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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作为—种纪实体裁，是创造者运用纪实手段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和记录，从而传达感情和思想的方式。纪录片给人们提供一段真实的生活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一种情感体验。“人们可以被动地接受它，也可以主动地观察、体验和思考它。”
优秀的纪录片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关注的是宏大还是微小题材，展示的都是非同寻常的事件或事物，但表达的都是人之常情。只有非同寻常的事件才有独特的纪录价值，给人以真善美的体验；而纪录的归宿应该要触及人们共同的情感，体现人文关怀，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实现纪录的初哀。
一、非常之事
纪录片作为一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艺术载体，应该更多地呈现在一定的历史潮流中，能反映某个领域特色的事物或事件，充分体现其文献意义。所以，纪录片选择的事件或事物不能流于寻常，可以是高居庙堂也可以扎根民间，但优秀的纪录片不以单纯的奇观吸引人。
首先，非常之事不能流于寻常。纪录片通过展示地球上各个角落发生的典型事件，并广泛地传播给不同的人群，使得人们彼此之间有了相互了解的可能，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人类获取更直接、更丰富、更真实的信息的愿望。它可以让将来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也可以让将来的人们知晓我们的现在，可以让人们了解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的情况，也可以让人们了解生态和自然。
另外，不流于寻常还要避免千“片”一律，选材应尽量多样化，摆脱趋从心理。中国的纪录片早些年是风光片唱主角，“着力趋美”；后来是“光环人物”，“着力趋热”；接着又是边远地区、部落群体，“着力趋生”；以后忽然又看好老百姓的故事，“着力趋弱”……似乎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一种主导的概念和模式，致使整个创作题材狭窄，视野不开阔，选题重复。
其次，非常之事不是恶俗的奇观。不流于寻常，不代表要去猎奇。现在电视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已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随着纪录片栏目化，制作成本、收视率等市场问题也提上日程，有些栏目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降低品位，以猎奇争夺观众，甚至拍摄恶俗场面迎合受众。比如表现少数民族的，多是奇异民俗；表现社会问题的，多是艰难坎坷；在人物身份上，多是孤寡、残疾、病患。这些题材在纪录片的纪录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它固然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同时也可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但却“恰恰回避了普通人生活中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流于描述外在的真实，而内在的、本质的真实被忽略或规避了。纪录片同时缺少对复杂性的挖掘、对模糊性的展现、对多义性的探究、对联系的透析，而使厚度不够”。纪录片所传达的有效信息势必越来越少，由于缺乏普遍性也不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难以通过纪录片把握生活的本质。这有损纪录片的价值与魅力。
纪录片具有文化品格，是一个国家国民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担负着普及人文观念的责任。它引领人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问题的目的，是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真理的思考，这才是它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
再次，非常之事不一定是重大的事。避免猎奇，不代表只能关注重大题材。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纪录片基本都是宏大展示，比如《话说长江》《河殇》《望长城》等等，这些纪录片一般是由央视倾注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拍摄或与外方合作制成，题材重大，极具震撼力。对重大题材的关注延续至今，比如近几年的《大国崛起》《故宫》等。这类题材意义重大，也引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往往是非常成功的纪录片。但是这类纪录片往往更关注宏观视角，而忽视微观的人，即使涉及人往往也是平面的，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缺少亲切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平民化的题材异军突起，普通人、小人物进入纪录片关注的视角，如《毛毛告状》《远在北京的家》，以及央视《东方时空》及《百姓故事》系列、凤凰卫视《唐人街》系列等等。这类纪录片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人，形形色色，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所纪录的地域之广阔，人物之众多，生存方式之丰富，生命追求之令人深思，尤其是情景之实，直接带来多层次情感体验，多维度思维体悟，都是以往纪录片无法比拟的。
作为普通人的个体，他们的思想行为一般难以形成对历史进程深刻、重大的影响，从他们身上也不容易挖掘出重大的政治思想主题。但是他们生存在社会的底层，对当代社会感受得最真切、最实在、最丰富。可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切希望和困惑，进步与失误。因此，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拍摄他们，或者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和批判，使其富有不同寻常的意蕴，或者传达某种人生况味和生活情趣，给人留下无穷的思考和韵味。
二、平常的情
纪录片呈现的是非常之事，但表达的却是平常的情，即人之常情，唯美如此才能引发共鸣，实现价值。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高圆栋曾说：“纪录片的创作应该关注人的共性而非个性。个性永远是表象，共性才是深层次的，共同的和共通的。”
纪录片应该面向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寻找题材，通过选择各种题材，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描绘，使具有原生形态特征的个体形象蕴含一种超乎现实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使纪录片能够引起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
例如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 ，拍摄的是爱斯基摩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可谓奇观，但片中纳努克狩猎劳作时部族的互助，对下一代的关爱和培育，对新科技的好奇等等场景，实际上都反映了人性的相似性，观众正是通过这种相似性找到共鸣。
“电视纪录片中对人性的探讨往往是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纪录来进行的。从选题上看，首先关注的往往是个性，但最终目的则是从个性中考察共性。”尽管我们不能说选题就可确定思想，但从电视纪录片中如此多的平民化的题材、平民化的视点里，不难看出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那种对生活的尊重和对民众的真诚。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传播主体真诚地与社会、平等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对话的心愿和思想意识。同时，这类片子往往还通过对一类人的关注切入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观众通过观看他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感受人间冷暖，甚至能够从中镜鉴自身经历，引发共鸣。
即使是主要记录历史文化、自然山川，或是其他非人类社会或非生命世界真实过程的电视纪录片，也不应该像早年那样简单地罗列和介绍，而应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人的活动，赋予历史文化以现实意义，把自然景物的展示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与物紧密结合起来，把动植物、微生物或非生命世界直接关联到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上。从电视纪录片中如此多的平民化的题材、平民化的视点里，不难看出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那种对生活的尊重和对民众的真诚。是生活在一个天人和谐、人与万物共存共荣的大自然中，还是生活在一个天人对立、互相报复的大自然中，对人类来说实在事关重大。这一点越来越为当代人所共识，并且在一些优秀电视纪录片中从动物入手，得到相当深入、生动的反映。《帝企鹅日记》是拟人化的自然纪录片，帝企鹅的迁徙、繁殖、求生等，都通过富有人性味的叙述予以呈现，动物成为人的镜子，观众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从中理解人的生存环境和意义。
优秀的纪录片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关注的是宏大还是微小题材，展示的都是非同寻常的事件或事物，但表达的都是人之常情。只有非同寻常的事件才有独特的纪录价值，给人以真善美的体验；而纪录的归宿应该要触及人们共同的情感，体现人文关怀，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实现纪录的初哀。
一、非常之事
纪录片作为一种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艺术载体，应该更多地呈现在一定的历史潮流中，能反映某个领域特色的事物或事件，充分体现其文献意义。所以，纪录片选择的事件或事物不能流于寻常，可以是高居庙堂也可以扎根民间，但优秀的纪录片不以单纯的奇观吸引人。
首先，非常之事不能流于寻常。纪录片通过展示地球上各个角落发生的典型事件，并广泛地传播给不同的人群，使得人们彼此之间有了相互了解的可能，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人类获取更直接、更丰富、更真实的信息的愿望。它可以让将来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也可以让将来的人们知晓我们的现在，可以让人们了解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的情况，也可以让人们了解生态和自然。
另外，不流于寻常还要避免千“片”一律，选材应尽量多样化，摆脱趋从心理。中国的纪录片早些年是风光片唱主角，“着力趋美”；后来是“光环人物”，“着力趋热”；接着又是边远地区、部落群体，“着力趋生”；以后忽然又看好老百姓的故事，“着力趋弱”……似乎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一种主导的概念和模式，致使整个创作题材狭窄，视野不开阔，选题重复。
其次，非常之事不是恶俗的奇观。不流于寻常，不代表要去猎奇。现在电视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已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随着纪录片栏目化，制作成本、收视率等市场问题也提上日程，有些栏目为了提高收视率，不惜降低品位，以猎奇争夺观众，甚至拍摄恶俗场面迎合受众。比如表现少数民族的，多是奇异民俗；表现社会问题的，多是艰难坎坷；在人物身份上，多是孤寡、残疾、病患。这些题材在纪录片的纪录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它固然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同时也可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但却“恰恰回避了普通人生活中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流于描述外在的真实，而内在的、本质的真实被忽略或规避了。纪录片同时缺少对复杂性的挖掘、对模糊性的展现、对多义性的探究、对联系的透析，而使厚度不够”。纪录片所传达的有效信息势必越来越少，由于缺乏普遍性也不容易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难以通过纪录片把握生活的本质。这有损纪录片的价值与魅力。
纪录片具有文化品格，是一个国家国民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担负着普及人文观念的责任。它引领人们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社会问题的目的，是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对真理的思考，这才是它不可或缺的价值所在。
再次，非常之事不一定是重大的事。避免猎奇，不代表只能关注重大题材。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的纪录片基本都是宏大展示，比如《话说长江》《河殇》《望长城》等等，这些纪录片一般是由央视倾注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拍摄或与外方合作制成，题材重大，极具震撼力。对重大题材的关注延续至今，比如近几年的《大国崛起》《故宫》等。这类题材意义重大，也引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往往是非常成功的纪录片。但是这类纪录片往往更关注宏观视角，而忽视微观的人，即使涉及人往往也是平面的，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缺少亲切感。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平民化的题材异军突起，普通人、小人物进入纪录片关注的视角，如《毛毛告状》《远在北京的家》，以及央视《东方时空》及《百姓故事》系列、凤凰卫视《唐人街》系列等等。这类纪录片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人，形形色色，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所纪录的地域之广阔，人物之众多，生存方式之丰富，生命追求之令人深思，尤其是情景之实，直接带来多层次情感体验，多维度思维体悟，都是以往纪录片无法比拟的。
作为普通人的个体，他们的思想行为一般难以形成对历史进程深刻、重大的影响，从他们身上也不容易挖掘出重大的政治思想主题。但是他们生存在社会的底层，对当代社会感受得最真切、最实在、最丰富。可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切希望和困惑，进步与失误。因此，创作者完全可以通过拍摄他们，或者表现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的肯定、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和批判，使其富有不同寻常的意蕴，或者传达某种人生况味和生活情趣，给人留下无穷的思考和韵味。
二、平常的情
纪录片呈现的是非常之事，但表达的却是平常的情，即人之常情，唯美如此才能引发共鸣，实现价值。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高圆栋曾说：“纪录片的创作应该关注人的共性而非个性。个性永远是表象，共性才是深层次的，共同的和共通的。”
纪录片应该面向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寻找题材，通过选择各种题材，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描绘，使具有原生形态特征的个体形象蕴含一种超乎现实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使纪录片能够引起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
例如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 ，拍摄的是爱斯基摩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可谓奇观，但片中纳努克狩猎劳作时部族的互助，对下一代的关爱和培育，对新科技的好奇等等场景，实际上都反映了人性的相似性，观众正是通过这种相似性找到共鸣。
“电视纪录片中对人性的探讨往往是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例的纪录来进行的。从选题上看，首先关注的往往是个性，但最终目的则是从个性中考察共性。”尽管我们不能说选题就可确定思想，但从电视纪录片中如此多的平民化的题材、平民化的视点里，不难看出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那种对生活的尊重和对民众的真诚。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传播主体真诚地与社会、平等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对话的心愿和思想意识。同时，这类片子往往还通过对一类人的关注切入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观众通过观看他人的人生经历，可以感受人间冷暖，甚至能够从中镜鉴自身经历，引发共鸣。
即使是主要记录历史文化、自然山川，或是其他非人类社会或非生命世界真实过程的电视纪录片，也不应该像早年那样简单地罗列和介绍，而应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人的活动，赋予历史文化以现实意义，把自然景物的展示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与物紧密结合起来，把动植物、微生物或非生命世界直接关联到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上。从电视纪录片中如此多的平民化的题材、平民化的视点里，不难看出电视纪录片创作者那种对生活的尊重和对民众的真诚。是生活在一个天人和谐、人与万物共存共荣的大自然中，还是生活在一个天人对立、互相报复的大自然中，对人类来说实在事关重大。这一点越来越为当代人所共识，并且在一些优秀电视纪录片中从动物入手，得到相当深入、生动的反映。《帝企鹅日记》是拟人化的自然纪录片，帝企鹅的迁徙、繁殖、求生等，都通过富有人性味的叙述予以呈现，动物成为人的镜子，观众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从中理解人的生存环境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