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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夫妻名义签“同居协议”
2004年4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李爱菊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她和大学刚毕业的儿子。一年后，李爱菊才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
李爱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而李爱菊才45岁，亲朋好友包括儿子都支持她再婚。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刘东栓的男人，见面后，两人彼此都有好感，就开始了接触。在接触中李爱菊了解到，刘东栓大自己近10岁，妻子一年前患病离世，独生女已经结婚成家。刘东栓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日里十分孤寂，就想找个伴儿。随着两人感情逐步升温，半年后，他们住到了一起。
一起生活后，李爱菊发现，刘东栓说话做事处处透着大男子主义做派，但对自己还不错。刘东栓提议，李爱菊每月拿出300元钱当生活费，其余的花费都由他来出。李爱菊同意了。
儿子听说李爱菊又找到了生活伴侣，心里很高兴。但得知母亲和刘东栓还没有办理结婚证时，儿子说：“如果打定主意和他一起过日子，就必须办理结婚证，这样对你今后的生活也是个保障。”李爱菊直言不讳地对刘东栓转述了儿子的想法，刘东栓连声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咱们抓紧办！”
过了一个月，李爱菊催他，刘东栓说女儿那边有些想法，他正在做女儿的工作。看样子，女儿对刘东栓和她领结婚证有些意见。2005年3月的一天，李爱菊问刘东栓办结婚证的事情商量得怎么样了。刘东栓连忙说：“闺女死活不同意咱俩办结婚证，还威胁我说，如果咱俩领证，她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李爱菊生气地说：“你对女儿一味忍让，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刘东栓马上赔着笑脸说：“怎么会呢，咱们可以签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我违反了协议，将来你可以到法院告我。”李爱菊和儿子商量后，同意了。
2005年4月8日，刘东栓与李爱菊签了一份“夫妻同居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双方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彼此以夫妻相待，终身相伴；二、男方以此为家庭，对家庭生活负责，竭尽全力维护女方的生活；三、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方式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1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时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
将患癌“妻子”扫地出门
与刘东栓签了“同居协议”后，李爱菊心里踏实了许多。共同生活中，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
转眼间，李爱菊和刘东栓已经同居生活了10年。2015年10月，没想到李爱菊却查出了胃癌，而且已到了中晚期，必须尽快做手术。手术加放疗、化疗等费用，几个疗程下来需要近20万元。
病情不等人，李爱菊想和刘东栓商量手术问题，刘东栓却支支吾吾，说前段时间女儿装修房子，他拿了不少钱，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她治病。
治病要紧。刚强的李爱菊不再乞求刘东栓什么，她拿出自己的近12万元积蓄，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又给她汇来了5万元，加上亲友给她凑的3万元，她顺利住院做了手术。手术加上放疗、化疗，李爱菊前后在医院住了将近3个月。让她寒心的是，在她住院期间，刘东栓仅来看过她两次。
那天，李爱菊借口让刘东栓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来，推心置腹地问刘东栓：“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刘东栓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你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李爱菊一阵心寒，最后落寞地说：“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
从那以后，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李爱菊积极调整了心态，身体康复得也很快。出院后，她回到家中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可是到了门口，门锁却怎么也打不开，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她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的人一起生活了10年。
“丈夫”不履行协议成被告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这时，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了，我就把我的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门。
对于李爱菊所说的“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的话，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10年，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如今两人不能再生活下去，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1万元的雇工费，他该出不少钱。
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李爱菊聘请律师向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刘东栓履行协议，支付她10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10万元人民币。4月18日，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癌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10万元。但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體出了问题，而不是当初协议上约定的——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另，双方共同生活10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做出判决。
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10年，对这个家庭做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癌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款，补偿款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进行康复治疗。那段10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现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摘自《伴侣》
2004年4月的一天，哈尔滨市民李爱菊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她和大学刚毕业的儿子。一年后，李爱菊才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
李爱菊的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而李爱菊才45岁，亲朋好友包括儿子都支持她再婚。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刘东栓的男人，见面后，两人彼此都有好感，就开始了接触。在接触中李爱菊了解到，刘东栓大自己近10岁，妻子一年前患病离世，独生女已经结婚成家。刘东栓一个人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平日里十分孤寂，就想找个伴儿。随着两人感情逐步升温，半年后，他们住到了一起。
一起生活后，李爱菊发现，刘东栓说话做事处处透着大男子主义做派，但对自己还不错。刘东栓提议，李爱菊每月拿出300元钱当生活费，其余的花费都由他来出。李爱菊同意了。
儿子听说李爱菊又找到了生活伴侣，心里很高兴。但得知母亲和刘东栓还没有办理结婚证时，儿子说：“如果打定主意和他一起过日子，就必须办理结婚证，这样对你今后的生活也是个保障。”李爱菊直言不讳地对刘东栓转述了儿子的想法，刘东栓连声说：“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咱们抓紧办！”
过了一个月，李爱菊催他，刘东栓说女儿那边有些想法，他正在做女儿的工作。看样子，女儿对刘东栓和她领结婚证有些意见。2005年3月的一天，李爱菊问刘东栓办结婚证的事情商量得怎么样了。刘东栓连忙说：“闺女死活不同意咱俩办结婚证，还威胁我说，如果咱俩领证，她就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李爱菊生气地说：“你对女儿一味忍让，就不考虑我的感受吗？”刘东栓马上赔着笑脸说：“怎么会呢，咱们可以签个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如果我违反了协议，将来你可以到法院告我。”李爱菊和儿子商量后，同意了。
2005年4月8日，刘东栓与李爱菊签了一份“夫妻同居协议”，内容大致如下：一、双方从2005年4月1日开始同居生活，彼此以夫妻相待，终身相伴；二、男方以此为家庭，对家庭生活负责，竭尽全力维护女方的生活；三、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方式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1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时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
将患癌“妻子”扫地出门
与刘东栓签了“同居协议”后，李爱菊心里踏实了许多。共同生活中，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
转眼间，李爱菊和刘东栓已经同居生活了10年。2015年10月，没想到李爱菊却查出了胃癌，而且已到了中晚期，必须尽快做手术。手术加放疗、化疗等费用，几个疗程下来需要近20万元。
病情不等人，李爱菊想和刘东栓商量手术问题，刘东栓却支支吾吾，说前段时间女儿装修房子，他拿了不少钱，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她治病。
治病要紧。刚强的李爱菊不再乞求刘东栓什么，她拿出自己的近12万元积蓄，在北京打工的儿子又给她汇来了5万元，加上亲友给她凑的3万元，她顺利住院做了手术。手术加上放疗、化疗，李爱菊前后在医院住了将近3个月。让她寒心的是，在她住院期间，刘东栓仅来看过她两次。
那天，李爱菊借口让刘东栓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来，推心置腹地问刘东栓：“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刘东栓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么想的，你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李爱菊一阵心寒，最后落寞地说：“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
从那以后，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李爱菊积极调整了心态，身体康复得也很快。出院后，她回到家中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可是到了门口，门锁却怎么也打不开，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她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的人一起生活了10年。
“丈夫”不履行协议成被告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这时，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了，我就把我的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门。
对于李爱菊所说的“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的话，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10年，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如今两人不能再生活下去，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1万元的雇工费，他该出不少钱。
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李爱菊聘请律师向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刘东栓履行协议，支付她10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10万元人民币。4月18日，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癌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10万元。但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體出了问题，而不是当初协议上约定的——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另，双方共同生活10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做出判决。
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10年，对这个家庭做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癌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款，补偿款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进行康复治疗。那段10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现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摘自《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