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３０００日本青年访华活动从前期准备到日本团员安全出境，前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我参加的已经是最后阶段。因为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几乎动用了所有学日语的人来负责接待、翻译、服务工作。为了搞好这次活动，中央成立了筹委会，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任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任秘书长、副秘书长。
　　筹委会下设接待班子。起初，接待办公室就设在团中央。后来接待班子作为此次活动的总部搬到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即大都饭店）。我被安排在总部，负责各方面的协调工作。我们与日方的配合很默契，同时也得到了国内相关单位的全面支持。
　　据前辈们介绍，北京当时宾馆的接待能力大约是五六千人（其中也包括军队的招待所），所以３０００人还是可以接待的，这个数字是经过事先的考察、调研才确定的。
　　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了邀请。邀请以民间为主，也充分照顾官方。日本全国４７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最后，日本２２０个团体、单位派遣了３０１７人，组成了２１７个代表团，包括６３名新闻记者。相对于中方接待班子，日方在“日青协”（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设立了一个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的联络。３０００人代表团的总代表是“日青协”会长小野寺喜一郎。
　　中方派专门人员和专机到日本去接，全部费用也由我们负担。１９８４年正值中国建国３５周年大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组织的第一次国庆庆典。在国庆庆典前一天，应邀访华的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分别从南京、西安、杭州、武汉等四路汇集到北京。９月２９日，中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据说，这是人民大会堂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达５０００人。国庆节期间，还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个联欢大会。
　　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是当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小演员小林绫子，只有十来岁；年龄最大是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日中青年研修会会长冈崎嘉平太，当时已经是８４岁高龄。还有日本的各界名流出席。胡耀邦在首体联欢会上强调，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十一阅兵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有专门留给日本３０００名青年代表的位置。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烟火后，大家开始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多钟。晚会后，我被留下来做收尾工作。因天黑、人多、地方陌生，有３０个～５０个日本团员在广场上走散了，后来都被找了回来，并上了去往各自宾馆的车。所有的人员和工作安排妥当后，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在接待过程中有几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在南京，日本代表团成员穗积一成（他是一个团体的普通职员）因为水土不服，患急性胃出血，昏迷不醒，情况非常紧急。当时，作为秘书长，胡锦涛同志直接负责并指挥了这件事处理的全过程。日本青年病发后，很多专家给他进行了会诊和治疗。病人需要输血，但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医疗技术和血液安全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紧急与病人在日本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得到他们的首肯后，医生为病人输了血，挽救了他的生命。后来在１９９８年，胡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后第一次访日，在参加驻日大使馆举行的与各界人士的见面活动时又见到了他。当时，穗积一成非常感动，握着胡锦涛的手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中国给的！”
　　在北京期间，胡耀邦在中南海接待了一批日方主要友好人士。
　　从各种活动安排来看，那时中央对接待日方３０００名青年高度重视，并力所能及地让日本人能够了解中国。这次活动带来了很多后续交流，日本的各界希望跟中国进行交流，来过的青年对中国产生了好感，回到日本后，通过各种途径继续与中国进行交流。
　　２０年后，那批日本人在日本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中有的当上了国会议员，有的当上了地方的行政长官或公司的领导者，这些人现在是日本国内推动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
　　１９８３年胡耀邦访日与日方达成了和平友好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赖、长期稳定。中日两国高层达成共识：加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１９８４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督促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开展。中方的首席委员（日方称为座长）是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委员会建议两国政府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一项是：日本政府利用ＯＤＡ的款项在北京建立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
　　３０００人回国后，提出要求中国青年回访。日本在“日青协”（日本青年团协议会）成立了接待班子，到过中国的代表团成员的各有关组织负责筹划、出资、接待中国的青年。１９８５年，应日本二百多个友好团体的邀请，以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为总团长的“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１２日回访了日本。我当时是５０４名团员之一，团员来自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包括５６个民族的青年。代表团走遍了日本四十多个都、道、府、县，接触了大量的日本民众，访问过中国的日本青年特别热情和友好地接待了我们。
　　
　　推动外交战略的调整
　　“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初显然已经不适应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需要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１９８１年３月，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认为，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做到以下三条：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他还指出，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或保持国家关系；尽量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或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胡耀邦说：“有了这四条，我们对外活动的形象就信义昭明，正气磅礴。”
　　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胡耀邦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题，全面地阐述了这一战略方针。
　　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具体化，是要切实地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当时的主要用意之一，是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以保持中国外交的独立性。胡耀邦分析说，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的立场没有本质的改变。此外，美苏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即便美苏关系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因此，对美国希望过头了，将来要失望。
　　在对苏联的政策方面，胡耀邦在１９７９年就进行了反思，主张要把苏联的扩张政策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把苏联集团与广大干部和人民区别开来，把苏联与它的东欧伙伴区别开来。他还认为，苏联要全面搞对华战争并不容易。他在１９８１年３月又明确提出，在对苏政策上必须划清三个界限：坚定地反它的霸权主义，而不反它的国内政策，不要提出“联美反苏”；不要把政治斗争、反霸权主义，同完全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混为一谈；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而要同苏联广大人民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他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胡耀邦在对苏政策上的这些主张，改变了以苏为敌的观念，对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调整对美对苏关系的同时，胡耀邦还主张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为加强中日友好关系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着眼于２１世纪，倡导推动两国世世代代友好，并邀请３０００名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成为当时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