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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9月9日，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韬奋基金会协办的第十届“韬奋出版奖”正式评出，山西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王宇鸿等业界20位长期从事出版发行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专门人才获得殊荣。我刊与版协有关领导联系后证实，在公示期间对这些获奖者基本上无异议，颁奖仪式将于2009年3月在版协常务理事会上举行，同时还将颁发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为了使广大出版同人更全面地了解这些韬奋奖获得者的思想与经验，学习他们的出版真经，我们在本期推出7对其中2位获奖者的访谈，以后还会在对话与访谈栏目中陆续推出对其他获奖者的访谈，请大家关注。
王宇鸿是山西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出版”，他能荣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是大家预料中的事。从大学毕业至今，虽然工作几度调整，身份数次变换，但一直坚守在出版岗位，20多年来乐此不疲。王宇鸿给人的印象是谦逊、和善、温文尔雅，但他在工作中又是出了名的认真、严谨、雷厉风行。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市场眼光，让他在激烈竞争的出版领域如鱼得水，创新的思维，良好的岗位意识，薪火传承的使命感，让他对文化出版工作有着独到的理解。
文心：韬奋出版奖可以说是出版业的最高荣誉奖，您能获得该项奖励，一定经历了不少曲折，付出了不少心血，请您谈一谈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王字鸿：晋商有一副名联“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从我从业20多年的经历来看，最让我有所感悟、最能激励我不断努力超越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多数人都是平常人，平常人要想有所作为就需要努力和勤奋，专注事业，用心工作，胸怀远大，勇于承担，不屈服于一时一地的困难和挫折，就能最终获得成功。
文心：出版从总体上看是在为人作嫁，出版人的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比较低，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出版工作?
王宇鸿：我从事出版工作，既是缘分所致，更是兴趣使然。1982年大学毕业，有幸被分配在刚刚创办不久的语文报社担任编辑；1992年调到太原，自己创办《学习报》；从1996年起，先后在山西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山西出版集团成立，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分管教材教辅和出版经营工作。应该说，20多年来岗位几度变换，但我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出版，，这些年，书、报、刊，编、印、发，我都干过了。每一项不同的工作，都有不同的乐趣和收获，时间长了，就觉得出版工作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文心：您是大家公认的老出版，您认为出版的本质是什么?您的出版理念是什么?
王宇鸿：说到出版的本质，我想应该是文化积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从长远来看，出版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国家代代相传的薪火，不仅仅是人的进步、经济实力的增强，更要体现出人文精神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积累是基础，文化传承是使命，文化创新是火种。出版事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传播技术、运行机制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出版的本质始终不会改变。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的伟大使命不言而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尤其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去。
说到底，个人的工作理念与他的文化承担意识紧密相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学而优则仕”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科举取士”被废除，知识分子的岗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的意义开始凸现；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被全社会所认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承担意识再一次变得自觉。现在我在山西出版集团负责出版经营和管理工作，集团的理念就是“做人类文明进步的播火者，当中国文化崛起的铺路人”，这个理念，毫无疑问也包括了我个人的出版理念。
文心：您从事出版工作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字鸿：我最深的感受是出版人主动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还不够强，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中，就是出版业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过于注重了经济指标，忽视了民族文化软实力。这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醒。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上的老一辈出版人已经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表率，比如张元济、王云五、鲁迅、邹韬奋、叶圣陶，等等。但是我们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迅速赶超”的理想和汇入“全球化”的激情反而让很多人忽视了文化传承的意义。随着中国出版改革的日益深入，良好的出版氛围的形成，我内心对于文化传承的紧迫感也越来越强烈。认真梳理祖国的传统文化，大力传播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不断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是我们出版人最迫切的任务。
作为一个醉心于文化事业的出版人，我最大的愿望是打造出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含量、能够反映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成果的优秀出版物，给广大读者提供高品质的精神盛筵。当今时代是一个追求科技进步、崇尚文化多元的时代，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迅速发展，竞相争艳，中华民族要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文化领域的交流与碰撞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具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从文化战略的高度认识、了解、译介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我看来，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是每一个胸怀理想的出版人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投身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如果我们能每年推出几十种代表当代世界文化最高水准的图书，一年一年积累下来，那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将是怎样一笔丰厚的财富!
文心：您做过编辑工作，也做过出版社的领导，目前在做出版集团的领导，您认为搞好出版管理的关键是什么?一个出版社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如何才能策划出好的选题?
王宇鸿：你问的问题比较大，我还是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来谈吧。我从任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到今天任集团副总经理，工作岗位与“管理”越来越贴近，在工作实践中，我总结出好的出版管理需要遵循四句话：“胸怀理想，精通业务，立足长远，经营当下。”胸怀理想，是要把出版工作看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并倾注全部的热情；精通业务，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外行管理内行永远是大家反对的；立足长远，就是说管理中必须时刻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落实好相应的科学发展战略；经营当下，就是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发展基础，一步一个脚印，但最终目标是“积小流而成江海”。
出版社最核心的工作当然是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核心竞争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产品竞争力、市场竞争力、人才竞争力。我过去在山西教育出版社担任社长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在产品竞争力方面，我 们制定了“以教育为主体，以文史为重点，以艺术为特色”的“一主两翼”发展战略，几年下来，山西教育出版社不仅被业界称为“文教新六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市场竞争力是与产品竞争力紧密相关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产品竞争力更强调图书的社会效益，那么衡量市场竞争力的指标则是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在我担任社长的五年时间里，山西教育出版社资产总额由原来的7441万元上升到20915万元，五年的资产增长总额相当于此前十年总和的两倍，山西教育社也一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强社之一。人才竞争力的意义不言而喻。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的确，人才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永恒动力，只有广聚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团队，企业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山西出版集团正在进行内部改革，改革的核心正是围绕上述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而展开的，相信全国的出版企业也同样如此。
对于如何策划好的选题，业界有很多不错的做法，大家也各有各的门径和路数。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保持职业的敏感，二是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当年我无意中听到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先生长时间跟踪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就迅速与他取得联系，约请他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并从选题策划、作品创作到编辑出版，我作为责编全程参与，保证了图书的质量，该书出版后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再如考虑到作文图书市场的巨大需求和作文图书长期缺乏新意的状况，我策划了《中国学生作文大全》，该丛书上市不久就体现出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被专家评为全国素质教育“四大品牌”读物，带动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性作文出版热潮，该系列发行码洋达到1.8亿多元。
文心：一个出版人和出版社的发展和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您认为当前出版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宇鸿：当务之急是更大程度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出版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消除长期以来阻碍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障碍。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相比其他行业，出版界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够，改革的步伐有点慢，力度也不够，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许多出版单位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思维模式下，对新兴的出版理念、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我们的出版业整体来讲比较弱小，与国外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竞争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入地改革，中国的出版产业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文心：您在出版方面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您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
王宇鸿：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遗憾上。其实，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中时，遗憾也就不是那么强烈了。一个对文化怀有敬畏之心的人，他前进的道路永远会被文化之光所照亮。就让我与全国同人以此共勉吧。
王宇鸿是山西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出版”，他能荣获第十届韬奋出版奖是大家预料中的事。从大学毕业至今，虽然工作几度调整，身份数次变换，但一直坚守在出版岗位，20多年来乐此不疲。王宇鸿给人的印象是谦逊、和善、温文尔雅，但他在工作中又是出了名的认真、严谨、雷厉风行。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超前的市场眼光，让他在激烈竞争的出版领域如鱼得水，创新的思维，良好的岗位意识，薪火传承的使命感，让他对文化出版工作有着独到的理解。
文心：韬奋出版奖可以说是出版业的最高荣誉奖，您能获得该项奖励，一定经历了不少曲折，付出了不少心血，请您谈一谈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王字鸿：晋商有一副名联“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从我从业20多年的经历来看，最让我有所感悟、最能激励我不断努力超越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多数人都是平常人，平常人要想有所作为就需要努力和勤奋，专注事业，用心工作，胸怀远大，勇于承担，不屈服于一时一地的困难和挫折，就能最终获得成功。
文心：出版从总体上看是在为人作嫁，出版人的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比较低，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出版工作?
王宇鸿：我从事出版工作，既是缘分所致，更是兴趣使然。1982年大学毕业，有幸被分配在刚刚创办不久的语文报社担任编辑；1992年调到太原，自己创办《学习报》；从1996年起，先后在山西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2006年山西出版集团成立，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分管教材教辅和出版经营工作。应该说，20多年来岗位几度变换，但我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过出版，，这些年，书、报、刊，编、印、发，我都干过了。每一项不同的工作，都有不同的乐趣和收获，时间长了，就觉得出版工作已经成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文心：您是大家公认的老出版，您认为出版的本质是什么?您的出版理念是什么?
王宇鸿：说到出版的本质，我想应该是文化积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从长远来看，出版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国家代代相传的薪火，不仅仅是人的进步、经济实力的增强，更要体现出人文精神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积累是基础，文化传承是使命，文化创新是火种。出版事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传播技术、运行机制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出版的本质始终不会改变。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的伟大使命不言而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版尤其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去。
说到底，个人的工作理念与他的文化承担意识紧密相关。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学而优则仕”是分不开的；近代以来，“科举取士”被废除，知识分子的岗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的意义开始凸现；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被全社会所认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承担意识再一次变得自觉。现在我在山西出版集团负责出版经营和管理工作，集团的理念就是“做人类文明进步的播火者，当中国文化崛起的铺路人”，这个理念，毫无疑问也包括了我个人的出版理念。
文心：您从事出版工作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王字鸿：我最深的感受是出版人主动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还不够强，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中，就是出版业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过于注重了经济指标，忽视了民族文化软实力。这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醒。事实上，中国现代史上的老一辈出版人已经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表率，比如张元济、王云五、鲁迅、邹韬奋、叶圣陶，等等。但是我们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迅速赶超”的理想和汇入“全球化”的激情反而让很多人忽视了文化传承的意义。随着中国出版改革的日益深入，良好的出版氛围的形成，我内心对于文化传承的紧迫感也越来越强烈。认真梳理祖国的传统文化，大力传播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不断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是我们出版人最迫切的任务。
作为一个醉心于文化事业的出版人，我最大的愿望是打造出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含量、能够反映出当代世界文化发展成果的优秀出版物，给广大读者提供高品质的精神盛筵。当今时代是一个追求科技进步、崇尚文化多元的时代，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迅速发展，竞相争艳，中华民族要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文化领域的交流与碰撞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我们的出版具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从文化战略的高度认识、了解、译介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我看来，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是每一个胸怀理想的出版人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投身于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如果我们能每年推出几十种代表当代世界文化最高水准的图书，一年一年积累下来，那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将是怎样一笔丰厚的财富!
文心：您做过编辑工作，也做过出版社的领导，目前在做出版集团的领导，您认为搞好出版管理的关键是什么?一个出版社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如何才能策划出好的选题?
王宇鸿：你问的问题比较大，我还是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来谈吧。我从任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到今天任集团副总经理，工作岗位与“管理”越来越贴近，在工作实践中，我总结出好的出版管理需要遵循四句话：“胸怀理想，精通业务，立足长远，经营当下。”胸怀理想，是要把出版工作看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并倾注全部的热情；精通业务，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外行管理内行永远是大家反对的；立足长远，就是说管理中必须时刻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落实好相应的科学发展战略；经营当下，就是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发展基础，一步一个脚印，但最终目标是“积小流而成江海”。
出版社最核心的工作当然是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核心竞争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产品竞争力、市场竞争力、人才竞争力。我过去在山西教育出版社担任社长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在产品竞争力方面，我 们制定了“以教育为主体，以文史为重点，以艺术为特色”的“一主两翼”发展战略，几年下来，山西教育出版社不仅被业界称为“文教新六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市场竞争力是与产品竞争力紧密相关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产品竞争力更强调图书的社会效益，那么衡量市场竞争力的指标则是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在我担任社长的五年时间里，山西教育出版社资产总额由原来的7441万元上升到20915万元，五年的资产增长总额相当于此前十年总和的两倍，山西教育社也一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强社之一。人才竞争力的意义不言而喻。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的确，人才是企业不断发展的永恒动力，只有广聚各方面的人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团队，企业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山西出版集团正在进行内部改革，改革的核心正是围绕上述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而展开的，相信全国的出版企业也同样如此。
对于如何策划好的选题，业界有很多不错的做法，大家也各有各的门径和路数。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保持职业的敏感，二是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当年我无意中听到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先生长时间跟踪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就迅速与他取得联系，约请他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并从选题策划、作品创作到编辑出版，我作为责编全程参与，保证了图书的质量，该书出版后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再如考虑到作文图书市场的巨大需求和作文图书长期缺乏新意的状况，我策划了《中国学生作文大全》，该丛书上市不久就体现出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并被专家评为全国素质教育“四大品牌”读物，带动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性作文出版热潮，该系列发行码洋达到1.8亿多元。
文心：一个出版人和出版社的发展和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您认为当前出版业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王宇鸿：当务之急是更大程度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动出版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消除长期以来阻碍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障碍。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版也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相比其他行业，出版界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够，改革的步伐有点慢，力度也不够，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许多出版单位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思维模式下，对新兴的出版理念、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我们的出版业整体来讲比较弱小，与国外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竞争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入地改革，中国的出版产业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文心：您在出版方面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您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
王宇鸿：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遗憾上。其实，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当中时，遗憾也就不是那么强烈了。一个对文化怀有敬畏之心的人，他前进的道路永远会被文化之光所照亮。就让我与全国同人以此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