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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献荣原来是山西省左权县东沟村人，在大山里生活了50多年，“没想到现在住进了两层的楼房，有清洁的卫生间”，厨房里现代化的装饰褪去了农民生活的痕迹。
赵献荣的新家在当地政府开发的移民村，距县城2公里，整个小区占地170亩，有双层小楼320套，单元楼8.5万平米。东沟村党支部书记郝云伟说：“村民们最关注的是住房、收入和看病问题，现在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
住房：从石板房到现代小区
东沟村方圆15公里，有300多户，1000多口人。由于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是左权县闻名的贫困村。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后改县名为左权。县城的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
东沟村的耕地大部分是挂在六七十度山坡上的轮荒地，人均耕地不足0.9亩。郝云伟说：“只有小部分的土地能种植谷子和玉米，收成十分微薄。”
东沟村里仍有尚未迁走的村民，他们的家园依山而建，用土坯和石块搭建起房子，房前屋后都是自家的农田。王贵祥家院子里整齐地堆放着玉米，她正在收拾庄稼：“我们搬到移民新村住了，只是农具和粮食还存在这里。”
东沟村坐落在山脚下，当地百姓就地取材，用石头搭建起房子，房顶也用薄石片充当了瓦片。到了雨季，经常有山地滑坡。1996年，村里有20多户房屋被冲毁，道路中断。2003年，山西省地质环境专家对东沟村进行实地考察后在报告中写道：“东沟村易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采取避让搬迁措施。”
在山西省和当地政府的扶持下，2004年开始东沟村开始实施整体搬迁，建成了现代化小区。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每平米从660元到1000元的房子：郝云伟说：“目前，已有50％的百姓乔迁新居。”新的移民村水、电、暖、气配套齐全。这是最能让赵宏伟在乡亲们面前抬头挺胸的事情。
1983年，20多岁的郝云伟就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村民们人均年收入不足80元。郝云伟是村里有胆量、有见识的人，早在物资短缺的上世纪70年代，他就骑上了自行车。
在移民村赵献荣的家里，客厅摆着液晶大彩电，进门要换拖鞋已经开始学习城里人的生活习惯。赵献荣的儿子在外跑运输，算是富裕的人家，他们买的房子是二层小独楼，“120平米，花去了10多万”。
中国农村一直都有置地建房的传统，农民们通常会把毕生的积蓄用来盖房或买房。村民们最喜欢谈论攀比的就是别人家的房子。一般认为家里出大学生、盖楼房都是光耀祖上的事情。
打工：别人的城市
在这个以种植为主的村庄，对于普通农户来说10万多元去移民村买楼房并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现在种地也基本没有利。”赵献荣说，原来村民们都种些五谷杂粮，现在因为杂粮产量低又误工都不种了。“现在统一种了谷子、玉米，这庄稼省事儿，腾出时间出去打工挣钱更合算。”
王贵祥正在收秋，她穿着自家做的布鞋沾满泥土，粗糙的双手是常年劳作的见证。她家有5亩地，她说：“除去种子、化肥、浇水、耕种的投入每年种地的收入有限。”
村里富裕起来的人家主要靠在当地跑运输和到外地打工。“到移民村后，进城打工更方便了，收入比种地高多了，生活条件更好了。”王贵祥说。
在过去30年中，山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在农闲时节你根本在我们村看不到年轻人，”郝云伟说，“都出去打工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城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在改善着大城市的面貌，同时已经有很多人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教育。
郝云伟组织村民进行培训，向外输送劳务。在左权县的赵家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赵明和说：“村里都是50岁以上的人。”很多村民跟随当地的建筑队做小工，妇女每天30元，男子每天40元。
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他们不同于自己的父亲一代，这批没有真正务过农的农村青年，从小到大衣食无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他们想在城市里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渠道，希望追求更多的尊重和个人发展空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近7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可18岁的李志江认为，在那个大城市里始终觉得“那是别人的城市”，没有踏实感。
调查者认为，新生代知识技能型农民工将会受到城市的欢迎。因此，像李志江这样的青年人，他们要在城市立脚还要加强劳动技能的学习。而如何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病：农村新合作医疗好
过去在东沟村，村民们居住分散在很大的山区，却只有一个卫生所，郝云伟说：“那时候看病难得很，路途远，而且花销也大。”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最担心的是生病，因为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一旦有病人，生活就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这也成为促使中国高储蓄率的因素之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经济收入不多的东沟村村民帮了不少忙。“老人的医疗保障是最让人担心的，”赵献荣直言，“现在好了，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压力小了很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做法是，自愿参加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O元合作医疗资金，同各级政府每人每年补助的20元一起存储在财政基金专户内。参与的农民看病可以按照比例报销部分费用，最高可以报销1万元。
山西省左权县共有11.1万人参加合作医疗，参与人的比例达到83.66％。全县共有6.5万人次享受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补偿328万余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已经有7.2亿，占农业人口的近83％。
和赵献荣的孙子聊天，他已经无法理解前辈们受过的苦，赵献荣对孙子抱以很大的期望：“能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才能有出息。”在左权县的地图上，我们看到了郝云伟新建的移民村，这个集结了他一辈子心血，最引以为自豪的村落反映到地图上只是一个的坐标。
赵献荣的新家在当地政府开发的移民村，距县城2公里，整个小区占地170亩，有双层小楼320套，单元楼8.5万平米。东沟村党支部书记郝云伟说：“村民们最关注的是住房、收入和看病问题，现在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了。”
住房：从石板房到现代小区
东沟村方圆15公里，有300多户，1000多口人。由于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是左权县闻名的贫困村。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后改县名为左权。县城的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
东沟村的耕地大部分是挂在六七十度山坡上的轮荒地，人均耕地不足0.9亩。郝云伟说：“只有小部分的土地能种植谷子和玉米，收成十分微薄。”
东沟村里仍有尚未迁走的村民，他们的家园依山而建，用土坯和石块搭建起房子，房前屋后都是自家的农田。王贵祥家院子里整齐地堆放着玉米，她正在收拾庄稼：“我们搬到移民新村住了，只是农具和粮食还存在这里。”
东沟村坐落在山脚下，当地百姓就地取材，用石头搭建起房子，房顶也用薄石片充当了瓦片。到了雨季，经常有山地滑坡。1996年，村里有20多户房屋被冲毁，道路中断。2003年，山西省地质环境专家对东沟村进行实地考察后在报告中写道：“东沟村易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采取避让搬迁措施。”
在山西省和当地政府的扶持下，2004年开始东沟村开始实施整体搬迁，建成了现代化小区。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购买每平米从660元到1000元的房子：郝云伟说：“目前，已有50％的百姓乔迁新居。”新的移民村水、电、暖、气配套齐全。这是最能让赵宏伟在乡亲们面前抬头挺胸的事情。
1983年，20多岁的郝云伟就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村民们人均年收入不足80元。郝云伟是村里有胆量、有见识的人，早在物资短缺的上世纪70年代，他就骑上了自行车。
在移民村赵献荣的家里，客厅摆着液晶大彩电，进门要换拖鞋已经开始学习城里人的生活习惯。赵献荣的儿子在外跑运输，算是富裕的人家，他们买的房子是二层小独楼，“120平米，花去了10多万”。
中国农村一直都有置地建房的传统，农民们通常会把毕生的积蓄用来盖房或买房。村民们最喜欢谈论攀比的就是别人家的房子。一般认为家里出大学生、盖楼房都是光耀祖上的事情。
打工：别人的城市
在这个以种植为主的村庄，对于普通农户来说10万多元去移民村买楼房并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现在种地也基本没有利。”赵献荣说，原来村民们都种些五谷杂粮，现在因为杂粮产量低又误工都不种了。“现在统一种了谷子、玉米，这庄稼省事儿，腾出时间出去打工挣钱更合算。”
王贵祥正在收秋，她穿着自家做的布鞋沾满泥土，粗糙的双手是常年劳作的见证。她家有5亩地，她说：“除去种子、化肥、浇水、耕种的投入每年种地的收入有限。”
村里富裕起来的人家主要靠在当地跑运输和到外地打工。“到移民村后，进城打工更方便了，收入比种地高多了，生活条件更好了。”王贵祥说。
在过去30年中，山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在农闲时节你根本在我们村看不到年轻人，”郝云伟说，“都出去打工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城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在改善着大城市的面貌，同时已经有很多人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些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参差不齐，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教育。
郝云伟组织村民进行培训，向外输送劳务。在左权县的赵家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赵明和说：“村里都是50岁以上的人。”很多村民跟随当地的建筑队做小工，妇女每天30元，男子每天40元。
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他们不同于自己的父亲一代，这批没有真正务过农的农村青年，从小到大衣食无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他们想在城市里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渠道，希望追求更多的尊重和个人发展空间。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近7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发展。可18岁的李志江认为，在那个大城市里始终觉得“那是别人的城市”，没有踏实感。
调查者认为，新生代知识技能型农民工将会受到城市的欢迎。因此，像李志江这样的青年人，他们要在城市立脚还要加强劳动技能的学习。而如何让他们更快地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病：农村新合作医疗好
过去在东沟村，村民们居住分散在很大的山区，却只有一个卫生所，郝云伟说：“那时候看病难得很，路途远，而且花销也大。”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最担心的是生病，因为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一旦有病人，生活就可能陷入更大的困境。这也成为促使中国高储蓄率的因素之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经济收入不多的东沟村村民帮了不少忙。“老人的医疗保障是最让人担心的，”赵献荣直言，“现在好了，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压力小了很多。”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做法是，自愿参加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O元合作医疗资金，同各级政府每人每年补助的20元一起存储在财政基金专户内。参与的农民看病可以按照比例报销部分费用，最高可以报销1万元。
山西省左权县共有11.1万人参加合作医疗，参与人的比例达到83.66％。全县共有6.5万人次享受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补偿328万余元。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已经有7.2亿，占农业人口的近83％。
和赵献荣的孙子聊天，他已经无法理解前辈们受过的苦，赵献荣对孙子抱以很大的期望：“能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才能有出息。”在左权县的地图上，我们看到了郝云伟新建的移民村，这个集结了他一辈子心血，最引以为自豪的村落反映到地图上只是一个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