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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桂林文化城的建设、发展以及取得的光辉成绩是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及努力的结果。而王鲁彦身为文化界的一员，在桂期间其认真讲学、兴办刊物、主持协会、积极宣传、努力创作等事迹，影响和鼓舞了一大批文人、青年进步者、普通大众为抗战胜利奋勇战斗，其个人文学活动也为桂林文化城文学创作的繁荣贡献了一份力量。本文试图联系王鲁彦在桂期间重要活动，认真分析探讨其在桂文学作品，以求整体上对王鲁彦在桂林文化城时期个人思想发展及为抗战所做贡献给予探讨和评价。
【关键词】：王鲁彦；桂林；创作
桂林文化城是抗日战争期间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区域，特指自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沦陷，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大疏散这六年时间，桂林成为了抗战中国的西南文化中心。由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大批文人云集桂林，为抗日救国运动共同努力，抗战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而作为文化界重要成员的王鲁彦在这一时期也辗转来到桂林，在桂任教、创作、主持文协进行与抗战相关的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活动并为此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 充满斗志，号召全民团结共同抗战
桂林文化城时期，抗日戰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整个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文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此刻，作家们的创作无论从取材、意象到思想、内涵无一不与之前发生着质的变化。自1938年12月到达桂林后，王鲁彦深感国家危机人民困苦，积极投入到组织号召全民联合共同抗战的行列中来。
其长篇小说《春草》 主要以抗战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描写知识分子紧密配合抗战需求，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识。1939年，王鲁彦开始写长篇小说《春草》，并与年底开始，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连载。可惜的是，这部作品没有完成，只发表了前七章，但是从前七章所述来看，作者所热切赞扬的是作为主人公的周旭那种在国难声中，能够挺身而出冲破旧势力旧家庭的层层阻碍，抱着一颗战斗的心勇于投身抗战的坚毅、果敢、正义的行为。很明显作者在此时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是号召知识界行动起来，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投入到为国、为民的抗战中去。一如文中周旭离家时给父亲的信中所表达的一样，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必须要坚定的投入到为国奋斗牺牲的道路中去。在1939年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之初，鲁彦便积极号召知识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其不但参与到刊物的创办，还积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宣传这一思想。其中就有一篇发表在《抗战文艺上》的名为《别忘记团结的重要》的文章，文中王鲁彦再一次大声呼唤文艺界的团结，认为“不分党派，不分新旧，只要赞成抗战，只要不是汉奸！”都要团结起来，要“深深记住民族的危机，时时刻刻记住千千万万被迫害的同胞！别忘记团结比什么都重要！”。[1]
除积极宣扬抗战外，鲁彦还将视角转向普通民众，撰写抗战人物成长史，教育人民。这一特点的代表作品是《我们的喇叭》，主要描写了一个普通的抗日战士的成长过程。“喇叭”入伍前是一个小商贩，性格软弱，仅想安分做个生意人，但战争使得他生意做不成，无处落脚，终于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投身部队参军。而面对敌人疯狂的炮火，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较量中，喇叭受到了锻炼，终于克服了自身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积极投身到杀敌抗日的队伍中去，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号兵。“喇叭”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其前期小说《乡下》中的三品和《野火》中的葛生两个人物形象的再创与发展。表现了这一类人经过妥协、忍让、听天由命后开始奋起反击加入抗战行列中去这一思想转变。在《（我们的喇叭）后记》中王鲁彦说道：“您看，这世上的罪恶正大着呢：鬼子在前线放毒气，在我们的后方丢炸弹，还唏哩呼噜的造谣言，说谎话，想欺骗世界，做着统制天下的梦哩！在这时候即使我的笔力不大，我也要供献出来，参加抗战的！”[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彦不但在其作品中塑造人物积极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其个人也表现出决心为抗日救亡贡献自身的精神。
除号召知识分子参与抗战、撰写抗战人物成长史之外，鲁彦在这一时期还热心于呼唤民众尊重战士。《伤兵旅馆》中写了一群伤兵和旅馆老板娘及其孩子之间的故事。在伤兵到达旅馆之初，老板娘坚定的认为这些伤兵是来坑害老百姓的假伤员，而在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伤兵不顾生命危险抢救了旅店老板娘的爱子之后，老板娘受了极大的感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抗战伤兵的看法和态度，学会了关爱和尊敬他们。《杨连副》则讲述一个抗日部队中的下级军官杨连副，在他回到后方后受到一些老百姓的歧视时，注意同他们改善关系，并对儿童们进行训练和教育，使之成为抗战的“小小预备队”。这两篇作品是作者忠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反应。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抗战时期士兵和人民大众之间存在的误会与隔阂，国民党决策机关、上层分子与下级军官、普通战士之间的不同，将其作为素材写进作品中无疑是为了宣扬民主、平等，号召人民对于前线战士以必要的尊重与体恤，终其目的还是为了促成全民一心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的需要。
二 ；由激愤到沉静，着重描写抗战民众精神生活
如果说王鲁彦在桂前期作品主要以宣传全民抗战为主，侧重点在教育激励人民为抗战献身，那么接下来的作品则冲破前期思想局限，开始走入真正的对国民精神的审视，对民众受灾的同情，对战争的控诉。这一时期其代表作有《陈老奶》、《千家村》、《樱花时节》等。
《陈老奶》中，陈老奶是一个乡镇中的普通人家的普通人民，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媳妇，一个小孙子。这样一个看似和睦美满的家庭在却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下，在到处都是蒙面豺狼的社会里，一次又一次遭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打击。文中主要描述了陈老奶所遭受的三次打击，分别是二儿子的投笔从戎、大儿子的死以及反动政权的欺压。而面对一次比一次严峻的打击，陈老奶始终如一位坚毅地舵手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毅然不倒。这是鲁彦为深处逆境而坚韧不拔、殒身不恤、始终向上的民族精神唱的一曲深沉的颂歌。 除了号召全民抗战及表现人民坚毅性格外，王鲁彦这一时期小说中还有表现对因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的灾难情景的深切控诉。《千家村》中“千家村”这个拥有很长历史的大村庄包含着“我”童年的最美好回忆，然而在历经三次战争之后，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我”的视角出发看现在的千家村，未进村之前，发现为我挑担的年轻人竟是村里安排在村外把风的人，可见村民对于远去的敌人还在警戒着。进村后发现如今的千家村早已面目全非。作者借几个典型人物形象故事来向我们说明这一变化。从前胖胖的福全哥瘦的如一根枯柴，在战争中被逼疯。佃户富洪的妻子在第三次打仗的时候被赶到河里，七哥在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还远非这些，很多房屋被毁，千家村也只剩下百户，且少有完整之家。《千家村》反映了战争摧残下的乡民，不仅无证生活无法确保，就是连精神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处于战栗警戒之中。这是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王鲁彦用其手中的笔，对战争进行着无言的控诉，对乡民所承受的灾难予以深刻的同情。《樱花时节》则讲述的是李君的一个回忆。李君经历了日兵的扫荡，看到了满街的断腿、断手、断头的人之后，对日兵痛恨至深。但儿子和妻子竟跟一个日本军官相处融洽，渐渐的，李君也发现了那个日本军官的精神痛苦，他也想家，这让原本对日军痛恨到极点的李君开始可怜他。故事的最后，这个被战争逼迫成为恶棍的日兵终没有在樱花时节返乡，而是自杀在了他侵略的土地上。这里，鲁彦不仅讲述了战争对中国乡民的侵略和摧残，更设身处地地述了侵略者本身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这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在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鲁彦的性格是坚毅且多情的，面对国难战火，身为文人的他可以拖着病体之躯四处奔走，为国战斗到最后一刻，也能够在战斗途中用敏感的双眼体会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对战争的控诉，对人民的同情，在这位忠于现实主义的作家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鲜明的现代性色彩
鲁彦是一个时代感和时代意识都比较强的作家，这与其生活环境和自身学习研究是离不开的。鲁彦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或许这给鲁彦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视角，早期《桥下》写出了外来殖民工业文明给农村社会文明带来的破坏。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由此给原本朴实的乡民所带来的精神污染，如《李妈》中的李妈，流落到大城市充当娘姨的农夫，由以前朴实耿直变成了偷奸耍滑，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破产。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种种后果，并在作品中适时的呈现出来。
再者，鲁彦关注人民精神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鲁彦不但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战士还着眼于在救亡呼喊中对启蒙的坚守。前面提到的未能全部问世的长篇小说《春草》，在国难面前，忠孝不能两全，作者赞扬的是如周旭般敢于坚决摆脱旧家庭束缚勇敢投身抗日战争的争议行为，这是其启蒙救国思想的体现。而在《小喇叭》中，通过记叙小喇叭的成长，在抗战大背景下起到教育意义。其次表现在小说《樱花时节》中对自由的渴望，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千家村》、《杨副连》中在战争背景下对生命的关照等。
鲁彦精通世界语，翻译过《波兰小说集》、《显克微支小说集》等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上受东欧作家影响，他的作品在阴暗的色彩里显露出微讽，在朴素的描写里，夹杂着欧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吸取了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如象征手法的运用。受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影响，《伤兵旅馆》中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微描写；《小喇叭》中将小喇叭成长转变过程中的心理斗争完整展现；《许是不至于罢》和《黄金》描写了乡村小资产者爱财，怕财失去的心理状态；《李妈》中还细致地写出了李妈在一个雇主家里时如履薄冰，做事缩手缩脚，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事情的复杂心理等等。创作中鲁彦将自身融进人物之中，探查人物内心思想变化，便于推进故事情节演变，又使得人物刻画的更为丰富饱满。
鲁彦一直坚守对现实的忠实描写，受鲁迅现实主义的熏陶，接受近代西方文学的影响，故事性虽不强，但对日常生活刻画细腻，人物心理分析深刻。他有一颗炽热的心，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目睹了人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抗战爆发后，鲁彦确确实实承担了文艺界战士的使命，奔走于祖國的南方北方，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城镇都曾留下足迹，在桂期间更是积极为抗战尽力，在筹备“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中，坚定地站在进步地立场，同邪恶势力作了坚强有力的斗争，笔耕不辍地为民族斗争、人民启蒙贡献力量。鲁彦的一生身受百苦，贫病交加，生活颠沛流离，但任凭生活再困苦，鲁彦从未放弃一个正直学者的民族气节，依然坚毅地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进行着顽强的探索。
注释：
[1]魏华玲.桂林文化城史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49，50
[2]曾华鹏 蒋明玳.王鲁彦研究资料《我们的喇叭后记》[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1
参考文献：
[1]魏华玲.桂林文化城史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2]曾华鹏 蒋明玳.王鲁彦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覃英.中国现代作家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 魏华玲 曾有云 丘振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6
[5]乐齐.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9
【关键词】：王鲁彦；桂林；创作
桂林文化城是抗日战争期间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区域，特指自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沦陷，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桂林大疏散这六年时间，桂林成为了抗战中国的西南文化中心。由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大批文人云集桂林，为抗日救国运动共同努力，抗战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而作为文化界重要成员的王鲁彦在这一时期也辗转来到桂林，在桂任教、创作、主持文协进行与抗战相关的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活动并为此奋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 充满斗志，号召全民团结共同抗战
桂林文化城时期，抗日戰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整个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文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时此刻，作家们的创作无论从取材、意象到思想、内涵无一不与之前发生着质的变化。自1938年12月到达桂林后，王鲁彦深感国家危机人民困苦，积极投入到组织号召全民联合共同抗战的行列中来。
其长篇小说《春草》 主要以抗战为背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描写知识分子紧密配合抗战需求，表现出了强烈的战斗意识。1939年，王鲁彦开始写长篇小说《春草》，并与年底开始，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连载。可惜的是，这部作品没有完成，只发表了前七章，但是从前七章所述来看，作者所热切赞扬的是作为主人公的周旭那种在国难声中，能够挺身而出冲破旧势力旧家庭的层层阻碍，抱着一颗战斗的心勇于投身抗战的坚毅、果敢、正义的行为。很明显作者在此时所要表达的思想主题是号召知识界行动起来，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投入到为国、为民的抗战中去。一如文中周旭离家时给父亲的信中所表达的一样，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必须要坚定的投入到为国奋斗牺牲的道路中去。在1939年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之初，鲁彦便积极号召知识界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其不但参与到刊物的创办，还积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宣传这一思想。其中就有一篇发表在《抗战文艺上》的名为《别忘记团结的重要》的文章，文中王鲁彦再一次大声呼唤文艺界的团结，认为“不分党派，不分新旧，只要赞成抗战，只要不是汉奸！”都要团结起来，要“深深记住民族的危机，时时刻刻记住千千万万被迫害的同胞！别忘记团结比什么都重要！”。[1]
除积极宣扬抗战外，鲁彦还将视角转向普通民众，撰写抗战人物成长史，教育人民。这一特点的代表作品是《我们的喇叭》，主要描写了一个普通的抗日战士的成长过程。“喇叭”入伍前是一个小商贩，性格软弱，仅想安分做个生意人，但战争使得他生意做不成，无处落脚，终于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投身部队参军。而面对敌人疯狂的炮火，在一次次生死存亡的较量中，喇叭受到了锻炼，终于克服了自身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积极投身到杀敌抗日的队伍中去，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号兵。“喇叭”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其前期小说《乡下》中的三品和《野火》中的葛生两个人物形象的再创与发展。表现了这一类人经过妥协、忍让、听天由命后开始奋起反击加入抗战行列中去这一思想转变。在《（我们的喇叭）后记》中王鲁彦说道：“您看，这世上的罪恶正大着呢：鬼子在前线放毒气，在我们的后方丢炸弹，还唏哩呼噜的造谣言，说谎话，想欺骗世界，做着统制天下的梦哩！在这时候即使我的笔力不大，我也要供献出来，参加抗战的！”[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彦不但在其作品中塑造人物积极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其个人也表现出决心为抗日救亡贡献自身的精神。
除号召知识分子参与抗战、撰写抗战人物成长史之外，鲁彦在这一时期还热心于呼唤民众尊重战士。《伤兵旅馆》中写了一群伤兵和旅馆老板娘及其孩子之间的故事。在伤兵到达旅馆之初，老板娘坚定的认为这些伤兵是来坑害老百姓的假伤员，而在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伤兵不顾生命危险抢救了旅店老板娘的爱子之后，老板娘受了极大的感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抗战伤兵的看法和态度，学会了关爱和尊敬他们。《杨连副》则讲述一个抗日部队中的下级军官杨连副，在他回到后方后受到一些老百姓的歧视时，注意同他们改善关系，并对儿童们进行训练和教育，使之成为抗战的“小小预备队”。这两篇作品是作者忠于现实主义创作的反应。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抗战时期士兵和人民大众之间存在的误会与隔阂，国民党决策机关、上层分子与下级军官、普通战士之间的不同，将其作为素材写进作品中无疑是为了宣扬民主、平等，号召人民对于前线战士以必要的尊重与体恤，终其目的还是为了促成全民一心共同对敌的统一战线的需要。
二 ；由激愤到沉静，着重描写抗战民众精神生活
如果说王鲁彦在桂前期作品主要以宣传全民抗战为主，侧重点在教育激励人民为抗战献身，那么接下来的作品则冲破前期思想局限，开始走入真正的对国民精神的审视，对民众受灾的同情，对战争的控诉。这一时期其代表作有《陈老奶》、《千家村》、《樱花时节》等。
《陈老奶》中，陈老奶是一个乡镇中的普通人家的普通人民，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媳妇，一个小孙子。这样一个看似和睦美满的家庭在却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下，在到处都是蒙面豺狼的社会里，一次又一次遭受着本不应该承受的打击。文中主要描述了陈老奶所遭受的三次打击，分别是二儿子的投笔从戎、大儿子的死以及反动政权的欺压。而面对一次比一次严峻的打击，陈老奶始终如一位坚毅地舵手一般，任凭风吹浪打，毅然不倒。这是鲁彦为深处逆境而坚韧不拔、殒身不恤、始终向上的民族精神唱的一曲深沉的颂歌。 除了号召全民抗战及表现人民坚毅性格外，王鲁彦这一时期小说中还有表现对因战争带来的民不聊生的灾难情景的深切控诉。《千家村》中“千家村”这个拥有很长历史的大村庄包含着“我”童年的最美好回忆，然而在历经三次战争之后，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我”的视角出发看现在的千家村，未进村之前，发现为我挑担的年轻人竟是村里安排在村外把风的人，可见村民对于远去的敌人还在警戒着。进村后发现如今的千家村早已面目全非。作者借几个典型人物形象故事来向我们说明这一变化。从前胖胖的福全哥瘦的如一根枯柴，在战争中被逼疯。佃户富洪的妻子在第三次打仗的时候被赶到河里，七哥在战争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还远非这些，很多房屋被毁，千家村也只剩下百户，且少有完整之家。《千家村》反映了战争摧残下的乡民，不仅无证生活无法确保，就是连精神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处于战栗警戒之中。这是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王鲁彦用其手中的笔，对战争进行着无言的控诉，对乡民所承受的灾难予以深刻的同情。《樱花时节》则讲述的是李君的一个回忆。李君经历了日兵的扫荡，看到了满街的断腿、断手、断头的人之后，对日兵痛恨至深。但儿子和妻子竟跟一个日本军官相处融洽，渐渐的，李君也发现了那个日本军官的精神痛苦，他也想家，这让原本对日军痛恨到极点的李君开始可怜他。故事的最后，这个被战争逼迫成为恶棍的日兵终没有在樱花时节返乡，而是自杀在了他侵略的土地上。这里，鲁彦不仅讲述了战争对中国乡民的侵略和摧残，更设身处地地述了侵略者本身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这是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在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鲁彦的性格是坚毅且多情的，面对国难战火，身为文人的他可以拖着病体之躯四处奔走，为国战斗到最后一刻，也能够在战斗途中用敏感的双眼体会广大人民所受的苦难。对战争的控诉，对人民的同情，在这位忠于现实主义的作家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鲜明的现代性色彩
鲁彦是一个时代感和时代意识都比较强的作家，这与其生活环境和自身学习研究是离不开的。鲁彦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或许这给鲁彦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视角，早期《桥下》写出了外来殖民工业文明给农村社会文明带来的破坏。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由此给原本朴实的乡民所带来的精神污染，如《李妈》中的李妈，流落到大城市充当娘姨的农夫，由以前朴实耿直变成了偷奸耍滑，反映了农村社会的破产。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注，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种种后果，并在作品中适时的呈现出来。
再者，鲁彦关注人民精神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鲁彦不但努力做一个正直的战士还着眼于在救亡呼喊中对启蒙的坚守。前面提到的未能全部问世的长篇小说《春草》，在国难面前，忠孝不能两全，作者赞扬的是如周旭般敢于坚决摆脱旧家庭束缚勇敢投身抗日战争的争议行为，这是其启蒙救国思想的体现。而在《小喇叭》中，通过记叙小喇叭的成长，在抗战大背景下起到教育意义。其次表现在小说《樱花时节》中对自由的渴望，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宣扬，《千家村》、《杨副连》中在战争背景下对生命的关照等。
鲁彦精通世界语，翻译过《波兰小说集》、《显克微支小说集》等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上受东欧作家影响，他的作品在阴暗的色彩里显露出微讽，在朴素的描写里，夹杂着欧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吸取了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方法，如象征手法的运用。受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影响，《伤兵旅馆》中有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微描写；《小喇叭》中将小喇叭成长转变过程中的心理斗争完整展现；《许是不至于罢》和《黄金》描写了乡村小资产者爱财，怕财失去的心理状态；《李妈》中还细致地写出了李妈在一个雇主家里时如履薄冰，做事缩手缩脚，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事情的复杂心理等等。创作中鲁彦将自身融进人物之中，探查人物内心思想变化，便于推进故事情节演变，又使得人物刻画的更为丰富饱满。
鲁彦一直坚守对现实的忠实描写，受鲁迅现实主义的熏陶，接受近代西方文学的影响，故事性虽不强，但对日常生活刻画细腻，人物心理分析深刻。他有一颗炽热的心，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目睹了人民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抗战爆发后，鲁彦确确实实承担了文艺界战士的使命，奔走于祖國的南方北方，在繁华的都市和偏僻的城镇都曾留下足迹，在桂期间更是积极为抗战尽力，在筹备“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工作中，坚定地站在进步地立场，同邪恶势力作了坚强有力的斗争，笔耕不辍地为民族斗争、人民启蒙贡献力量。鲁彦的一生身受百苦，贫病交加，生活颠沛流离，但任凭生活再困苦，鲁彦从未放弃一个正直学者的民族气节，依然坚毅地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进行着顽强的探索。
注释：
[1]魏华玲.桂林文化城史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49，50
[2]曾华鹏 蒋明玳.王鲁彦研究资料《我们的喇叭后记》[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1
参考文献：
[1]魏华玲.桂林文化城史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2]曾华鹏 蒋明玳.王鲁彦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覃英.中国现代作家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 魏华玲 曾有云 丘振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6
[5]乐齐.鲁彦小说精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