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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农场投资机制的创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诸多问题。本文设计出一个相对具体的农场投资机制，即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基于微观组织结构创新，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并为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进入农业系统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此外，由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可以得出一个全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微观组织结构创新—农场投资机制创新—农业内生增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微观组织结构创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农业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1006209
一、引言
根据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传统农业被看做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该均衡的特点在于：（1）技术状况长期内大致保持不变，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与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2）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即人们没有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3）由于上述原因，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传统农业实际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不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舒尔茨将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归为两点：（1）传统农业中农民分配自己的农业要素时是有效率的，即“有效率的分配”，这意味着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农业增长没有意义。（2）传统农业中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也就是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收益率低，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没有动力对这些传统要素储蓄和投资，也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1]。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系统中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本质上就是技术变化，借用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这种变化就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对小农经济均衡的“创造性破坏”。舒尔茨认为，这种技术变化或创新的途径就在于：（1）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农场制度的推广与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对农场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场经济的关注度却极为有限，在仅有的几篇研究农场经济的文献中，对我国应该采用哪种模式的农场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何秀荣[3]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促进农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行政策只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作用，不具有摆脱小农经济缺陷和建立起现代农业的总体性和长期性作用；以企业为母体的租赁式公司农场和以农地股份制为基础的公司农场将成为我国未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而朗秀云[4]认为，家庭是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家庭经营的规模应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提高而扩大；即便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也应把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到能够有效吸纳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和能够实现与非农产业劳动所得相均衡的最小必要规模以上；土地私有化并不必然引致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用权的流转是扩大家庭农场规模的主要途径。郭正模[5]也认为，相对于传统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具有明显的一系列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本文认为，现代农场经济是一个体系，对于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模式的农场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家庭农场、合伙制农场与公司农场都有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和发展潜力，而农场投资机制问题才是更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本文从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入手，基于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思想及熊彼特对创新的解读，结合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面临的困境，从微观组织结构创新视角探讨和研究适合我国现状的农场投资机制，并对本文中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给出经济解释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前提
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舒尔茨所概括的小农经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人地矛盾尤为突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有国情。具体地，在小农经济下，那些基于规模农业下的现代科技含量高的新的生产要素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且由于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又会导致农业融资困难；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被割裂，农业到市场的距离被延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得土地流转困难，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此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人口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只强调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与知识密集而忽视劳动密集是极不可行的。
当具体到上述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个问题的某一方面时，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比如，人们选择忽视土地所有权而强调土地使用权促进了土地流转，合作社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经营；农业中介的引入能够部分解决融资难问题，并能有效缩短农业到市场的距离。对二元结构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6]，即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结构的根本方法，工业化和城市化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实践证明，在上述约束下，所有方案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方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组织中，适度的设计和规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本文希望在上述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都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农场投资机制设计，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为了便于分析，做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1：比较优势理论是普遍适用的。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是针对国际贸易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事实上，比较优势的思想不仅仅适用于国际贸易，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以典型的家庭农场为例，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实体[7]。家庭农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和核算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2）农场主的综合素质要求高，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管理，还要会经营。（3）经营规模要适度[8]。不难发现，家庭农场这种组织形式并不符合比较优势思想。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大部分农场主来自于农民，其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农场主素质的要求类似于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也未必能兼得。比较优势普适性的前提下，根据劳动者禀赋拥有状况的不同，对其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依照资本密集程度、劳动密集程度、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赋予不同的组织以不同的职能，是更为经济和可行的做法。 假设2：相对于不完整的产权，完整的产权更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张五常曾认为，产权就是使用资产的权利，包括资源的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使用权和转让权极其重要，产权不包含所有权。在该思想的影响下，对我国土地流转的探索主要是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然而，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以及土地交易权不完整是我国农地制度安排中的显著特征，它们分别表现为土地的频繁调整和农户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一般认为，明晰的产权可以提供激励解决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对土地而言，产权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将会导致资源的退化[9]。因此，有效实现土地流转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寻求完整的土地产权，完整的土地产权一定要包含土地所有权。
假设3：农业增长的源泉是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新生产要素的使用可以概括为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遵循熊彼特式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熊彼特[10]认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数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采用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刘健钧[11]认为，前两项属于产品创新范畴，第（3）、（4）项属于营销模式创新范畴，第（5）项涉及到企业组织制度建设问题。即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刘健钧将创新归纳为产品创新、营销模式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三个方面，组织制度创新是更高层面的创新活动。本文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属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创新，内含了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
假设4：外源性融资难的根源在于传统农业中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
在农业中，外源性资金缺乏，尤其是权益资金不愿意进入农业系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解决农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创造出“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在农业中创造“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取决于科技含量高的新生产要素的使用，这也正是推动农业内生增长的源泉。因此，农业内生增长与农业外源性融资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农业内生增长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实现农业内生增长的农场投资机制就是有效的投资机制。
三、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构建
本文的任务是探索一种农场投资机制，在不能够土地私有的约束下，链接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以实现土地产权的完整性；这种投资机制还应该能够实现对具有不同禀赋的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对不同组织赋予不同的职能。该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业内生增长，这是农民增收的前提，也是解决农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农业内生增长的本质在于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舒尔茨将其归结为对研发和对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技术进步内生的前提下，使用新的生产要素意味着旧的生产函数的破坏和新的生产函数的创造，从而出现“有回报的投资机会”。随着生产函数不断的破坏与创造，“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就会大量涌现，农业中融资难问题就迎刃而解，资本积累进而又会进一步推动农业增长。总之，实现农业内生增长是本投资机制的根本目的。
此外，根据科斯理论，组织机制与市场机制之所以并存，是因为交易成本不同。即有些交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成本更低，有些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交易成本更低，而农业系统的现状是组织化程度太低。基于以上分析和基本假设，做如下投资机制设计（如图1所示），并给出相应的经济解释。
图1现代农场投资机制该投资机制的核心环节是将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引入农业系统，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系统的各要素组织起来，以降低因过多市场交易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对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阐述细分为组织机制、协调控制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农业增长机制四个子机制。
（一）组织机制
这里的组织机制主要是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构成，与一般公司相同的是都由股权和债权构成，不同的是对股权的安排。为了链接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别赋予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以股份，从而使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以法人的形式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
赋予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职能主要有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规划与管理咨询、外源性融资、组织应用性研发、农产品的市场营销等，从价值链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附加值较高的服务性活动。本文一直强调的是，农业内生增长取决于科技含量高的新的生产要素的引入。规划、金融、研发及营销这些服务性活动对二、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与这些要素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本文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这座桥梁将二者联系起来。简单讲，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任务就是，在市场导向下，通过有效规划、充裕的融资以及高效的市场营销等手段，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农业系统，将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市场。
此外，该机制中存在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专业化农场、应用研发中心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四个组织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在协调控制机制中阐述。组织机制中涉及的是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和组织职能分配方面的问题。不同于传统农场的劳动密集的特点，专业化农场具有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特点，对相关从业者的职业教育是必要的，这个问题会在收益分配机制中得以解决；应用性研发中心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的，可以部分解决因土地集中而新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代农场投资公司是市场和人际关系导向的。比较优势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据不同经济主体的特征进行专业化分工及职能安排是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二）协调控制机制
这里的协调控制机制主要涉及两个内容，即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专业化农场之间的关系，现代农场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这两方面关系的协调主要通过一系列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来实现。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为专业化农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规划服务、金融服务、应用性技术支持、市场营销服务以及管理咨询服务等。对具体的农场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做规定性安排，它们的实现形式是多元的，系统而完整的体系总是优于单一模式。张晓山[12]也认为，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发展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来促进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里，系统而完整的体系具体是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可以自行组织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具体事务，也可以将这些非核心业务以各种契约形式外包给其他企业、农户，非核心业务外包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趋势，也更加符合比较优势思想。 应用性研发中心是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重要职能部门。基础性研发到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农业中的这种转化更加困难，应用性研发是解决此问题的途径。而应用性研发也是本机制能够实现农业内生增长的重要一环。
（三）收益分配机制
在收益分配机制中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参与分配，这是本机制的创新点之一。如图2所示，假定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目标是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本机制对国家以土地所有权获得收益的用途做明确的规定，即来自农业的收入必须用于农业的发展。在需要引入农业系统的诸多新生产要素中，农业基础性研发及农民职业教育具有投入大、投资周期长、溢出效应大等显著外部性特征，会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失灵，需要政府部门的投资。因此，本投资机制规定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用于农业基础性研发和农民职业教育。在基础性研发与农民职业教育方面，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故政府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必须要有良好和有效的互动。
在机制运行伊始，仅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可能不足以支撑该部分的投资，需要财政拨款的补充。同样的逻辑，在该机制运行之初，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也需要部分财政资金的支撑以完善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机制的运行及细节的完善，内生增长机制（在农业增长机制部分阐述）的作用逐渐显现，国家以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会逐渐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拨款逐渐减少，最终完全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图2收益分配机制（四）农业增长机制
农业增长源于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新生产要素的使用会破坏旧的生产函数，创造出新生产函数。新生产函数比旧生产函数更有生产力，在新旧生产函数的持续更迭交替中，农业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内生增长的关键在于农业增长所需的新要素是农业系统内部产生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具体地，通过微观组织结构的创新，将研发（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职业教育）以及金融这些附加值高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组织起来，实现投资机制创新。这种投资机制创新属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创新，并内含了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模式创新。假定该投资机制创新遵循熊彼特模式，即技术进步会体现在农业系统中中间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中间产品质量的提升使得农业生产函数生产力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会促进农业的发展，依据以上的机制，农业的发展又会实现生产要素的更新。简言之，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通过投资机制创新实现内部更新，从而实现农业持续增长（如图3所示）。
图3农业增长机制（五）对技术性问题的补充
1现代农场投资公司
农业系统引入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1）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营销等环节，农业系统的现状是组织化程度低，进而导致交易成本高。（2）如前所述，农业内生增长的关键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金融及管理等新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这些要素进入农业系统需要相应的载体将它们组织起来。现代农场投资公司恰能同时满足此两个方面的需要，其组织形式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从长远角度看，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较明显的发展优势。
2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在上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中，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农民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国家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是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专业化农场之间、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之间是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委托代理成本。农民是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经营主体，其收入一部分来自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股权分配，另一部分来自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劳动收入。利益最大化的约束会使得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对于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与一般企业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对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惩罚机制的安排，当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广泛应用之后，会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第一重委托代理成本也会较低。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的投资机制最终会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前后衔接的农产品供给系统（或称为现代农场投资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最终实现农业内生增长。因此，本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解释，在该投资机制下农业如何实现增长。
四、现代农场投资机制下的农业内生增长
在进入增长模型之前，有必要对新引入农业系统的生产要素及其对农业增长发挥作用的机理进行阐述。新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研发（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职业教育）、金融（外源性融资）及管理咨询活动。根据要素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类：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类，金融和管理咨询作为另一类。以传统生产函数Y=AF（K，L）为例，金融和管理咨询是传统生产函数的内生因素，即反映在F（K，L）中；而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体现在外生技术因素A中。
在上述投资机制中，金融和管理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函数，是因为原生产函数对这些要素的使用不足，使用这些要素的边际报酬更高。达到新的均衡之后，继续增加此类要素的使用，将不能促进农业增长，即增加这些要素的使用并不能实现农业的持续增长（或者说此类要素的使用有水平效应，不具备增长效应）。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农业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持续的外生技术进步（即A）。事实是，农业增长包含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后者又推动了技术进步。农业内生增长的目的，就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农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农业增长。通过上述机制设计，在农业系统中引入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技术要素，并通过这些技术要素与农业经济的双向互动实现农业内生增长。
根据前述的农业增长机制，本文借鉴Aghion和Howitt内生创新增长模型[13]来解释在上述投资机制下，农业是内生增长的。在内生创新增长模型中，创新通过中间产品质量的改进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到上述的农业投资机制，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农业创新提供动力，创新作用于农业生产中一系列的中间产品并改进它们的质量，中间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使农业产出持续增长。为了推导的简便，假设农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一种中间产品，并不影响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假定该中间产品是由提供者垄断的。 （一）现代农场投资系统最终产品的生产
假定一系列的离散时期t=1， 2， …。在每一时期，有固定数量L的个体，这些个体生存一期，拥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且无弹性地供给劳动。个体效用只依赖于自身的消费水平，且是风险中性的，即其目标最大化期望效用。
人们消费单一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是由基于上述农场投资机制的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提供，对于整个农业产业而言，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之间是完全竞争的。每一个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通过投入劳动和单一的中间产品这两种要素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并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t=（AtL）1-αxαt （1）
其中，Yt表示最终产品在时期t的产出，At表示时期t中间投入品的生产率函数，xt表示中间产品的使用数量。系数α介于0和1之间。农业系统中所有劳动供给L都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乘积项AtL称为有效劳动供给。
在每一期中，中间产品是由垄断者利用最终产品作为唯一的投入生产出来，且投入产出比为1。即为了生产一单位的中间产品，垄断者必须使用一单位的最终产品作为投入。未用于中间产品生产的最终产品可用于消费、研发及农民职业教育，这两部分组成了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agr=Yt-xt （2）
（二）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间产品的生产与利润实现
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及投资机制等创新因素体现在生产函数的创新中，生产函数的创新用生产率参数At提高表示，这一创新可以改进中间产品的质量。在分析创新的产生过程之前，本部分主要分析在每一期的At确定之后，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下，创新者对决策变量（中间产品数量）的选择。当确定了最优的中间产品数量之后，即可以根据现代农场投资系统的生产函数确定最终产品及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
垄断者的目标函数πt=ptxt-xt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其中，pt表示中间产品相对于最终产品的价格（最终产品价格为1）。即中间产品垄断者的收益是价格和销售数量的乘积，而成本是其最终产品投入，由基本假设知该投入等于产出xt。
完全竞争产业中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等于边际产品的价值，则中间产品的价格是最终产品部门使用中间产品的的边际产品与最终产品价格的乘积，而最终产品价格为1，从而有：
pt=Ytxt=α（AtL）1-αxtα-1 （3）
代入利润函数可得：
πt=ptxt-xt=α（AtL）1-αxαt-xt （4）
中间产品垄断者的决策变量为xt，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α2（AtL）1-αxtα-1-1=0，可以求得均衡的数量为：
xt=α21-αAtL （5）
此时，均衡的利润是：
πt=（1-α）α1+α1-αAtL （6）
令ω≡（1-α）α1+α1-α，则πt=ωAtL。因此，均衡产出和均衡利润都与有效劳动AtL成比例。将均衡产出代入生产函数和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可得：
Yt=α2α1-αAtLGDPagr=Yt-xt=α2α1-α（1-α2）AtL
即最终产出和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有效劳动供给成比例。
（三）创新过程
在每一时期，任一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的任一主体都有机会从事创新，若创新成功，则该创新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中间产品，这种新形式比之前的更有生产力。具体地，本期使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效率比上一期的高，可用下式表示：At=γAt-1。其中，γ>1，反映农业创新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若创新失败，则t时期没有创新，使用的中间产品与上一期的相同，此时有：At=At-1。
为了创新，现代农场投资系统必须从事有成本的研发（含农民职业教育）活动，此活动的唯一投入是最终产品。如前述，研发是不确定的，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创新。但是，农业研发方面的投入越多，农业系统越有可能产生创新，即在某一时期创新发生的概率μt与投入研发的最终产品数量Rt正相关，据此设定如下的研发方程：μt=φ（Rt/A*t）。其中，A*t=γAt-1，表示研发成功得到新中间产品的生产率。创新的概率与A*t负相关，是因为技术越先进就越复杂，改进的难度就越大。由此可知，与创新成功相关的是经过生产率调整的研发投入数量，即Rt/A*tnt（表示记为），假设创新的生产函数也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
φ（n）=λnσ （7）
其中，λ是反映研发部门生产率的参数，度量了农业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转化为创新的程度。弹性σ介于0和1之间。显然有：经过生产率调整的从事创新的研发活动满足如下条件：
φ′（n）=σλnσ-1>0，且φ″（n）=σ（σ-1）λnσ-2<0
（四）研发套利
在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可以组织创新活动以提供新的中间产品，也可以使用原有的中间产品。如果在时期t创新成功，则在此时期将成为该中间产品的垄断者，因为与其他农场投资公司相比，该公司能够凭借此次成功的创新提供更好的中间产品。
对于一个成功的创新者，获得的回报是利润π*t=ωA*tL，创新成功的概率是φ（nt），则期望回报是φ（nt）π*t。无论成功与否，创新的成本都是Rt，则研发的净收益可以表示为φ（Rt/A*t）π*t-Rt。可求得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φ′（nt）ωL=1。称该一阶条件为研发套利方程，该方程意味着研发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二者不等时，就会出现研发强度的调整，直到实现二者相等。由此方程可以求得一个确定的经过生产率调整的研发投入（即nt为确定的常数n），从而创新的概率也是常数（即μt为确定的μ），又创新函数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可以求得： n=（σλωL）11-σμ=λ11-σ（σωL）σ1-σ （8）
（五）农业增长
由上述讨论可知，农业增长率与GDPagr/L的增长率是成比例的，且与生产力参数At的增长率也成比例。创新的结果是随机的，创新的成败与否服从二项分布，具体到时期t有：在创新成功的前提下，农业增长率为gt=At-At-1At-1=γAt-1-At-1At-1=γ-1；如果创新失败，则有gt=At-1-At-1At-1=0。从而可以求得农业长期平均增长率：
g=E（gt）=μ·（γ-1）=λ11-σ（σωL）σ1-σ（γ-1）
该式即为所求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框架下的有关农业增长的增长方程。需要说明的是，当具体到某一时期，μ是创新成功的概率；而在长期，μ也是创新成功的频率。γ-1是每一次创新所带来的生产率增加的比例，能够衡量创新规模的大小。该增长方程可以概括为：在长期，农业平均增长率等于农业系统中创新频率与创新规模的乘积。
在以上关于农业增长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资本积累，但并不意味着资本积累对农业增长不重要。根据阿吉翁和霍依特[14]的观点，资本积累和创新不应当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驱动因素，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综上，农业创新是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对传统农业而言，本文设计的投资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投资机制中引入农业研发和农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内生动力，使得农业系统中的创新内生化和持续化，最终实现农业内生的持续增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面对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诸多难题，本文提出一个全新思路：通过微观组织结构的创新实现投资机制的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的内生增长。因此，本文本身就是传统农业改造方面的政策建议，这一政策建议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给出。而微观组织的运转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和调控，本部分主要结合前两部分的相关论述给出偏宏观的政策建议，这些偏宏观的政策建议是上述投资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
第一，由增长方程g=λ11-σ（σωL）σ1-σ（γ-1）可知：gλ=11-σλσ1-σ（σωL）σ1-σ（γ-1）>0，即农业增长关于创新的生产率λ是递增的。该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农业增长，对与农业相关的教育、研发等基本活动的投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教育不仅仅是农民职业教育，还包含涉农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对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教育及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产品附加值的原动力。
第二，从上述增长方程还可以得到：gγ=λ11-σ（σωL）σ1-σ>0，即农业增长关于生产率改进因子γ（创新规模）也是递增的，这说明农业创新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农业系统中同样存在所谓“落后的优势”，即较落后的地区如果能够采用较发达地区的新技术，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越大，从而实现更快的增长。因此，在农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状下，这一结论对前沿技术在不同地区的梯度转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在技术的梯度转移方面，需要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具体而言，在农业较发达地区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农业投资模式的推广，以及来自于农业较发达地区高新技术的大范围应用等方面，政府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以上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中间产品的垄断者可以向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索取任何价格，而不必担心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农业系统的完全竞争特性使得几乎所有的中间产品都不是垄断的，即便在上述农场投资机制下也不能满足这样严格的假设。
现在假定存在一些竞争性的中间产品生产者，他们可以生产一种该中间产品的完全替代品，可称为“高仿产品”，但生产“高仿产品”需要投入的最终产品数量η>1。因此，提供中间产品的垄断者不可能在均衡时索取高于η的价格，否则“高仿产品”的供给者就会通过降低价格而获利，这会对中间产品的价格产生约束pt≤η。
由式（3）和式（5）知，均衡时中间产品垄断者索取的价格是1/α，当η>1/α，该价格约束不起作用，第三部分的讨论就是基于这一隐含条件。现在需要讨论η<1/α的情况，此时的价格约束是有作用的，中间产品的供给者能够索取的价格只能是η，即pt=η，代入式（3）就可得到均衡数量和利润分别为xt=（α/η）11-αAtL，πt=（η-1）（α/η）11-αAtL。
通过增长方程对η求导，可以发现农业增长对η也是递增的。而η可以理解为农业系统中相关知识产品保护程度，较高的η表示较强程度的专利保护。完善的专利保护增加了中间产品部门中模仿当前技术的成本，意味着成功的创新者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会引起更多的研发，进而更高的增长。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不论是在农业系统还是其他经济系统中，创新对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涉及创新就需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尽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是必要和紧迫的。
第四，本文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推广方面需要政府的参与。一方面，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参与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作为国家（或集体）的行为主体，本身就是农业系统的组成部分，内含了政府应该积极参与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推广。另一方面，面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提供的是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在政府主导下选择两个资源禀赋类似但农业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作为试点，通过试点能够印证本文的相关结论并对本机制进行适当调整。在示范效应作用下，机制的推广就会比较容易实现，最终达到农业内生增长和农民增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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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关键词〕微观组织结构创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农业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5）01006209
一、引言
根据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传统农业被看做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该均衡的特点在于：（1）技术状况长期内大致保持不变，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与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2）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与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是长期不变的，即人们没有增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3）由于上述原因，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传统农业实际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不发生变动、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舒尔茨将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归为两点：（1）传统农业中农民分配自己的农业要素时是有效率的，即“有效率的分配”，这意味着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农业增长没有意义。（2）传统农业中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也就是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收益率低，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没有动力对这些传统要素储蓄和投资，也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1]。
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系统中引进新的生产要素，本质上就是技术变化，借用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这种变化就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函数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对小农经济均衡的“创造性破坏”。舒尔茨认为，这种技术变化或创新的途径就在于：（1）建立一套适于传统农业改造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2]。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历程，农场制度的推广与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对农场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场经济的关注度却极为有限，在仅有的几篇研究农场经济的文献中，对我国应该采用哪种模式的农场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何秀荣[3]认为，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促进农地经营权向种田大户集中、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行政策只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作用，不具有摆脱小农经济缺陷和建立起现代农业的总体性和长期性作用；以企业为母体的租赁式公司农场和以农地股份制为基础的公司农场将成为我国未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重要形态。而朗秀云[4]认为，家庭是适合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家庭经营的规模应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提高而扩大；即便是人地矛盾突出的国家，也应把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到能够有效吸纳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和能够实现与非农产业劳动所得相均衡的最小必要规模以上；土地私有化并不必然引致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用权的流转是扩大家庭农场规模的主要途径。郭正模[5]也认为，相对于传统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具有明显的一系列发展的优势和潜力。本文认为，现代农场经济是一个体系，对于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模式的农场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背景下，家庭农场、合伙制农场与公司农场都有适合其发展的土壤和发展潜力，而农场投资机制问题才是更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本文从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入手，基于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的思想及熊彼特对创新的解读，结合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面临的困境，从微观组织结构创新视角探讨和研究适合我国现状的农场投资机制，并对本文中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给出经济解释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理论前提
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舒尔茨所概括的小农经济，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人地矛盾尤为突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有国情。具体地，在小农经济下，那些基于规模农业下的现代科技含量高的新的生产要素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且由于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又会导致农业融资困难；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被割裂，农业到市场的距离被延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使得土地流转困难，难以实现规模经营。此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人口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只强调发展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与知识密集而忽视劳动密集是极不可行的。
当具体到上述的某一个问题或某个问题的某一方面时，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比如，人们选择忽视土地所有权而强调土地使用权促进了土地流转，合作社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经营；农业中介的引入能够部分解决融资难问题，并能有效缩短农业到市场的距离。对二元结构的研究已经相当完善，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6]，即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结构的根本方法，工业化和城市化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实践证明，在上述约束下，所有方案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方案。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组织中，适度的设计和规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本文希望在上述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都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农场投资机制设计，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为了便于分析，做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1：比较优势理论是普遍适用的。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是针对国际贸易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事实上，比较优势的思想不仅仅适用于国际贸易，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以典型的家庭农场为例，家庭农场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实体[7]。家庭农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和核算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2）农场主的综合素质要求高，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管理，还要会经营。（3）经营规模要适度[8]。不难发现，家庭农场这种组织形式并不符合比较优势思想。不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大部分农场主来自于农民，其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农场主素质的要求类似于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也未必能兼得。比较优势普适性的前提下，根据劳动者禀赋拥有状况的不同，对其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依照资本密集程度、劳动密集程度、知识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赋予不同的组织以不同的职能，是更为经济和可行的做法。 假设2：相对于不完整的产权，完整的产权更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张五常曾认为，产权就是使用资产的权利，包括资源的使用权、收入权和转让权。使用权和转让权极其重要，产权不包含所有权。在该思想的影响下，对我国土地流转的探索主要是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然而，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以及土地交易权不完整是我国农地制度安排中的显著特征，它们分别表现为土地的频繁调整和农户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一般认为，明晰的产权可以提供激励解决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外部性问题，对土地而言，产权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将会导致资源的退化[9]。因此，有效实现土地流转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寻求完整的土地产权，完整的土地产权一定要包含土地所有权。
假设3：农业增长的源泉是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新生产要素的使用可以概括为技术变化，技术变化遵循熊彼特式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熊彼特[10]认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可以通过五种途径实现：（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数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采用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刘健钧[11]认为，前两项属于产品创新范畴，第（3）、（4）项属于营销模式创新范畴，第（5）项涉及到企业组织制度建设问题。即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刘健钧将创新归纳为产品创新、营销模式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三个方面，组织制度创新是更高层面的创新活动。本文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属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创新，内含了产品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
假设4：外源性融资难的根源在于传统农业中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
在农业中，外源性资金缺乏，尤其是权益资金不愿意进入农业系统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解决农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创造出“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在农业中创造“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这取决于科技含量高的新生产要素的使用，这也正是推动农业内生增长的源泉。因此，农业内生增长与农业外源性融资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农业内生增长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实现农业内生增长的农场投资机制就是有效的投资机制。
三、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构建
本文的任务是探索一种农场投资机制，在不能够土地私有的约束下，链接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以实现土地产权的完整性；这种投资机制还应该能够实现对具有不同禀赋的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对不同组织赋予不同的职能。该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农业内生增长，这是农民增收的前提，也是解决农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农业内生增长的本质在于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舒尔茨将其归结为对研发和对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技术进步内生的前提下，使用新的生产要素意味着旧的生产函数的破坏和新的生产函数的创造，从而出现“有回报的投资机会”。随着生产函数不断的破坏与创造，“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就会大量涌现，农业中融资难问题就迎刃而解，资本积累进而又会进一步推动农业增长。总之，实现农业内生增长是本投资机制的根本目的。
此外，根据科斯理论，组织机制与市场机制之所以并存，是因为交易成本不同。即有些交易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成本更低，有些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交易成本更低，而农业系统的现状是组织化程度太低。基于以上分析和基本假设，做如下投资机制设计（如图1所示），并给出相应的经济解释。
图1现代农场投资机制该投资机制的核心环节是将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引入农业系统，目的在于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农业系统的各要素组织起来，以降低因过多市场交易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对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阐述细分为组织机制、协调控制机制、收益分配机制和农业增长机制四个子机制。
（一）组织机制
这里的组织机制主要是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构成，与一般公司相同的是都由股权和债权构成，不同的是对股权的安排。为了链接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别赋予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以股份，从而使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以法人的形式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
赋予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职能主要有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规划与管理咨询、外源性融资、组织应用性研发、农产品的市场营销等，从价值链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附加值较高的服务性活动。本文一直强调的是，农业内生增长取决于科技含量高的新的生产要素的引入。规划、金融、研发及营销这些服务性活动对二、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业与这些要素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本文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这座桥梁将二者联系起来。简单讲，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任务就是，在市场导向下，通过有效规划、充裕的融资以及高效的市场营销等手段，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农业系统，将优质的农产品推向市场。
此外，该机制中存在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专业化农场、应用研发中心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四个组织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在协调控制机制中阐述。组织机制中涉及的是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和组织职能分配方面的问题。不同于传统农场的劳动密集的特点，专业化农场具有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特点，对相关从业者的职业教育是必要的，这个问题会在收益分配机制中得以解决；应用性研发中心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的特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的，可以部分解决因土地集中而新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代农场投资公司是市场和人际关系导向的。比较优势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据不同经济主体的特征进行专业化分工及职能安排是实现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二）协调控制机制
这里的协调控制机制主要涉及两个内容，即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专业化农场之间的关系，现代农场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这两方面关系的协调主要通过一系列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来实现。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为专业化农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提供一定程度的规划服务、金融服务、应用性技术支持、市场营销服务以及管理咨询服务等。对具体的农场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做规定性安排，它们的实现形式是多元的，系统而完整的体系总是优于单一模式。张晓山[12]也认为，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发展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来促进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里，系统而完整的体系具体是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可以自行组织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具体事务，也可以将这些非核心业务以各种契约形式外包给其他企业、农户，非核心业务外包形式更加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趋势，也更加符合比较优势思想。 应用性研发中心是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重要职能部门。基础性研发到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农业中的这种转化更加困难，应用性研发是解决此问题的途径。而应用性研发也是本机制能够实现农业内生增长的重要一环。
（三）收益分配机制
在收益分配机制中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参与分配，这是本机制的创新点之一。如图2所示，假定政府在农业方面的政策目标是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本机制对国家以土地所有权获得收益的用途做明确的规定，即来自农业的收入必须用于农业的发展。在需要引入农业系统的诸多新生产要素中，农业基础性研发及农民职业教育具有投入大、投资周期长、溢出效应大等显著外部性特征，会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失灵，需要政府部门的投资。因此，本投资机制规定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用于农业基础性研发和农民职业教育。在基础性研发与农民职业教育方面，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故政府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必须要有良好和有效的互动。
在机制运行伊始，仅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可能不足以支撑该部分的投资，需要财政拨款的补充。同样的逻辑，在该机制运行之初，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也需要部分财政资金的支撑以完善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机制的运行及细节的完善，内生增长机制（在农业增长机制部分阐述）的作用逐渐显现，国家以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益会逐渐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拨款逐渐减少，最终完全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图2收益分配机制（四）农业增长机制
农业增长源于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新生产要素的使用会破坏旧的生产函数，创造出新生产函数。新生产函数比旧生产函数更有生产力，在新旧生产函数的持续更迭交替中，农业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内生增长的关键在于农业增长所需的新要素是农业系统内部产生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具体地，通过微观组织结构的创新，将研发（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职业教育）以及金融这些附加值高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组织起来，实现投资机制创新。这种投资机制创新属于组织制度层面的创新，并内含了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模式创新。假定该投资机制创新遵循熊彼特模式，即技术进步会体现在农业系统中中间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中间产品质量的提升使得农业生产函数生产力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会促进农业的发展，依据以上的机制，农业的发展又会实现生产要素的更新。简言之，生产要素和生产函数通过投资机制创新实现内部更新，从而实现农业持续增长（如图3所示）。
图3农业增长机制（五）对技术性问题的补充
1现代农场投资公司
农业系统引入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1）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及营销等环节，农业系统的现状是组织化程度低，进而导致交易成本高。（2）如前所述，农业内生增长的关键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金融及管理等新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这些要素进入农业系统需要相应的载体将它们组织起来。现代农场投资公司恰能同时满足此两个方面的需要，其组织形式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从长远角度看，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较明显的发展优势。
2双重委托代理关系
在上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中，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农民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国家与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之间是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专业化农场之间、现代农场投资公司与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之间是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委托代理成本。农民是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经营主体，其收入一部分来自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的股权分配，另一部分来自专业化农场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劳动收入。利益最大化的约束会使得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代理成本较低。对于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与一般企业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对现代农场投资公司管理层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惩罚机制的安排，当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广泛应用之后，会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第一重委托代理成本也会较低。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的投资机制最终会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前后衔接的农产品供给系统（或称为现代农场投资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最终实现农业内生增长。因此，本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解释，在该投资机制下农业如何实现增长。
四、现代农场投资机制下的农业内生增长
在进入增长模型之前，有必要对新引入农业系统的生产要素及其对农业增长发挥作用的机理进行阐述。新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研发（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职业教育）、金融（外源性融资）及管理咨询活动。根据要素作用机理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两类：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类，金融和管理咨询作为另一类。以传统生产函数Y=AF（K，L）为例，金融和管理咨询是传统生产函数的内生因素，即反映在F（K，L）中；而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体现在外生技术因素A中。
在上述投资机制中，金融和管理要素进入农业生产函数，是因为原生产函数对这些要素的使用不足，使用这些要素的边际报酬更高。达到新的均衡之后，继续增加此类要素的使用，将不能促进农业增长，即增加这些要素的使用并不能实现农业的持续增长（或者说此类要素的使用有水平效应，不具备增长效应）。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农业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持续的外生技术进步（即A）。事实是，农业增长包含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技术进步改变了经济体系，后者又推动了技术进步。农业内生增长的目的，就是理解技术知识与农业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导致农业增长。通过上述机制设计，在农业系统中引入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这些技术要素，并通过这些技术要素与农业经济的双向互动实现农业内生增长。
根据前述的农业增长机制，本文借鉴Aghion和Howitt内生创新增长模型[13]来解释在上述投资机制下，农业是内生增长的。在内生创新增长模型中，创新通过中间产品质量的改进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到上述的农业投资机制，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为农业创新提供动力，创新作用于农业生产中一系列的中间产品并改进它们的质量，中间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使农业产出持续增长。为了推导的简便，假设农业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一种中间产品，并不影响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假定该中间产品是由提供者垄断的。 （一）现代农场投资系统最终产品的生产
假定一系列的离散时期t=1， 2， …。在每一时期，有固定数量L的个体，这些个体生存一期，拥有一单位的劳动禀赋，且无弹性地供给劳动。个体效用只依赖于自身的消费水平，且是风险中性的，即其目标最大化期望效用。
人们消费单一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是由基于上述农场投资机制的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提供，对于整个农业产业而言，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之间是完全竞争的。每一个农产品供给系统（现代农场投资系统）通过投入劳动和单一的中间产品这两种要素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并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t=（AtL）1-αxαt （1）
其中，Yt表示最终产品在时期t的产出，At表示时期t中间投入品的生产率函数，xt表示中间产品的使用数量。系数α介于0和1之间。农业系统中所有劳动供给L都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乘积项AtL称为有效劳动供给。
在每一期中，中间产品是由垄断者利用最终产品作为唯一的投入生产出来，且投入产出比为1。即为了生产一单位的中间产品，垄断者必须使用一单位的最终产品作为投入。未用于中间产品生产的最终产品可用于消费、研发及农民职业教育，这两部分组成了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agr=Yt-xt （2）
（二）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间产品的生产与利润实现
研发、人力资本投资及投资机制等创新因素体现在生产函数的创新中，生产函数的创新用生产率参数At提高表示，这一创新可以改进中间产品的质量。在分析创新的产生过程之前，本部分主要分析在每一期的At确定之后，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下，创新者对决策变量（中间产品数量）的选择。当确定了最优的中间产品数量之后，即可以根据现代农场投资系统的生产函数确定最终产品及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
垄断者的目标函数πt=ptxt-xt的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其中，pt表示中间产品相对于最终产品的价格（最终产品价格为1）。即中间产品垄断者的收益是价格和销售数量的乘积，而成本是其最终产品投入，由基本假设知该投入等于产出xt。
完全竞争产业中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等于边际产品的价值，则中间产品的价格是最终产品部门使用中间产品的的边际产品与最终产品价格的乘积，而最终产品价格为1，从而有：
pt=Ytxt=α（AtL）1-αxtα-1 （3）
代入利润函数可得：
πt=ptxt-xt=α（AtL）1-αxαt-xt （4）
中间产品垄断者的决策变量为xt，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α2（AtL）1-αxtα-1-1=0，可以求得均衡的数量为：
xt=α21-αAtL （5）
此时，均衡的利润是：
πt=（1-α）α1+α1-αAtL （6）
令ω≡（1-α）α1+α1-α，则πt=ωAtL。因此，均衡产出和均衡利润都与有效劳动AtL成比例。将均衡产出代入生产函数和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可得：
Yt=α2α1-αAtLGDPagr=Yt-xt=α2α1-α（1-α2）AtL
即最终产出和农业系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有效劳动供给成比例。
（三）创新过程
在每一时期，任一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的任一主体都有机会从事创新，若创新成功，则该创新将产生一种新形式的中间产品，这种新形式比之前的更有生产力。具体地，本期使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效率比上一期的高，可用下式表示：At=γAt-1。其中，γ>1，反映农业创新对农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若创新失败，则t时期没有创新，使用的中间产品与上一期的相同，此时有：At=At-1。
为了创新，现代农场投资系统必须从事有成本的研发（含农民职业教育）活动，此活动的唯一投入是最终产品。如前述，研发是不确定的，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创新。但是，农业研发方面的投入越多，农业系统越有可能产生创新，即在某一时期创新发生的概率μt与投入研发的最终产品数量Rt正相关，据此设定如下的研发方程：μt=φ（Rt/A*t）。其中，A*t=γAt-1，表示研发成功得到新中间产品的生产率。创新的概率与A*t负相关，是因为技术越先进就越复杂，改进的难度就越大。由此可知，与创新成功相关的是经过生产率调整的研发投入数量，即Rt/A*tnt（表示记为），假设创新的生产函数也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
φ（n）=λnσ （7）
其中，λ是反映研发部门生产率的参数，度量了农业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转化为创新的程度。弹性σ介于0和1之间。显然有：经过生产率调整的从事创新的研发活动满足如下条件：
φ′（n）=σλnσ-1>0，且φ″（n）=σ（σ-1）λnσ-2<0
（四）研发套利
在现代农场投资系统中，现代农场投资公司可以组织创新活动以提供新的中间产品，也可以使用原有的中间产品。如果在时期t创新成功，则在此时期将成为该中间产品的垄断者，因为与其他农场投资公司相比，该公司能够凭借此次成功的创新提供更好的中间产品。
对于一个成功的创新者，获得的回报是利润π*t=ωA*tL，创新成功的概率是φ（nt），则期望回报是φ（nt）π*t。无论成功与否，创新的成本都是Rt，则研发的净收益可以表示为φ（Rt/A*t）π*t-Rt。可求得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φ′（nt）ωL=1。称该一阶条件为研发套利方程，该方程意味着研发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二者不等时，就会出现研发强度的调整，直到实现二者相等。由此方程可以求得一个确定的经过生产率调整的研发投入（即nt为确定的常数n），从而创新的概率也是常数（即μt为确定的μ），又创新函数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可以求得： n=（σλωL）11-σμ=λ11-σ（σωL）σ1-σ （8）
（五）农业增长
由上述讨论可知，农业增长率与GDPagr/L的增长率是成比例的，且与生产力参数At的增长率也成比例。创新的结果是随机的，创新的成败与否服从二项分布，具体到时期t有：在创新成功的前提下，农业增长率为gt=At-At-1At-1=γAt-1-At-1At-1=γ-1；如果创新失败，则有gt=At-1-At-1At-1=0。从而可以求得农业长期平均增长率：
g=E（gt）=μ·（γ-1）=λ11-σ（σωL）σ1-σ（γ-1）
该式即为所求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框架下的有关农业增长的增长方程。需要说明的是，当具体到某一时期，μ是创新成功的概率；而在长期，μ也是创新成功的频率。γ-1是每一次创新所带来的生产率增加的比例，能够衡量创新规模的大小。该增长方程可以概括为：在长期，农业平均增长率等于农业系统中创新频率与创新规模的乘积。
在以上关于农业增长的分析中，并没有涉及资本积累，但并不意味着资本积累对农业增长不重要。根据阿吉翁和霍依特[14]的观点，资本积累和创新不应当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的驱动因素，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综上，农业创新是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对传统农业而言，本文设计的投资机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投资机制中引入农业研发和农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内生动力，使得农业系统中的创新内生化和持续化，最终实现农业内生的持续增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面对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诸多难题，本文提出一个全新思路：通过微观组织结构的创新实现投资机制的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的内生增长。因此，本文本身就是传统农业改造方面的政策建议，这一政策建议主要是从微观角度给出。而微观组织的运转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和调控，本部分主要结合前两部分的相关论述给出偏宏观的政策建议，这些偏宏观的政策建议是上述投资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
第一，由增长方程g=λ11-σ（σωL）σ1-σ（γ-1）可知：gλ=11-σλσ1-σ（σωL）σ1-σ（γ-1）>0，即农业增长关于创新的生产率λ是递增的。该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农业增长，对与农业相关的教育、研发等基本活动的投入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教育不仅仅是农民职业教育，还包含涉农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对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教育及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产品附加值的原动力。
第二，从上述增长方程还可以得到：gγ=λ11-σ（σωL）σ1-σ>0，即农业增长关于生产率改进因子γ（创新规模）也是递增的，这说明农业创新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农业系统中同样存在所谓“落后的优势”，即较落后的地区如果能够采用较发达地区的新技术，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越大，从而实现更快的增长。因此，在农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状下，这一结论对前沿技术在不同地区的梯度转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在技术的梯度转移方面，需要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具体而言，在农业较发达地区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农业投资模式的推广，以及来自于农业较发达地区高新技术的大范围应用等方面，政府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以上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中间产品的垄断者可以向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索取任何价格，而不必担心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农业系统的完全竞争特性使得几乎所有的中间产品都不是垄断的，即便在上述农场投资机制下也不能满足这样严格的假设。
现在假定存在一些竞争性的中间产品生产者，他们可以生产一种该中间产品的完全替代品，可称为“高仿产品”，但生产“高仿产品”需要投入的最终产品数量η>1。因此，提供中间产品的垄断者不可能在均衡时索取高于η的价格，否则“高仿产品”的供给者就会通过降低价格而获利，这会对中间产品的价格产生约束pt≤η。
由式（3）和式（5）知，均衡时中间产品垄断者索取的价格是1/α，当η>1/α，该价格约束不起作用，第三部分的讨论就是基于这一隐含条件。现在需要讨论η<1/α的情况，此时的价格约束是有作用的，中间产品的供给者能够索取的价格只能是η，即pt=η，代入式（3）就可得到均衡数量和利润分别为xt=（α/η）11-αAtL，πt=（η-1）（α/η）11-αAtL。
通过增长方程对η求导，可以发现农业增长对η也是递增的。而η可以理解为农业系统中相关知识产品保护程度，较高的η表示较强程度的专利保护。完善的专利保护增加了中间产品部门中模仿当前技术的成本，意味着成功的创新者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会引起更多的研发，进而更高的增长。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并不完善。不论是在农业系统还是其他经济系统中，创新对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涉及创新就需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尽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是必要和紧迫的。
第四，本文提出的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推广方面需要政府的参与。一方面，国家（或集体）以土地所有权参与到现代农场投资机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作为国家（或集体）的行为主体，本身就是农业系统的组成部分，内含了政府应该积极参与现代农场投资机制的推广。另一方面，面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现代农场投资机制提供的是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现实中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在政府主导下选择两个资源禀赋类似但农业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作为试点，通过试点能够印证本文的相关结论并对本机制进行适当调整。在示范效应作用下，机制的推广就会比较容易实现，最终达到农业内生增长和农民增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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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