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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已接近半程，经济增长数据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等，无论同比还是环比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回落。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公布在即，对经济增长值的落点是否仍处于合理区间的回答，既关乎于对合理区间内涵的确切理解，更取决于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宏观调控的基调。
“区间调控”的具体要求和内涵
2014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确定体现了“区间调控”的具体要求和相应的内涵，表现在经济增长、城镇就业、物价水平三方面。首先是就业方面，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6%。之所以要有这样的下限，主要考虑的是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将意味着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200万人左右，这必将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新的压力，从而影响“促改革”“调结构”目标的实现。
其次，经济增长的下限在GDP增速上的界定并不固定是7.5%。因为按照测算，与1000万新增城镇就业相对应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7.1%-7.2%，这意味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在7.2%左右。经济增长的上限体现在“不能出现通货膨胀”，但不是2014年所确定的CPI目标3.5%。因为按照宏观经济学国际惯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般把高于5%作为轻微通货膨胀的标志。与2013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相比，虽然GDP增速和CPI的目标都没有变，但内涵上存在重大的差别。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的2014年，由于改革的深度冲击，7.5%增长实现的难度更大，3.5%的CPI存在的不确定也更大。所以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来看待GDP增速7.5%、CPI涨幅3.5%的含义。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2014年所确定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将改变以往政府增长目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目标的传统做法，体现了中央政府“挤水份”的导向，2014年的政府增长目标将在很大限度上接近实际增长水平；二是2014年的“7.5%左右的增长率，3.5%左右的CPI涨幅”不是以往的数字教条，不是一个上下限的标准，而是一个处于上下限之间的大概率合意目标，它存在一个浮动的区间。
7.5%是处于下限与上限之间的一个合意增速
按照测算，2014年GDP增长7.5%左右意味着中国新增就业可能达到1250万左右、财政收入增幅达到9%左右，对应的产出缺口和核心CPI等宏观参数都在一个可控稳定的区间，并能够满足我们到2020年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因此，2014年7.5%的目标就是一个“稳增长”的目标，基本处于下限与上限之间的一个合意增速。
7.5%的GDP增速目标也充分批驳了现在西方国家和部分市场人士所宣扬的“中国经济2014年大崩溃”的论断。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14年虽然面临大量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但“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2014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依然有能力和信心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跌破7%，甚至步入到“5%的时代”。这些判断不仅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对于中国政府调控的能力和政策空间也存在严重的误判。当然，如果结合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做空中国”操作来看，这些论断还存在阴谋论的嫌疑。有针对性地批驳这些论断，对于形成良性的市场预期是十分有价值的。建立在科学测算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无疑具有这种功效。
与2013年的政府增长目标进行比较，2014年7.5%的增长速度意味着2014年经济增速较2013年不会有较大的波动，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在稳定的区间。
“区间调控”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
实现“区间调控”和7.5%的GDP增速目标要求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一是“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要用改革来重塑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础，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传递的效率。例如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重构财政政策的传递机制，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从而从制度层面和中微观层面打破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是“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定位在，“财政赤字1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9500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赤字率稳定在2.1%”；稳健货币政策体现在，M2增长13%。这就意味着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重返刺激政策的道路，也意味着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因为大改革和大调整而进行过度的收缩。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稳中求进”和“区间调控”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理念已发生重大调整——从“短期稳定”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从“数字教条式的点稳定”向“区间控制”转变，从“先验的合意增长速度”向“不断试错的区域目标”转变。近5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大动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转换带来的结构大变异、内部政策扭曲不断积累带来的风险大幅度上扬以及社会政治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张力加剧等原因，致使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性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潜在经济增长的合意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哲学理念必须随之进行调整。
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和潜在增速的不确定性的加剧，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既不能把高速平稳期的增长速度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标准，也不能先验地确定增长速度的单一标准。合意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从单一数字扩张到一定的区间，并动态调整，而调整的依据更多的来源于包括失业、通胀、国际收支以及中长期增长等更为基础的参数的实际运行。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必须从短期经济增长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因此，“调结构”“促改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目标的落脚点，“稳增长”更多地要为这两大目标服务，稳增长的内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些调整是顺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因此“稳中求进”和“区间调控”必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编/严俊 美编/于珊
“区间调控”的具体要求和内涵
2014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确定体现了“区间调控”的具体要求和相应的内涵，表现在经济增长、城镇就业、物价水平三方面。首先是就业方面，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6%。之所以要有这样的下限，主要考虑的是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将意味着城镇新增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200万人左右，这必将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带来新的压力，从而影响“促改革”“调结构”目标的实现。
其次，经济增长的下限在GDP增速上的界定并不固定是7.5%。因为按照测算，与1000万新增城镇就业相对应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7.1%-7.2%，这意味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在7.2%左右。经济增长的上限体现在“不能出现通货膨胀”，但不是2014年所确定的CPI目标3.5%。因为按照宏观经济学国际惯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般把高于5%作为轻微通货膨胀的标志。与2013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相比，虽然GDP增速和CPI的目标都没有变，但内涵上存在重大的差别。在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的2014年，由于改革的深度冲击，7.5%增长实现的难度更大，3.5%的CPI存在的不确定也更大。所以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来看待GDP增速7.5%、CPI涨幅3.5%的含义。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2014年所确定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将改变以往政府增长目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目标的传统做法，体现了中央政府“挤水份”的导向，2014年的政府增长目标将在很大限度上接近实际增长水平；二是2014年的“7.5%左右的增长率，3.5%左右的CPI涨幅”不是以往的数字教条，不是一个上下限的标准，而是一个处于上下限之间的大概率合意目标，它存在一个浮动的区间。
7.5%是处于下限与上限之间的一个合意增速
按照测算，2014年GDP增长7.5%左右意味着中国新增就业可能达到1250万左右、财政收入增幅达到9%左右，对应的产出缺口和核心CPI等宏观参数都在一个可控稳定的区间，并能够满足我们到2020年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因此，2014年7.5%的目标就是一个“稳增长”的目标，基本处于下限与上限之间的一个合意增速。
7.5%的GDP增速目标也充分批驳了现在西方国家和部分市场人士所宣扬的“中国经济2014年大崩溃”的论断。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14年虽然面临大量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但“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2014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依然有能力和信心维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
一些西方学者和机构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跌破7%，甚至步入到“5%的时代”。这些判断不仅不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对于中国政府调控的能力和政策空间也存在严重的误判。当然，如果结合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做空中国”操作来看，这些论断还存在阴谋论的嫌疑。有针对性地批驳这些论断，对于形成良性的市场预期是十分有价值的。建立在科学测算的7.5%的经济增长目标，无疑具有这种功效。
与2013年的政府增长目标进行比较，2014年7.5%的增长速度意味着2014年经济增速较2013年不会有较大的波动，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在稳定的区间。
“区间调控”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
实现“区间调控”和7.5%的GDP增速目标要求相应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与之匹配。一是“向深化改革要动力”，要用改革来重塑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础，改善宏观经济政策传递的效率。例如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重构财政政策的传递机制，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从而从制度层面和中微观层面打破宏观经济政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是“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定位在，“财政赤字13500亿元，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9500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赤字率稳定在2.1%”；稳健货币政策体现在，M2增长13%。这就意味着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并不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重返刺激政策的道路，也意味着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因为大改革和大调整而进行过度的收缩。这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稳中求进”和“区间调控”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理念已发生重大调整——从“短期稳定”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从“数字教条式的点稳定”向“区间控制”转变，从“先验的合意增长速度”向“不断试错的区域目标”转变。近5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环境大动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转换带来的结构大变异、内部政策扭曲不断积累带来的风险大幅度上扬以及社会政治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张力加剧等原因，致使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性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潜在经济增长的合意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和宏观调控的基本哲学理念必须随之进行调整。
一方面宏观经济波动和潜在增速的不确定性的加剧，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传统宏观经济稳定的数字教条，既不能把高速平稳期的增长速度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标准，也不能先验地确定增长速度的单一标准。合意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从单一数字扩张到一定的区间，并动态调整，而调整的依据更多的来源于包括失业、通胀、国际收支以及中长期增长等更为基础的参数的实际运行。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必须从短期经济增长向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转变，因此，“调结构”“促改革”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目标的落脚点，“稳增长”更多地要为这两大目标服务，稳增长的内涵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些调整是顺应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因此“稳中求进”和“区间调控”必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基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编/严俊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