期以来是如此的漠视，只有当另一个男人——妻子婚前的倾慕者皮特出现，当感到自己的绝对地位受到影响时，“他的心灵才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此刻他的心思倾注在自己的妻子，克拉莉莎身上”。然而，面对这样的生活，克拉莉莎虽然不满，但由于思想上的麻痹，她缺乏反抗意识和行动，只能屈服于父权制社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令人窒息的生活。“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这就够了。然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
透过主人公克拉莉莎，伍尔夫揭露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犯下的罪行：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限制着女性自然自我的存在；逼迫她们只能作为男性和父权制社会的附庸存在，把女性边缘化、他者化；更是从思想上对女性进行“教化”和“规范”，使之对女性的压制和操控顺理成章，根深蒂固。作品生动地刻画了在父权制压迫下的克拉莉莎过着毫无意义、周而复始、不被关注、令人窒息的生活，直观地批判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和人性的扭曲。
四 对父权制的抵制
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伍尔夫也通过描写“克拉莉莎找寻真实自然自我而非被叫作达洛卫夫人的文化自我”的过程来唤醒被长期麻痹的女性。
莎莉·赛顿是克拉莉莎的旧时密友。莎莉生性叛逆，“有种近乎放浪的性格，好像她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顾忌，这种性格正是克拉莉莎缺乏的，因而一直羡慕“莎莉带着克拉莉莎读威廉·斯理的书，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念雪莱的诗”。莎莉使她第一次感到“布尔顿的生活多么闭塞”（ibid）。莎莉的叛逆、不受约束显然是针对父权制对于女性的规范，她甚至像男人一样吸烟，对世事高谈阔论。而当时的女性是不允许过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莎莉引出了克拉莉莎内心深处被社会伦理规范几乎埋葬了的自然自我，对真我生活和知识向往不已的自然自我。“她们讨论生活，讨论如何去改造世界”（ibid），这些在那时听起来是男人的职责。这使得回归真我、暂时逃离父权制压制的克拉莉莎和“莎莉同样激动”（ibid）。
两个同样生活在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在共同追求自我个性发展，抵制父权制的约束，释放被压制的自然自我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互相在感情上得到了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在男性以及被父权制完全奴化的女性身上所得不到的。对于克拉莉莎来说，这种感情始终是保护性的，它的形成来自于一种合谋，一种预感，仿佛有什么东西必然会把她们拆散（因为她们终究会结婚，然后成为男人的附庸），因而就产生了这种骑士精神，一种保护性的感情。她们同样也预感到这种合谋和认同力量远不能与强大的父权制抗衡。虽然克拉莉莎追寻真我的激情被父权文化所淹没，但是它仍然促使克拉莉莎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因此她渴望接受教育，渴望能冲破代表父权的婚姻让“皮特带她一起远航②”。伍尔夫正是以克拉莉莎的悲剧为前车之鉴，唤醒广大受压迫妇女的女性意识，广大女性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不懈地争取平等权利才能与父权制抗衡。
五 对父权制的颠覆
在小说中有一个和克拉莉莎处在完全不同阶层的人物——赛普蒂默斯。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这一角色，后来伍尔夫改变了初衷，增加了这一年轻的“疯子”，将克拉莉莎的死亡转嫁给了赛普蒂默斯，打破了父权制社会中通常将女性作为男性牺牲品的惯例，使男性为了女性的重生而牺牲③，从而实现了她对父权制的对抗性颠覆。
赛普蒂默斯曾是一位军人，由于在残酷的战争中深受刺激，再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而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医生威廉却把他当小孩，更准确地说是当成女孩，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悲伤被看作是女性化的④，以至于在他跳楼的一瞬间仍被蔑称为“胆小鬼”。威廉是父权制的象征，他对赛普蒂默斯的压迫和扭曲正像父权制对克拉莉莎的摧残。由于不堪父权制对他们的人性的扭曲、精神的摧残和思想的麻痹，他们无数次地想到以死亡来逃避和寻求解脱。最终为了避免把克拉莉莎塑造成父权制下的牺牲品而又一次落入父权制的圈套，伍尔夫选择了让赛普蒂默斯这位男性代替克拉莉莎去死。而克拉莉莎却在面对赛普蒂默斯的死亡时觉醒，“威廉用他的权力压迫他，虽然他没有说（但是她感觉到了），生活变得不可忍受，他们，那样的男人们使生活变得不可忍受⑤”。“她觉得自己非常像他——这位自杀的年轻人⑥”。透过赛普蒂默斯的死克拉莉莎意识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他是为了保有内心的自然自我不受摧残而选择死亡。同时她也意识到死亡并不能拯救自己，固然这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抵抗和控诉，但更是一种屈服。克拉莉莎的这一心理路程可以从下面这段描写中体现出来。
整个屋子漆黑一团，而声浪不断流荡，她反复自言自语，脱口道：不要再害怕火热的太阳……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和他像得很——那自杀了的年轻人。他干了，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她得返回了。必须振作精神，必须找到莎莉和皮特。“漆黑一团”代表了死亡，虽然选择了死亡，但是父权制的“声浪”仍旧“流荡”。虽然父权制仍像火热的太阳灼烧着克拉莉莎，但是克拉莉莎必须回到这父权制的社会，振作精神像莎莉那保有女性独立的自然自我，与父权制抗争到底。
传统的描写女性生活疾苦的小说通常都是以女性的悲惨死亡而结束，而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以剧中一位男性的自缢代替克拉莉莎的死亡。通过这一颠覆性情节来实现其对父权制的颠覆。
六 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塑造的克拉莉莎的形象，挖掘伍尔夫是如何将这一角色与之社会身份相结合，套用这一角色对父权制实施批判、抵制、颠覆，以及如何构建自我的权威的过程，伍尔夫试图以此揭露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唤醒被麻痹的女性，鼓励她们勇敢地跳出父权制的牢笼，正视自然自我的存在，追求女性独立自我的存在。同时她也试图通过赛普蒂默斯告诉广大受压迫的妇女选择死亡或其他手段逃避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伍尔夫通过描写克拉莉莎自我发现、自我觉醒、自我成长、自我重构的心路历程，试图唤醒像克拉莉莎一样受压迫妇女的女性主义意识，为她们指明一条解放自我的道路。
注释：
① “牛桥”（Oxbridge），此词是拼凑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而成的“新词”。
② 笔者译，原文是“Take me with you”.
③ 笔者译，原文是“sacrificing male for female development”.
④ 笔者译，原文是“Septimus is treated by his doctors like a child,liken a girl;for his grief and his trauma have been so‘feminized’”.
⑤ 笔者译，原文是“Sir William had impressed him,like that,with his power might he not then have said （indeed she felt it now）,life is made intolerable;they make life intolerable,men like that?”.
⑥ 笔者译，原文是“She felt somehow very like him-the young man who had killed himself.”
参考文献：
[1] 王开林：《天才女作家伍尔夫》，《她故事·外国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孙梁、苏美译：《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 Woolf Virginia.Mrs Dalloway.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6:x-xii.
[5] Woolf Virginia.Mrs Dalloway.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6:8-135.
[6] 刘蔚婷：《从〈达罗卫夫人〉看伍尔夫与父权压迫的冲突和对抗》，《科技文汇》，2008年第1期。
[7]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何敏，女，1978—，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化，工作单位：贵阳学院。
关键词：女性主义 克拉莉莎 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描写了女主人翁克拉莉莎（达洛卫夫人）早上去买花准备晚宴到晚宴结束这一时间段里的故事。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伍尔夫通过描写克拉莉莎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当下生活的抵制，追溯了女主人翁的一生。通过揭露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忽视，实现作者对父权制的批判。通过描写克拉莉莎自我意识的觉醒，实现对父权制的抵制，并以男性为女性牺牲结尾，颠覆了传统小说多以女性悲剧来结束小说的叙事模式，从而实现了父权制的颠覆。
二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性主义
伍尔夫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女作家之一，她既是意识流的代表人物，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从不忘关注女性的精神世界，在许多文章中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伍尔夫生活在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男权意识严重，他给家中的男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牛津、剑桥，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在伍尔夫的名著《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她曾描写参观“牛桥”①的感受，“由于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学府里男研究员们用的一块草坪上走动”。伍尔夫作为有着新思想的女性，她深知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权运动刚刚兴起。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伍尔夫结合亲身经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不但主张女性要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而且将矛头直指制约妇女权利和地位的真正根源——父权制（patriarchy）。她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只能按照父权制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绳去生活，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女性长期生活在父权制社会里，已经习惯于他者的边缘生活，成为父权制的帮凶。为了唤起妇女的女权意识，伍尔夫写了大量反映女性生活和命运的小说。本文要讨论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也同样承载着这样的政治使命。《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由于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和男权意识的压迫，在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婚姻等各方面都处于依赖和被动地位。但与此同时，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也对她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她们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从属地位，并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和地位的斗争。
三 对父权制的批判
克拉莉莎是上流社会的贵妇，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实际上生活在父权制社会暴力规范和约束下的她过得并不愉快，而且感觉到自己隐形了，“既不能被看见也不能被理解”。“……她总觉得，即使活一天也极危险……丹尼尔小姐只交给她们一点肤浅的知识，她真不明白自己怎么凭这点儿学问活过来的。实际上她一窍不通，不懂语言，也不了解历史。”
不难看出克拉莉莎为自己知识的贫乏感到懊恼。同时也折射出父权制社会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她们”不仅指克拉莉莎的姐妹们，而是所有女性。句末连续的三个“不”，是对父权制对女性压制的强烈控诉和批判。
婚后的克拉莉莎随着社会角色的增加，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和人性的扭曲更是有增无减。婚后的她只能在父权制下的规范下去行事，失去自我的她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克拉莉莎不觉得自己是在生活，而是仅仅只是“活着”。她视为“生活支柱”的丈夫理查德也让她感到陌生，他的世界她永远也无法走进，“他今天上午在哪儿？在什么委员会吧，她从来不过问”，更可悲的是，她把这看作是一种“自主权”一点儿“自由”。可见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不仅来至外部社会意识形态，更糟糕的是对女性思想的麻痹和毒害。结婚三十余年，“理查德从未正式送过克拉莉莎任何礼物，除了两三年前的手镯”。理查德对于妻子长期以来是如此的漠视，只有当另一个男人——妻子婚前的倾慕者皮特出现，当感到自己的绝对地位受到影响时，“他的心灵才从麻木不仁中清醒过来，此刻他的心思倾注在自己的妻子，克拉莉莎身上”。然而，面对这样的生活，克拉莉莎虽然不满，但由于思想上的麻痹，她缺乏反抗意识和行动，只能屈服于父权制社会，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令人窒息的生活。“无论如何，必须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末；总得在早晨醒来；眺望天空，在公园里漫步……这就够了。然后呢，死亡，多么不可思议呵！”
透过主人公克拉莉莎，伍尔夫揭露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犯下的罪行：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从思想上和行为上限制着女性自然自我的存在；逼迫她们只能作为男性和父权制社会的附庸存在，把女性边缘化、他者化；更是从思想上对女性进行“教化”和“规范”，使之对女性的压制和操控顺理成章，根深蒂固。作品生动地刻画了在父权制压迫下的克拉莉莎过着毫无意义、周而复始、不被关注、令人窒息的生活，直观地批判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和人性的扭曲。
四 对父权制的抵制
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伍尔夫也通过描写“克拉莉莎找寻真实自然自我而非被叫作达洛卫夫人的文化自我”的过程来唤醒被长期麻痹的女性。
莎莉·赛顿是克拉莉莎的旧时密友。莎莉生性叛逆，“有种近乎放浪的性格，好像她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顾忌，这种性格正是克拉莉莎缺乏的，因而一直羡慕“莎莉带着克拉莉莎读威廉·斯理的书，柏拉图的哲学著作，念雪莱的诗”。莎莉使她第一次感到“布尔顿的生活多么闭塞”（ibid）。莎莉的叛逆、不受约束显然是针对父权制对于女性的规范，她甚至像男人一样吸烟，对世事高谈阔论。而当时的女性是不允许过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的。莎莉引出了克拉莉莎内心深处被社会伦理规范几乎埋葬了的自然自我，对真我生活和知识向往不已的自然自我。“她们讨论生活，讨论如何去改造世界”（ibid），这些在那时听起来是男人的职责。这使得回归真我、暂时逃离父权制压制的克拉莉莎和“莎莉同样激动”（ibid）。
两个同样生活在父权制社会的女性，在共同追求自我个性发展，抵制父权制的约束，释放被压制的自然自我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互相在感情上得到了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在男性以及被父权制完全奴化的女性身上所得不到的。对于克拉莉莎来说，这种感情始终是保护性的，它的形成来自于一种合谋，一种预感，仿佛有什么东西必然会把她们拆散（因为她们终究会结婚，然后成为男人的附庸），因而就产生了这种骑士精神，一种保护性的感情。她们同样也预感到这种合谋和认同力量远不能与强大的父权制抗衡。虽然克拉莉莎追寻真我的激情被父权文化所淹没，但是它仍然促使克拉莉莎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因此她渴望接受教育，渴望能冲破代表父权的婚姻让“皮特带她一起远航②”。伍尔夫正是以克拉莉莎的悲剧为前车之鉴，唤醒广大受压迫妇女的女性意识，广大女性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不懈地争取平等权利才能与父权制抗衡。
五 对父权制的颠覆
在小说中有一个和克拉莉莎处在完全不同阶层的人物——赛普蒂默斯。小说最初的计划并无这一角色，后来伍尔夫改变了初衷，增加了这一年轻的“疯子”，将克拉莉莎的死亡转嫁给了赛普蒂默斯，打破了父权制社会中通常将女性作为男性牺牲品的惯例，使男性为了女性的重生而牺牲③，从而实现了她对父权制的对抗性颠覆。
赛普蒂默斯曾是一位军人，由于在残酷的战争中深受刺激，再加上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而代表上流社会与习惯势力的医生威廉却把他当小孩，更准确地说是当成女孩，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悲伤被看作是女性化的④，以至于在他跳楼的一瞬间仍被蔑称为“胆小鬼”。威廉是父权制的象征，他对赛普蒂默斯的压迫和扭曲正像父权制对克拉莉莎的摧残。由于不堪父权制对他们的人性的扭曲、精神的摧残和思想的麻痹，他们无数次地想到以死亡来逃避和寻求解脱。最终为了避免把克拉莉莎塑造成父权制下的牺牲品而又一次落入父权制的圈套，伍尔夫选择了让赛普蒂默斯这位男性代替克拉莉莎去死。而克拉莉莎却在面对赛普蒂默斯的死亡时觉醒，“威廉用他的权力压迫他，虽然他没有说（但是她感觉到了），生活变得不可忍受，他们，那样的男人们使生活变得不可忍受⑤”。“她觉得自己非常像他——这位自杀的年轻人⑥”。透过赛普蒂默斯的死克拉莉莎意识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他是为了保有内心的自然自我不受摧残而选择死亡。同时她也意识到死亡并不能拯救自己，固然这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抵抗和控诉，但更是一种屈服。克拉莉莎的这一心理路程可以从下面这段描写中体现出来。
整个屋子漆黑一团，而声浪不断流荡，她反复自言自语，脱口道：不要再害怕火热的太阳……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和他像得很——那自杀了的年轻人。他干了，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她得返回了。必须振作精神，必须找到莎莉和皮特。“漆黑一团”代表了死亡，虽然选择了死亡，但是父权制的“声浪”仍旧“流荡”。虽然父权制仍像火热的太阳灼烧着克拉莉莎，但是克拉莉莎必须回到这父权制的社会，振作精神像莎莉那保有女性独立的自然自我，与父权制抗争到底。
传统的描写女性生活疾苦的小说通常都是以女性的悲惨死亡而结束，而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以剧中一位男性的自缢代替克拉莉莎的死亡。通过这一颠覆性情节来实现其对父权制的颠覆。
六 结语
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塑造的克拉莉莎的形象，挖掘伍尔夫是如何将这一角色与之社会身份相结合，套用这一角色对父权制实施批判、抵制、颠覆，以及如何构建自我的权威的过程，伍尔夫试图以此揭露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摧残，唤醒被麻痹的女性，鼓励她们勇敢地跳出父权制的牢笼，正视自然自我的存在，追求女性独立自我的存在。同时她也试图通过赛普蒂默斯告诉广大受压迫的妇女选择死亡或其他手段逃避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伍尔夫通过描写克拉莉莎自我发现、自我觉醒、自我成长、自我重构的心路历程，试图唤醒像克拉莉莎一样受压迫妇女的女性主义意识，为她们指明一条解放自我的道路。
注释：
① “牛桥”（Oxbridge），此词是拼凑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而成的“新词”。
② 笔者译，原文是“Take me with you”.
③ 笔者译，原文是“sacrificing male for female development”.
④ 笔者译，原文是“Septimus is treated by his doctors like a child,liken a girl;for his grief and his trauma have been so‘feminized’”.
⑤ 笔者译，原文是“Sir William had impressed him,like that,with his power might he not then have said （indeed she felt it now）,life is made intolerable;they make life intolerable,men like that?”.
⑥ 笔者译，原文是“She felt somehow very like him-the young man who had killed himself.”
参考文献：
[1] 王开林：《天才女作家伍尔夫》，《她故事·外国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 孙梁、苏美译：《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文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4] Woolf Virginia.Mrs Dalloway.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6:x-xii.
[5] Woolf Virginia.Mrs Dalloway.Wa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1996:8-135.
[6] 刘蔚婷：《从〈达罗卫夫人〉看伍尔夫与父权压迫的冲突和对抗》，《科技文汇》，2008年第1期。
[7]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何敏，女，1978—，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化，工作单位：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