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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不充分”？
《英才》：这个案子一审已被判了死刑，你觉得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邬明安：我觉得还是证据。现在认定他指使他人杀人的证据，凭侦查阶段的一句话很不充分。
《英才》：什么样的“一句话”？
邬明安：就是在袁宝璟遭到敲诈，他哥提出要把对方“办了”，袁宝璟所说的一句话。按照袁宝璟在法庭上的说法，当他听到他哥的建议后是这么说的：“行了，注意点，别惹事。”但是在侦查笔录上却这样描述：“行，注意点”。也就是说袁宝璟的意思是阻止他哥行凶杀人，让他哥“别惹事”。但是在记录上却是“行，注意点”，是表示同意。
《英才》：这些话仅仅是口供？
邬明安：这是侦查期间的口供。据袁宝璟讲，这本身就是刑讯逼供，而且是一个很简单的口供，这个话能不能作为采信，我们从法庭调查情况来看，从被告人袁宝璟的描述来看，采信侦查期间的这句话，至少在证据上是很欠缺的，存在着其他可能性。
《英才》：这个口供就是一审判决的依据？
邬明安：依据的就是这个东西。
《英才》：作为被告这一方来说，收集证据是否很困难？
邬明安：我们现在无法收集，作为控方来讲，你指控一个人，尤其像杀人这种犯罪，你必须证据切实，不能存在疑问。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杀头不杀头的问题，实际上要很慎重。
“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英才》：你们现在为二审做了哪些准备呢？
邬明安：最主要还是从证据上说明问题，我们要把其他过去的口供调取过来，将所有的证据看一下，这些口供在二审的时候，我们会得到。
《英才》：以前没有看到过全面的证据资料？
邬明安：以前我们调不出来。
《英才》：律师调不出证据资料这在法律上讲可以吗？
邬明安：严格讲在法律上应该是调取的，他们没给，但是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英才》：全部的证供你们都看过了吗？
邬明安：没有，就是部分提供到法院的，有些还没有提交到法院。但我们要全面看一下，看看供词的变化，什么时候承认什么时候不承认，是怎么记录的。
《英才》：目前你们只能通过阅读全部口供，看看前后有没有矛盾，没有其他的办法？
邬明安：其他的现在很难。
《英才》：是不能做，还是确实很难？
邬明安：确实很难。我们只能把这个证据问题，通过法庭来反映，其他的办法那是法律外的一些事。这场官司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控方不是没有证据，有一定证据，但像这种案件，应该留有余地，因为你证据不是很充分。死刑一旦确定，就是不可恢复的东西，我希望法律慎重。
《英才》：据说袁宝璟曾被羁押在一个警犬基地，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邬明安：不太正常，这种羁押必须关在正规的拘留所。
《英才》：对于这一点，在法庭上有过质疑吗？
邬明安：这是涉及到刑讯逼供的问题，他如果是像这种关押地带，那搞刑讯逼供谁也不知道了。
《英才》：辽阳方面怎么说？
邬明安：他们那个侦查阶段的所有人员自己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出了一个东西，说“我们都是依法办案，按照法律程序”。
《英才》：袁宝璟身上有伤吗？
邬明安：他这个伤不是很明显，腿上一个伤疤，踢的。
《英才》：能看出是踢的伤痕？
邬明安：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你现在怎么能证明是踢的呢？我们只能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综合来看，因为刑讯逼供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是不是一定有，我们也没办法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二审有可能书面审”
《英才》：对二审有什么预期？
邬明安：现在开庭不开庭都不好说，有可能书面审，就不开庭了。
《英才》：要是地方二审法院真的采取书面审呢？
邬明安：那就更麻烦了，那就很快了。
《英才》：官司会打到最高法院吗？
邬明安：现在死刑复核问题也正在讨论，按照目前程序，地方高院直接就可以复核，不需要报最高法院。
《英才》：从法律上讲，如果地方高院的二审维持原判，作为你这一方还有什么手段？
邬明安：从正常的法律途径，可以向最高法院提，但是判决已经生效了，应该不影响执行。最高法院有可能说暂缓执行。
《英才》：暂缓，这种可能性多大？
邬明安：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从证据来看，控方的证据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他指使这个证据，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提供钱。
《英才》：意思是说“雇凶”的钱的证据没有？
邬明安：都是口头这么说。记录上包括侦查期间说从哪个账号拿出多少钱，但我们从袁宝璟的账户查，根本没有证据证实他提供钱。
《英才》：我们说刑讯逼供有证据吗？
邬明安：那个阶段我们无法找到这个证据。从他羁押的情况来看，特殊的这种警犬基地羁押五天，连续的4天5夜不让睡觉，这种情况从记录上看有好几个是在凌晨。
《英才》：按照法律上来说，如果提出有刑讯逼供的可能，法律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程序？
邬明安：当然要查了，证实不了，就不判。但他们侦查人员，都是几乎一致的证词，说自己是依法按照程序办案，没有任何刑讯逼供的行为。
专家分析
放权后有风险，不放权也有风险。只是，如果不放权，一旦出事，一切全完了。
不想企业“暴死”就放权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整理·本刊记者 李占舟
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袁宝璟的经营管理很传统。在资本层面和管理层面是以老板为绝对中心。如果老板出了问题，企业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黄宏生在危机处理上做得较好。他在香港一受拘捕，创维集团就很快做出反应。公司由别的高管来运作，开新闻发布会稳定人心，其中，管理团队起了很大作用。
民营企业老板要放权。因为产权关系都和他一个人有关，主要的经营管理，比如投资、财务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通常是他作直接的决定。一旦老板出事了，企业可能就面临瘫痪。如果管理权下放，即便老板出事，企业也不会出很大的事。
为什么管理权总是放不出去？第一、找不到合适人选。第二、如果老板认为放权后资产的增值、保值会失控，经营管理会失控，也未必敢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族企业，最后选了半天，发现还是自己人最可靠。不过，即便是很可靠的人，也不一定能管得住。
这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危机意识不够，根本没有想到。一旦老板自己出问题了，没有人来替他担当责任，没有人来维持管理。放权后有风险，不放权也有风险。只是，如果不放权，一旦出事，一切全完了。
没有出来的情况下，袁现在也应赶快授权给一个管事的，稳定局面。然后发布公告，给市场等方方面面都有一个交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是什么。
由于现在其他管理者没有决定权，建昊的员工现在只能死等。假如几个月后，老板没什么事了，这个企业可能已经完蛋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对于建昊的合作伙伴来讲，现在有顾虑也很正常：你出事了，我自然会想风险会不会转移到我这边，会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风险损失。结果很可能就是，我就不跟你做了。银行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如果银行与合作伙伴一起逼下去，到最后建昊就倒了。
辛辛苦苦做起来的企业，因为危机处理，很可能毁于一旦。就像一把火烧一栋楼，如果有灭火器，火可能就烧不起来。矿难为什么屡屡发生，就是矿主危机意识不够，防范工具也不够。
企业的管理应当越来越理性，企业规模和危机机制也应当配套。如果只有宏大思想，一个劲往前冲。到时候，后院烧了，你都不知道怎么烧的。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一：政策触雷
戴国芳：被大势掀翻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出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戴国芳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即便如此，每天睡眠时间也很难达到五个小时。他被铁本的新项目刺激得兴奋不已，常常深夜还到车间仔细查看。据说，高炉第一锅铁水出来时，他失声痛哭，像个孩子。
现在的戴，禁于铁窗，欲哭无泪。
平时，在工厂食堂吃四元钱标准的工作餐。为了省钱，出差时总带一包方便面，在路上吃。别人请吃饭从来不去，也不请别人吃饭。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谨慎、执拗、内向，事业狂。这就是戴周围人对他的印象和评价。
戴遭刑拘后，铁本沉没，戴简单得近乎寒酸的家也贴上封条。做过瓦工，收过废铁，2002年身价就达2.2亿元，立志让铁本超过宝钢的他，落得两手空空。据说，每过一阵，他就要写纸条和外界交流铁本的进展。但他只是在做无用功。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宣布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新华社在通稿中明示：国务院严肃处理铁本这起案件，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
国务院九部委成立的专项检查组核查认定，铁本公司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
铁本为何敢于“顶风作案”？2002年时戴预测说，国内钢铁业将持续四五年的红火，如果不采用“超常规”发展模式，企业会丧失发展机遇。同时，他开始筹备建造中国最大民营钢铁厂，此厂设计年产钢铁840万吨，占地6541亩。如果此厂建成，将比宝钢年产440万吨高出近两倍，同时使4000多农民失去土地。
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也让戴看到了“辉煌前景”。2002年９月至2003年11月，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先后越权、违规、拆项审批了铁本的建设项目。2003年12月，江苏省国土厅违规批准了常州市涉及铁本公司的14个批次的土地5988亩，致使铁本公司项目部分非法占地合法化。
终于开始反思的戴国芳说，自己的错误主要在于不了解国家宏观政策。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二：生命威胁
李海仓：穿透生命的那颗子弹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李海仓躺在办公桌后面，停止呼吸。办公桌前面，躺着一支自制手枪和同样停止呼吸的冯引亮。第二天，冯引亮的棺柩放在马路边几间简易房里。海鑫集团大门两边，白绫高悬。
两条人命结束得很简单：射死李海仓后，冯引亮马上饮弹自尽。
两人同住闻喜县东镇，村子之间也只有几分钟路程，近年过往甚密。案件发生前，冯引亮的大哥和二儿子都在海鑫集团上班。
在李尚未发家时，经营小造纸厂的冯在1995年左右已是东镇首富。好景不长，由于闻喜县治理小造纸厂污染，1999年前后，纸厂关闭，土地闲置。其时，海鑫集团高速扩张，纸厂与海鑫集团仅一墙之隔，李海仓想买下这块地。冯要价200万元左右，李出价不足100万元，未能成交。2002年，李海仓拥有了丰富的土地储备，不再考虑和冯的交易。但在东镇，有实力买下这块地的，只有李。
冯的生活在纸厂关闭后每况愈下，2003年1月22日，在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他拿出锯掉钢管的土枪，决定冒险。案发后，警方从冯身上搜出子弹三发，从其家中搜出30余发。
李海仓被杀20天后，又一起企业家血案在温州发生。由于市场争夺，在自家门前，准备为儿子操持婚礼的周祖豹身中14刀，当即身亡。主谋是3名和周祖豹同在乐清市出生、同在异乡创业、同是亿万富翁的温州老乡。
两起命案之后，保镖变得炙手可热。但这治标不治本。有人担忧：“企业运作中，合作伙伴、竞争对手都是不可能回避的。如果动不动就枪杀刀砍，这生意还怎么做？”对于社会而言，构建一个公平、透明的经商环境或许是重中之重。专家认为，促成各种以保护“私权”为主体的法律顺利出台，让全社会动员起来强化法治观念迫在眉睫。
交易存在，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如果一直无法恰当处理利益冲突，矛盾就日复一日地累积下去。假如处于“弱势”者迷信商海的一些“游戏规则”，迷信暴力，无视法律，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三：健康遭蛀
王均瑶：“病逝，享年38岁”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大雨滂沱，哀乐悲戚，泪花闪烁。1000多人冒雨来到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王均瑶。悼念大厅两侧的挽联上写着：忆当年胆大包天名惊四海成改革英雄，看今朝英年早逝声憾神州得百年美誉。
四个月过去，均瑶集团的网页上，仍把一定空间留给了“王均瑶同志逝世专题”。点击进入，讣告开头是一段令人扼腕的文字，“据悉，王均瑶因患肠癌，肺部感染后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于2004年11月7日19时48分在上海去世。”
王均瑶是温州商人“以勇取胜”一代的代表。
25岁那年，王从密码箱里搬出20万元，开辟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温州至长沙的航空包机航线。2002年组建国内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之后，他又相继开通全国各大城市50多条包机航线。王去世前，均瑶集团已经从最初的产业多元化转变为投资多元化，形成航空业、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的业界巨头，“开创了一个民营经济的新时代”。
像其他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几乎是用身体打下自己的“江山”。王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王在办公室里放了很多泡面，如果中午没有什么应酬，就随便泡碗面吃，饮食结构极不合理。王是那种做事情只允许自己成功，不能失败的人。但是，他所进入的都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竞争均日趋惨烈、利润越来越薄，所以常常是一个人扛着太多压力。王所患肠癌的治愈率可达90％以上，也正是疏忽或对自己身体的过于自信挖空了他的生命。
据说，温州市某医院2004年对87名企业家进行体检，发现患有高血脂症者51例，高血压37例，高粘滞血症35例，脂肪肝22例，冠心病6例，脑梗塞4例，糖尿病13例，前列腺增生15例。健康状况之差令人吃惊。
某种程度上，这也暴露了传统家族企业的管理误区。企业家大权独揽，单打独斗，体力不断透支，缺乏培养管理梯队的策略。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四：财富压力
牛根生：人情投资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光明的“全国一片光明”计划搁浅，伊利高管被拘，三元郭维建业绩不佳辞职，2004年的牛奶市场风云变幻。蒙牛却在一片惨淡中成功上市。更让业界震惊的是，2005年1月27日，牛根生捐出近10％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
据称，“老牛基金会”将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亦可向基金会申请帮助。牛根生认为，“这钱比放在自己的兜里和自己儿子、女儿的手里，寿命更长”。
“我不要上榜，把我从富豪榜中除名！”这是宋城集团老总黄巧灵的呼声。2003年，他对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个人股份被稀释，原来持有的大部分股权让渡给企业创业元老、公司高管、家族成员和战略投资者等。
和努力退下富豪榜的黄巧灵一样，牛根生现在一身轻松。“我发现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乐，同学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也真实了。家庭成员再也不用承担纸上富翁的压力了，如果有人绑架，知道现在我没有钱，也就没有绑架的价值了。”
“人情投资”是牛根生早在伊利时就经常运用的方式。伊利出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他却买了五辆面包车，直接部下每人一部，还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发给员工。“财散人聚”，牛根生收获了甜头。蒙牛初创时，人才奇缺。伊利液体奶、冰淇淋的老总等三四百人，直奔牛根生而去。出人还不算，“连买棺材的钱都拿出来了”。
只为自己挣钱，“金本位”的民营企业家落伍了。原始积累之后的民营企业家，身上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担负着员工和百姓前程，“人本位”的时代已经来临。囤积财富还是聚集人气，决定了前景的惨淡或辉煌。
《英才》：这个案子一审已被判了死刑，你觉得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邬明安：我觉得还是证据。现在认定他指使他人杀人的证据，凭侦查阶段的一句话很不充分。
《英才》：什么样的“一句话”？
邬明安：就是在袁宝璟遭到敲诈，他哥提出要把对方“办了”，袁宝璟所说的一句话。按照袁宝璟在法庭上的说法，当他听到他哥的建议后是这么说的：“行了，注意点，别惹事。”但是在侦查笔录上却这样描述：“行，注意点”。也就是说袁宝璟的意思是阻止他哥行凶杀人，让他哥“别惹事”。但是在记录上却是“行，注意点”，是表示同意。
《英才》：这些话仅仅是口供？
邬明安：这是侦查期间的口供。据袁宝璟讲，这本身就是刑讯逼供，而且是一个很简单的口供，这个话能不能作为采信，我们从法庭调查情况来看，从被告人袁宝璟的描述来看，采信侦查期间的这句话，至少在证据上是很欠缺的，存在着其他可能性。
《英才》：这个口供就是一审判决的依据？
邬明安：依据的就是这个东西。
《英才》：作为被告这一方来说，收集证据是否很困难？
邬明安：我们现在无法收集，作为控方来讲，你指控一个人，尤其像杀人这种犯罪，你必须证据切实，不能存在疑问。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杀头不杀头的问题，实际上要很慎重。
“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
《英才》：你们现在为二审做了哪些准备呢？
邬明安：最主要还是从证据上说明问题，我们要把其他过去的口供调取过来，将所有的证据看一下，这些口供在二审的时候，我们会得到。
《英才》：以前没有看到过全面的证据资料？
邬明安：以前我们调不出来。
《英才》：律师调不出证据资料这在法律上讲可以吗？
邬明安：严格讲在法律上应该是调取的，他们没给，但是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英才》：全部的证供你们都看过了吗？
邬明安：没有，就是部分提供到法院的，有些还没有提交到法院。但我们要全面看一下，看看供词的变化，什么时候承认什么时候不承认，是怎么记录的。
《英才》：目前你们只能通过阅读全部口供，看看前后有没有矛盾，没有其他的办法？
邬明安：其他的现在很难。
《英才》：是不能做，还是确实很难？
邬明安：确实很难。我们只能把这个证据问题，通过法庭来反映，其他的办法那是法律外的一些事。这场官司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控方不是没有证据，有一定证据，但像这种案件，应该留有余地，因为你证据不是很充分。死刑一旦确定，就是不可恢复的东西，我希望法律慎重。
《英才》：据说袁宝璟曾被羁押在一个警犬基地，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邬明安：不太正常，这种羁押必须关在正规的拘留所。
《英才》：对于这一点，在法庭上有过质疑吗？
邬明安：这是涉及到刑讯逼供的问题，他如果是像这种关押地带，那搞刑讯逼供谁也不知道了。
《英才》：辽阳方面怎么说？
邬明安：他们那个侦查阶段的所有人员自己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出了一个东西，说“我们都是依法办案，按照法律程序”。
《英才》：袁宝璟身上有伤吗？
邬明安：他这个伤不是很明显，腿上一个伤疤，踢的。
《英才》：能看出是踢的伤痕？
邬明安：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你现在怎么能证明是踢的呢？我们只能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综合来看，因为刑讯逼供这种可能性是不可排除的，是不是一定有，我们也没办法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二审有可能书面审”
《英才》：对二审有什么预期？
邬明安：现在开庭不开庭都不好说，有可能书面审，就不开庭了。
《英才》：要是地方二审法院真的采取书面审呢？
邬明安：那就更麻烦了，那就很快了。
《英才》：官司会打到最高法院吗？
邬明安：现在死刑复核问题也正在讨论，按照目前程序，地方高院直接就可以复核，不需要报最高法院。
《英才》：从法律上讲，如果地方高院的二审维持原判，作为你这一方还有什么手段？
邬明安：从正常的法律途径，可以向最高法院提，但是判决已经生效了，应该不影响执行。最高法院有可能说暂缓执行。
《英才》：暂缓，这种可能性多大？
邬明安：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从证据来看，控方的证据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他指使这个证据，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提供钱。
《英才》：意思是说“雇凶”的钱的证据没有？
邬明安：都是口头这么说。记录上包括侦查期间说从哪个账号拿出多少钱，但我们从袁宝璟的账户查，根本没有证据证实他提供钱。
《英才》：我们说刑讯逼供有证据吗？
邬明安：那个阶段我们无法找到这个证据。从他羁押的情况来看，特殊的这种警犬基地羁押五天，连续的4天5夜不让睡觉，这种情况从记录上看有好几个是在凌晨。
《英才》：按照法律上来说，如果提出有刑讯逼供的可能，法律应该有些什么样的程序？
邬明安：当然要查了，证实不了，就不判。但他们侦查人员，都是几乎一致的证词，说自己是依法按照程序办案，没有任何刑讯逼供的行为。
专家分析
放权后有风险，不放权也有风险。只是，如果不放权，一旦出事，一切全完了。
不想企业“暴死”就放权
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整理·本刊记者 李占舟
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袁宝璟的经营管理很传统。在资本层面和管理层面是以老板为绝对中心。如果老板出了问题，企业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黄宏生在危机处理上做得较好。他在香港一受拘捕，创维集团就很快做出反应。公司由别的高管来运作，开新闻发布会稳定人心，其中，管理团队起了很大作用。
民营企业老板要放权。因为产权关系都和他一个人有关，主要的经营管理，比如投资、财务以及重大事项的决策，通常是他作直接的决定。一旦老板出事了，企业可能就面临瘫痪。如果管理权下放，即便老板出事，企业也不会出很大的事。
为什么管理权总是放不出去？第一、找不到合适人选。第二、如果老板认为放权后资产的增值、保值会失控，经营管理会失控，也未必敢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族企业，最后选了半天，发现还是自己人最可靠。不过，即便是很可靠的人，也不一定能管得住。
这些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危机意识不够，根本没有想到。一旦老板自己出问题了，没有人来替他担当责任，没有人来维持管理。放权后有风险，不放权也有风险。只是，如果不放权，一旦出事，一切全完了。
没有出来的情况下，袁现在也应赶快授权给一个管事的，稳定局面。然后发布公告，给市场等方方面面都有一个交代：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是什么。
由于现在其他管理者没有决定权，建昊的员工现在只能死等。假如几个月后，老板没什么事了，这个企业可能已经完蛋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对于建昊的合作伙伴来讲，现在有顾虑也很正常：你出事了，我自然会想风险会不会转移到我这边，会最大限度减少自己的风险损失。结果很可能就是，我就不跟你做了。银行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如果银行与合作伙伴一起逼下去，到最后建昊就倒了。
辛辛苦苦做起来的企业，因为危机处理，很可能毁于一旦。就像一把火烧一栋楼，如果有灭火器，火可能就烧不起来。矿难为什么屡屡发生，就是矿主危机意识不够，防范工具也不够。
企业的管理应当越来越理性，企业规模和危机机制也应当配套。如果只有宏大思想，一个劲往前冲。到时候，后院烧了，你都不知道怎么烧的。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一：政策触雷
戴国芳：被大势掀翻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出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戴国芳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即便如此，每天睡眠时间也很难达到五个小时。他被铁本的新项目刺激得兴奋不已，常常深夜还到车间仔细查看。据说，高炉第一锅铁水出来时，他失声痛哭，像个孩子。
现在的戴，禁于铁窗，欲哭无泪。
平时，在工厂食堂吃四元钱标准的工作餐。为了省钱，出差时总带一包方便面，在路上吃。别人请吃饭从来不去，也不请别人吃饭。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谨慎、执拗、内向，事业狂。这就是戴周围人对他的印象和评价。
戴遭刑拘后，铁本沉没，戴简单得近乎寒酸的家也贴上封条。做过瓦工，收过废铁，2002年身价就达2.2亿元，立志让铁本超过宝钢的他，落得两手空空。据说，每过一阵，他就要写纸条和外界交流铁本的进展。但他只是在做无用功。2004年初，国家发改委就宣布对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实施宏观调控。新华社在通稿中明示：国务院严肃处理铁本这起案件，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
国务院九部委成立的专项检查组核查认定，铁本公司严重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
铁本为何敢于“顶风作案”？2002年时戴预测说，国内钢铁业将持续四五年的红火，如果不采用“超常规”发展模式，企业会丧失发展机遇。同时，他开始筹备建造中国最大民营钢铁厂，此厂设计年产钢铁840万吨，占地6541亩。如果此厂建成，将比宝钢年产440万吨高出近两倍，同时使4000多农民失去土地。
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也让戴看到了“辉煌前景”。2002年９月至2003年11月，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江苏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扬中市发展计划与经济贸易局先后越权、违规、拆项审批了铁本的建设项目。2003年12月，江苏省国土厅违规批准了常州市涉及铁本公司的14个批次的土地5988亩，致使铁本公司项目部分非法占地合法化。
终于开始反思的戴国芳说，自己的错误主要在于不了解国家宏观政策。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二：生命威胁
李海仓：穿透生命的那颗子弹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李海仓躺在办公桌后面，停止呼吸。办公桌前面，躺着一支自制手枪和同样停止呼吸的冯引亮。第二天，冯引亮的棺柩放在马路边几间简易房里。海鑫集团大门两边，白绫高悬。
两条人命结束得很简单：射死李海仓后，冯引亮马上饮弹自尽。
两人同住闻喜县东镇，村子之间也只有几分钟路程，近年过往甚密。案件发生前，冯引亮的大哥和二儿子都在海鑫集团上班。
在李尚未发家时，经营小造纸厂的冯在1995年左右已是东镇首富。好景不长，由于闻喜县治理小造纸厂污染，1999年前后，纸厂关闭，土地闲置。其时，海鑫集团高速扩张，纸厂与海鑫集团仅一墙之隔，李海仓想买下这块地。冯要价200万元左右，李出价不足100万元，未能成交。2002年，李海仓拥有了丰富的土地储备，不再考虑和冯的交易。但在东镇，有实力买下这块地的，只有李。
冯的生活在纸厂关闭后每况愈下，2003年1月22日，在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他拿出锯掉钢管的土枪，决定冒险。案发后，警方从冯身上搜出子弹三发，从其家中搜出30余发。
李海仓被杀20天后，又一起企业家血案在温州发生。由于市场争夺，在自家门前，准备为儿子操持婚礼的周祖豹身中14刀，当即身亡。主谋是3名和周祖豹同在乐清市出生、同在异乡创业、同是亿万富翁的温州老乡。
两起命案之后，保镖变得炙手可热。但这治标不治本。有人担忧：“企业运作中，合作伙伴、竞争对手都是不可能回避的。如果动不动就枪杀刀砍，这生意还怎么做？”对于社会而言，构建一个公平、透明的经商环境或许是重中之重。专家认为，促成各种以保护“私权”为主体的法律顺利出台，让全社会动员起来强化法治观念迫在眉睫。
交易存在，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如果一直无法恰当处理利益冲突，矛盾就日复一日地累积下去。假如处于“弱势”者迷信商海的一些“游戏规则”，迷信暴力，无视法律，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三：健康遭蛀
王均瑶：“病逝，享年38岁”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大雨滂沱，哀乐悲戚，泪花闪烁。1000多人冒雨来到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王均瑶。悼念大厅两侧的挽联上写着：忆当年胆大包天名惊四海成改革英雄，看今朝英年早逝声憾神州得百年美誉。
四个月过去，均瑶集团的网页上，仍把一定空间留给了“王均瑶同志逝世专题”。点击进入，讣告开头是一段令人扼腕的文字，“据悉，王均瑶因患肠癌，肺部感染后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于2004年11月7日19时48分在上海去世。”
王均瑶是温州商人“以勇取胜”一代的代表。
25岁那年，王从密码箱里搬出20万元，开辟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温州至长沙的航空包机航线。2002年组建国内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之后，他又相继开通全国各大城市50多条包机航线。王去世前，均瑶集团已经从最初的产业多元化转变为投资多元化，形成航空业、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的业界巨头，“开创了一个民营经济的新时代”。
像其他民营企业家一样，王几乎是用身体打下自己的“江山”。王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王在办公室里放了很多泡面，如果中午没有什么应酬，就随便泡碗面吃，饮食结构极不合理。王是那种做事情只允许自己成功，不能失败的人。但是，他所进入的都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竞争均日趋惨烈、利润越来越薄，所以常常是一个人扛着太多压力。王所患肠癌的治愈率可达90％以上，也正是疏忽或对自己身体的过于自信挖空了他的生命。
据说，温州市某医院2004年对87名企业家进行体检，发现患有高血脂症者51例，高血压37例，高粘滞血症35例，脂肪肝22例，冠心病6例，脑梗塞4例，糖尿病13例，前列腺增生15例。健康状况之差令人吃惊。
某种程度上，这也暴露了传统家族企业的管理误区。企业家大权独揽，单打独斗，体力不断透支，缺乏培养管理梯队的策略。
企业家不安全因素之四：财富压力
牛根生：人情投资
文·本刊记者李占舟
光明的“全国一片光明”计划搁浅，伊利高管被拘，三元郭维建业绩不佳辞职，2004年的牛奶市场风云变幻。蒙牛却在一片惨淡中成功上市。更让业界震惊的是，2005年1月27日，牛根生捐出近10％的全部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
据称，“老牛基金会”将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亦可向基金会申请帮助。牛根生认为，“这钱比放在自己的兜里和自己儿子、女儿的手里，寿命更长”。
“我不要上榜，把我从富豪榜中除名！”这是宋城集团老总黄巧灵的呼声。2003年，他对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了调整，个人股份被稀释，原来持有的大部分股权让渡给企业创业元老、公司高管、家族成员和战略投资者等。
和努力退下富豪榜的黄巧灵一样，牛根生现在一身轻松。“我发现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乐，同学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也真实了。家庭成员再也不用承担纸上富翁的压力了，如果有人绑架，知道现在我没有钱，也就没有绑架的价值了。”
“人情投资”是牛根生早在伊利时就经常运用的方式。伊利出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他却买了五辆面包车，直接部下每人一部，还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发给员工。“财散人聚”，牛根生收获了甜头。蒙牛初创时，人才奇缺。伊利液体奶、冰淇淋的老总等三四百人，直奔牛根生而去。出人还不算，“连买棺材的钱都拿出来了”。
只为自己挣钱，“金本位”的民营企业家落伍了。原始积累之后的民营企业家，身上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担负着员工和百姓前程，“人本位”的时代已经来临。囤积财富还是聚集人气，决定了前景的惨淡或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