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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社会主干文化，借助文化产业的营销途径、产业化发展，大众文化既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又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文化效益。民族传统文化是大众文化的根基。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是时代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方文山的词作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功能；案例
大众文化指的是一个地区、社团或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伴随着物质的富裕、精神生活的渴求，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吸收丰富的自发状态的民间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大众文化，已发展为中国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称谓。对于生产制造者而言，因其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故将其称为文化产业，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因其为大众而创造、传播，故称其为大众文化。陈少峰指出：“文化产业做的是大众文化。”［1］民族文化是一个有着固定文化背景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众文化与其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可以说大众文化的根基就是民族传统文化。东北二人转、天津说书、关东快板、秦腔、新疆舞蹈、内蒙古马术、云南民族舞、广西山歌、贵州侗歌等众多优秀民族文化通过文化产业的发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已成为真理。当富有地方特色和体现民族传统的文化产品频繁登上各种权威性、学术性舞台后，它们又会迅速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从而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众文化因其受众群体数量的庞大直接决定了它的优势，成为具备强大社会功能的主流文化：通过市场销售其产品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文化产品的固有属性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
进入21世纪，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使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世界观为核心的强势文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确实印证了英国学者汤林森所提出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如圣诞节、情人节这些原本有着深厚民族文化背景的节日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普遍流行开来；麦当劳、肯德基已经完全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好莱坞大片更是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中赚得钵满盆满。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思想也自然而然影响着众多消费者。而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对年轻人而言却显得格外陌生，京剧、武术对多数中国人而言似乎很遥远。
那么，在这样一种全球经济、文化趋向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是一个重大课题。封闭起来的保护显然是行不通的，任其在民间自发地发展也有诸多弊端，依靠国家的强制措施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只能起到政策导向的作用。“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2］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消费已成为一种将经济与文化连接的社会活动，是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连接点和会聚地。消费既是物质生活过程，也是文化生活过程。消费商品的制造与生产不再纯粹是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文化生产和传导的过程。因此，消费者广泛接受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消费过程有效地实现文化的传承。在这个消费时代，关注大众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相应的角色，在帮助生产者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向社会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引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获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这能有效促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
进一步讲，文化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3］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不占资源或少占资源的有效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无法用数字估量。当前，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组建多家文化产业集团，凭借自己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持续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占领，大力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增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这样才能抵制西方的文化渗透。
从市场规律来看，相对受众来说，大众文化满足的是个体的审美消费需求。审美消费需求虽然属于高级需要，但它因人而异，因文化水平、艺术修养高低而异。目前，中国大众的文化修养是多层次并存的。而大众文化这种特殊的消费品总是试图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那么，大众文化会因其包容性使一些不成熟、较浅薄、较低俗甚至丑恶的东西存在，通俗小说、口水歌、警匪片成为大众的宠儿，为了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生产必须在短时间内追随潮流，这就让大众文化产品有了一系列的规律，有情节起伏的公式、戏剧冲突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模式化生产。但大众文化的包容性又是一个不断剔除糟粕、完善自身的过程。刘纲纪针对这些问题预见：“这些不健康、丑陋的现象，是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而逐步地得到解决的。”[4]其实，随着目前大众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大众获取信息知识途径的扩宽，大众审美趣味必然会提升。但是，审美趣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由大众所处的文化氛围决定。因此，文化产业要长远发展，必须注重文化产品应有的固有属性——审美性，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将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结晶在文化產品中很好地运用，不仅保证了文化产品的审美性，还能让文化产品成为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结晶的载体，传播、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在学者们潜意识里总是希望牢牢地把持住知识的大门，追求学术研究的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力求将自己特殊化、神秘化，从而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结果往往制造出的是无益于现实的学术成果。而在大众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的时代背景下，问题不在于如何制作无人能懂、艰深晦涩的学术专著，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产品，服务大众，为文化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才是文化工作者最切实的责任。在看清问题症结后，波斯纳提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紧要之处在于公共，他强调，“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我旨在强调，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5]。
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要创作出具备艺术价值、能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在纷繁躁动的社会氛围中，不乏创造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词作家方文山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歌词作品充满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韵味，叫好又叫座。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正在于方文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很好地运用了文化产业的营销手段，在成就自己的事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了一己之力。
方文山的词作富有传统韵味，尤其注重意境的构建。而这种词的意境是通过深邃的意象留给听众无穷的想象空间构建起来的。
从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理论来看，艺术创造活动是为了创造“文本”，这个文本的中心是意象。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产生“文本”，“文本”成为欣赏活动中客观的东西，但它要在欣赏活动中开放和展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意象。只有这个“意象”向欣赏者开放和呈现，欣赏者认识了“文本”所勾勒和构建的意象，才实现并完成了“阅读”，与艺术家实现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与沟通。
象的选择是意象创造的第一步。方文山善于借用许多古诗词里的文学形象并巧妙处理，既让人联想到原作，又因其被置放在新的语境中，含有新的意义，这就给他的词作增添了浓郁的古典意味。如“邀明月 让回忆皎洁 爱在月光下完美”（《发如雪》），就是对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借用，借李白邀明月的潇洒之态和月光的清莹皎洁抒发他对爱的纯美追求。《东风破》对李清照《醉花阴》的借用，《青花瓷》对文化掌故“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和李白醉酒捞月传说的借用，《千里之外》、《娘子》、《菊花台》对李煜《相见欢》、晏殊《浣溪沙》、《古诗十九首》、郑愁予《错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王维《相思》的借用。在这些词作中，方文山用流行文字书写古韵古意，在象的选择组合上巧妙精美，使得古典形象在他的作品里焕发新的生机，韵味十足，形成了一种典雅唯美的风格。
想象力的作用是奇妙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为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正是想象使并不华丽的“拙辞”蕴涵“巧义”，使“庸事”萌生出人所未见的“新意”。就像“麻”通过“杼轴献功”产生出“焕然乃珍”的“布”。可以说，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也都可以留给接受者无穷的想象空间，构建了词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
方文山的词作留给读者的想象是奇特的，常常给人以天马行空之感。在《印第安老斑鸠》里他还把不相干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沙漠、泥鳅、海鸥、无力地躺在干枯河里的响尾蛇、啃水鹿骨头的灰狼、盯着腐肉骨头的秃鹰、在决斗的犀牛、废弃的蚁丘、少毛腿短的老斑鸠等等。再如《夜曲》和《千里之外》，在人们看来毫无瓜葛的东西在他的词作中同时出现了。通过跳跃性的词句引领人们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将人们的各种感觉器官调动起来，使人们能够“听声内形”。他引导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关系，从而在这种“解决”中得到满足。不仅他自己的想象力在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时他也给接受者的想象力留有足够的余地。当丰富的想象力参与艺术欣赏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种想象也引导人们去追寻曾经的自我，回忆美好的过去，即使是悲惋的爱情的词句，也让人觉得在这些词句后面蕴藏着一种值得我们去等待、去追求、去坚守的东西。
总之，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方文山做到了将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结合，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他的这些词作构建了艺术创作最渴求的意境。
（本文为遵义师范学院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编号：2010020）
參考文献：
[1]http://cpc.people.com.cn/GB/66888/66889/7092495.html.
[２]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3]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278.htm.
[4]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45.
[5]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文化产品；社会功能；案例
大众文化指的是一个地区、社团或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伴随着物质的富裕、精神生活的渴求，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吸收丰富的自发状态的民间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大众文化，已发展为中国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称谓。对于生产制造者而言，因其产品的生产、经营、销售已经形成一个体系，故将其称为文化产业，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因其为大众而创造、传播，故称其为大众文化。陈少峰指出：“文化产业做的是大众文化。”［1］民族文化是一个有着固定文化背景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众文化与其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可以说大众文化的根基就是民族传统文化。东北二人转、天津说书、关东快板、秦腔、新疆舞蹈、内蒙古马术、云南民族舞、广西山歌、贵州侗歌等众多优秀民族文化通过文化产业的发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已成为真理。当富有地方特色和体现民族传统的文化产品频繁登上各种权威性、学术性舞台后，它们又会迅速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喜爱，从而成为大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众文化因其受众群体数量的庞大直接决定了它的优势，成为具备强大社会功能的主流文化：通过市场销售其产品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文化产品的固有属性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
进入21世纪，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所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使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世界观为核心的强势文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确实印证了英国学者汤林森所提出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如圣诞节、情人节这些原本有着深厚民族文化背景的节日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普遍流行开来；麦当劳、肯德基已经完全被中国消费者接受；好莱坞大片更是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中赚得钵满盆满。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思想也自然而然影响着众多消费者。而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对年轻人而言却显得格外陌生，京剧、武术对多数中国人而言似乎很遥远。
那么，在这样一种全球经济、文化趋向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让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是一个重大课题。封闭起来的保护显然是行不通的，任其在民间自发地发展也有诸多弊端，依靠国家的强制措施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只能起到政策导向的作用。“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2］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消费已成为一种将经济与文化连接的社会活动，是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连接点和会聚地。消费既是物质生活过程，也是文化生活过程。消费商品的制造与生产不再纯粹是物质生产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文化生产和传导的过程。因此，消费者广泛接受的文化产品可以通过消费过程有效地实现文化的传承。在这个消费时代，关注大众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让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文化产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相应的角色，在帮助生产者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向社会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引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获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这能有效促进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工作。
进一步讲，文化产业的发展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明确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3］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不占资源或少占资源的有效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无法用数字估量。当前，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组建多家文化产业集团，凭借自己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多样化的文化产品，持续扩大对国际市场的占领，大力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空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增强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这样才能抵制西方的文化渗透。
从市场规律来看，相对受众来说，大众文化满足的是个体的审美消费需求。审美消费需求虽然属于高级需要，但它因人而异，因文化水平、艺术修养高低而异。目前，中国大众的文化修养是多层次并存的。而大众文化这种特殊的消费品总是试图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那么，大众文化会因其包容性使一些不成熟、较浅薄、较低俗甚至丑恶的东西存在，通俗小说、口水歌、警匪片成为大众的宠儿，为了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文化产品的生产必须在短时间内追随潮流，这就让大众文化产品有了一系列的规律，有情节起伏的公式、戏剧冲突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大量文化产品的模式化生产。但大众文化的包容性又是一个不断剔除糟粕、完善自身的过程。刘纲纪针对这些问题预见：“这些不健康、丑陋的现象，是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而逐步地得到解决的。”[4]其实，随着目前大众文化程度的提高和大众获取信息知识途径的扩宽，大众审美趣味必然会提升。但是，审美趣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由大众所处的文化氛围决定。因此，文化产业要长远发展，必须注重文化产品应有的固有属性——审美性，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而将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结晶在文化產品中很好地运用，不仅保证了文化产品的审美性，还能让文化产品成为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结晶的载体，传播、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在学者们潜意识里总是希望牢牢地把持住知识的大门，追求学术研究的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力求将自己特殊化、神秘化，从而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结果往往制造出的是无益于现实的学术成果。而在大众文化素养大幅度提高的时代背景下，问题不在于如何制作无人能懂、艰深晦涩的学术专著，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产品，服务大众，为文化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才是文化工作者最切实的责任。在看清问题症结后，波斯纳提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紧要之处在于公共，他强调，“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我旨在强调，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5]。
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要创作出具备艺术价值、能满足消费者审美需求的优秀作品。在纷繁躁动的社会氛围中，不乏创造优秀作品的作者，台湾词作家方文山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歌词作品充满浓郁的中华民族传统韵味，叫好又叫座。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正在于方文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很好地运用了文化产业的营销手段，在成就自己的事业、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尽了一己之力。
方文山的词作富有传统韵味，尤其注重意境的构建。而这种词的意境是通过深邃的意象留给听众无穷的想象空间构建起来的。
从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理论来看，艺术创造活动是为了创造“文本”，这个文本的中心是意象。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产生“文本”，“文本”成为欣赏活动中客观的东西，但它要在欣赏活动中开放和展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是意象。只有这个“意象”向欣赏者开放和呈现，欣赏者认识了“文本”所勾勒和构建的意象，才实现并完成了“阅读”，与艺术家实现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与沟通。
象的选择是意象创造的第一步。方文山善于借用许多古诗词里的文学形象并巧妙处理，既让人联想到原作，又因其被置放在新的语境中，含有新的意义，这就给他的词作增添了浓郁的古典意味。如“邀明月 让回忆皎洁 爱在月光下完美”（《发如雪》），就是对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借用，借李白邀明月的潇洒之态和月光的清莹皎洁抒发他对爱的纯美追求。《东风破》对李清照《醉花阴》的借用，《青花瓷》对文化掌故“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和李白醉酒捞月传说的借用，《千里之外》、《娘子》、《菊花台》对李煜《相见欢》、晏殊《浣溪沙》、《古诗十九首》、郑愁予《错误》、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王维《相思》的借用。在这些词作中，方文山用流行文字书写古韵古意，在象的选择组合上巧妙精美，使得古典形象在他的作品里焕发新的生机，韵味十足，形成了一种典雅唯美的风格。
想象力的作用是奇妙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为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正是想象使并不华丽的“拙辞”蕴涵“巧义”，使“庸事”萌生出人所未见的“新意”。就像“麻”通过“杼轴献功”产生出“焕然乃珍”的“布”。可以说，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也都可以留给接受者无穷的想象空间，构建了词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
方文山的词作留给读者的想象是奇特的，常常给人以天马行空之感。在《印第安老斑鸠》里他还把不相干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沙漠、泥鳅、海鸥、无力地躺在干枯河里的响尾蛇、啃水鹿骨头的灰狼、盯着腐肉骨头的秃鹰、在决斗的犀牛、废弃的蚁丘、少毛腿短的老斑鸠等等。再如《夜曲》和《千里之外》，在人们看来毫无瓜葛的东西在他的词作中同时出现了。通过跳跃性的词句引领人们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将人们的各种感觉器官调动起来，使人们能够“听声内形”。他引导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关系，从而在这种“解决”中得到满足。不仅他自己的想象力在作品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时他也给接受者的想象力留有足够的余地。当丰富的想象力参与艺术欣赏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这种想象也引导人们去追寻曾经的自我，回忆美好的过去，即使是悲惋的爱情的词句，也让人觉得在这些词句后面蕴藏着一种值得我们去等待、去追求、去坚守的东西。
总之，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方文山做到了将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结合，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他的这些词作构建了艺术创作最渴求的意境。
（本文为遵义师范学院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编号：2010020）
參考文献：
[1]http://cpc.people.com.cn/GB/66888/66889/7092495.html.
[２]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
[3]http://baike.baidu.com/view/1267278.htm.
[4]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445.
[5]理查德·A·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M].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1.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