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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生态观的内涵更加丰富起来,既传承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生态思想,同时在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对自然万物的欣赏和游历,对环境美化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关键词:农业生态;天人关系;自然审美;环境美化
生态观包括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利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六朝时期,人们的生态观主要表现在农业生态、天人关系、自然审美、环境美化等方面。
一、农业生态观
先秦两汉时人们就提出了要顺应天时,保护生态的思想,在六朝时期得以传承。如《南朝宋会要》中《捕采》一卷记载: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诏令“水陆捕采,各顺时月”,孝武第大明二年诏令“山渊采捕,考岁顺时”,即山林川泽狩猎捕采要顺应时岁,动植物繁衍的时节不适宜采猎,并且这一规定严格执行,明帝泰始三年八月诏令“自今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需,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而在合适的季节,政府及时督劝农桑,南朝陈后主十四年诏曰:“今阳和在即,膏泽润下,宜展春耕,以望秋坻。”以上这些诏令可见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已有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另外政府还规定和鼓励百姓广植适宜各地土壤特点的树种,如南齐永泰元年,“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在政府的各种督劝农桑政策的影响下,种桑植树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另外人们也认识到与生产生活中某些不当行为的因果关系,如面对规模较大的山体塌陷,水灾频发事件:吴宝鼎二年,华核上书指出:“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沉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1]顺应时节捕采和种植是对先秦以来生态保护意识的良好传承,实际上也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将自然灾害与生产活动的不当行为相联系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认识,这对于思考今天的经济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之关系有着借鉴意义。
二、天道自然观
(一)天道自然观
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态度和理解程度,当时所兴盛的玄学在天人关系理念上有了不同于以前天人感应理念的新的学说,即天道自然观。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提出自然界的灾异、祥瑞现象是一种合乎大自然运动规律的自然现象。但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较具科学内含的灾害观因其“异端”色彩而未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魏晋之世,蔡邕、王朗、曹操等人读到王充的著作,惊讶地发现和理解到王充的观念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思想价值,于是大力倡导推介,王充的思想与著作才逐渐传播开来,其《论衡》一书成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重要读物和手册,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天道自然的灾害观念,可以看作魏晋及六朝时期科学天人关系理论的启蒙。魏晋玄学的兴盛及其天道自然观的理论模式,为当时人们重新认知和理解自然灾害,建构新的灾害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除了玄学家对天人关系新的解释外,当时的道教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也从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对天人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篇》中说到:“天地虽是含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鱼鳖讬水泽以产育,而水泽有为焉。俗人见天地之大也,以万物之小也,因曰天地万物之母,万物为天地之子孙。”葛洪的这种天地关系的解释,也明确的表示了人既不是天地所造,那么人的生死祸福就是人自身的活动造成的,与天地没有关系。
哲学家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这些新解释,在当时的思想史上无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既然人类的灾害并不是天的意志,不是天降的惩罚,水旱、地震、月蚀、日蚀、风暴、山崩地裂都是自然界运动的产物,都有其自然的法则,人们应当顺从这个法则和认识这个法则,这将有利于减少灾害的损失。但是正如学者评价:“在当时坚持天道自然观的玄学家们,大多是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士族阶层,他们对天道自然观之灾害观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一种清谈式的坐而论道,虽然有着思想史的价值,但并未对当时社会大众的灾害观产生很大影响,也并不代表整个社会对灾害的思想认识水平。”[2]
(二)救灾思想的科学与迷信
从对这一时期的灾害观的考察可见,尽管进步的天道自然观从理论上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等原因,人们还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和接受这些观念。事实上无论作为官方的解释,还是民间的观念,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灾异学说,仍然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灾害观。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灾异说,与天道自然观下比较科学的灾异说并存、对立的格局,导致了当时人们在防灾、救灾的思想与方法上,呈现出科学与迷信交织并用的状况。
六朝时期,水旱灾害是最经常发生的气候性自然灾害。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各种自然灾害现象,无论是大水、亢旱、蝗虫、雪雹、地震等常见的自然灾害,还是疾疫流传、人为纵火、农作物病虫害等, 都是国家政治有缺失而上天对人们特别是统治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谴告惩诫。因其关系国计民生,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一旦发生水旱之灾,政府与民众便迷信禳灾与技术救灾双管齐下。一方面按照天谴灾异之说,认为发生灾害是因为失节而遭天报应的结果,《建康实录》记载:孙吴赤乌十一年“夏四月,雨雹,此有德遭险,诛伐过深之应也。”而五月,“鄱阳言白虎仁。”于是便有“帝曰:‘公卿百司,勉修所职,以匡不逮,宜各励精思朕过失。’”由皇帝罢免大臣,派人祭天、察冤狱,废酷刑、大赦天下,以求得上天的原谅,平息天怒。但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采取科学的措施抵御自然灾害,如前文所述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积极赈灾,救济难民,并且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济,增强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
三、生态审美观
文化艺术和旅游思想往往反映了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六朝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欣赏中也可窥见人们对自然实体的品味水平。
(一)文化艺术对山水的关注
书画界在这个时期对山水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东晋宗炳的《画山水序》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山水画的文章,其中包含着对自然美的认识。他认为面对山水景色,创作者自己也必须以澄明的心怀来对待,也就是“无为”地对待。不仅创作如此,对上乘妙品的欣赏也须如此才可体味出其中的真意。[3]文艺理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讲:“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理以心应。”这种创作理论明显地是受了山水情结的影响,又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溢满于海;我材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4]在《文心雕龙》中包蕴着大量山水自然情结的美学理论。
(二)游历山水和回归自然的思想
玄学兴盛后,思想家们对山水自然本身开始投以审美的眼光。而六朝庄园经济的发达对六朝士人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登临山水,终日不倦。衣食上的无忧无虑使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各种精神活动中去,游山玩水、喝酒作乐、赋诗作文、经营园林等活动也就相伴而生,甚至将自然与生活相融合,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六朝诗人彻底地奉行了山水自然与心灵自然的完全统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5],将人之情与山水之情联通起来,使山水之性移入心胸之中,生出另一种“美境”来,为愉悦情操而使精神找到一个可以长居久安的乐园。而到了梁时,又有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6]正是这种对自然人性的发现和肯定促进了山水美的发现,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的具体实践表现为大量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的兴建。
四、生态美化观
生态思想的进步以及对自然山水的向往和欣赏,使得人们逐步重视在生活中种植树木,建设苑囿,美化环境。
在晋代植树技术有新的进步,出现了专门讲种竹的《竹谱》。在《南方草木状》一书中,还明确指出,柘、柞、楮、柳、竹应分别种在山石、山阜、涧谷、下田、高平之地,因地制宜,各得其所。[7]
人们还将植树视为一种高尚的活动,晋人葛洪《神仙传》记载了一段“杏林佳话”: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医术精湛,乐善好施。他给人看病不收钱。每当由他治好的病人来感谢他时,他就叫来者种上几棵杏树。重病看好种五株,小病看好种一株。患者怀着“受人滴水,当报涌泉”的心情,种树时格外认真。几年之后,董奉的房前屋后种上了成千上万棵杏树,蔚然成林。[8]这些林木长成之后可卖杏得钱。另外人们常常比拟树木的高风亮节,而在自己的庭院种植松柏,如齐人张堪,“好于斋前种松柏”,而梁时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9]
这一时期苑囿园池由划地封禁、纯任自然特色开始,逐渐走向人工增设修筑并广为罗致奇异珍贵动植物,与宫室结合,与生产结合(如生产药材、果蔬等),与艺术相结合。很多苑囿实际上成为古代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或动物园,因而古代苑囿对收集、引进、栽培名贵植物或养殖珍惜动物,保护珍异的花木鸟兽鱼虫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六朝时期人们对生态观的认识和利用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注意到在改造自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懂得主动贴近自然享受自然,客观上人工的环境营造在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资源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卷65《吴书?华核传》.
[2]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第1期,第120页.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
[4]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249页.
[5][清]沈德潜选编《古诗源·归田园居五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6页.
[6]《南史》76《陶弘景传》.
[7]朱晓光主编《岭南本草古籍三种》,第一卷《南方草木状》,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第5-17页.
[8]林振华《杏林佳话》,《中国林业》1981年第10期,第36页.
[9]《南史》卷76《陶弘景传》.
关键词:农业生态;天人关系;自然审美;环境美化
生态观包括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利用,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六朝时期,人们的生态观主要表现在农业生态、天人关系、自然审美、环境美化等方面。
一、农业生态观
先秦两汉时人们就提出了要顺应天时,保护生态的思想,在六朝时期得以传承。如《南朝宋会要》中《捕采》一卷记载: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诏令“水陆捕采,各顺时月”,孝武第大明二年诏令“山渊采捕,考岁顺时”,即山林川泽狩猎捕采要顺应时岁,动植物繁衍的时节不适宜采猎,并且这一规定严格执行,明帝泰始三年八月诏令“自今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需,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而在合适的季节,政府及时督劝农桑,南朝陈后主十四年诏曰:“今阳和在即,膏泽润下,宜展春耕,以望秋坻。”以上这些诏令可见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已有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另外政府还规定和鼓励百姓广植适宜各地土壤特点的树种,如南齐永泰元年,“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在政府的各种督劝农桑政策的影响下,种桑植树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另外人们也认识到与生产生活中某些不当行为的因果关系,如面对规模较大的山体塌陷,水灾频发事件:吴宝鼎二年,华核上书指出:“今虽颇种殖,间者大水沉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1]顺应时节捕采和种植是对先秦以来生态保护意识的良好传承,实际上也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将自然灾害与生产活动的不当行为相联系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认识,这对于思考今天的经济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之关系有着借鉴意义。
二、天道自然观
(一)天道自然观
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态度和理解程度,当时所兴盛的玄学在天人关系理念上有了不同于以前天人感应理念的新的学说,即天道自然观。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提出自然界的灾异、祥瑞现象是一种合乎大自然运动规律的自然现象。但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较具科学内含的灾害观因其“异端”色彩而未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直到魏晋之世,蔡邕、王朗、曹操等人读到王充的著作,惊讶地发现和理解到王充的观念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思想价值,于是大力倡导推介,王充的思想与著作才逐渐传播开来,其《论衡》一书成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重要读物和手册,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天道自然的灾害观念,可以看作魏晋及六朝时期科学天人关系理论的启蒙。魏晋玄学的兴盛及其天道自然观的理论模式,为当时人们重新认知和理解自然灾害,建构新的灾害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除了玄学家对天人关系新的解释外,当时的道教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也从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对天人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篇》中说到:“天地虽是含囊万物,而万物非天地之所为也。譬犹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陵非有事焉。鱼鳖讬水泽以产育,而水泽有为焉。俗人见天地之大也,以万物之小也,因曰天地万物之母,万物为天地之子孙。”葛洪的这种天地关系的解释,也明确的表示了人既不是天地所造,那么人的生死祸福就是人自身的活动造成的,与天地没有关系。
哲学家们对于天人关系的这些新解释,在当时的思想史上无疑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彩,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既然人类的灾害并不是天的意志,不是天降的惩罚,水旱、地震、月蚀、日蚀、风暴、山崩地裂都是自然界运动的产物,都有其自然的法则,人们应当顺从这个法则和认识这个法则,这将有利于减少灾害的损失。但是正如学者评价:“在当时坚持天道自然观的玄学家们,大多是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士族阶层,他们对天道自然观之灾害观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一种清谈式的坐而论道,虽然有着思想史的价值,但并未对当时社会大众的灾害观产生很大影响,也并不代表整个社会对灾害的思想认识水平。”[2]
(二)救灾思想的科学与迷信
从对这一时期的灾害观的考察可见,尽管进步的天道自然观从理论上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等原因,人们还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和接受这些观念。事实上无论作为官方的解释,还是民间的观念,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灾异学说,仍然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灾害观。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灾异说,与天道自然观下比较科学的灾异说并存、对立的格局,导致了当时人们在防灾、救灾的思想与方法上,呈现出科学与迷信交织并用的状况。
六朝时期,水旱灾害是最经常发生的气候性自然灾害。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各种自然灾害现象,无论是大水、亢旱、蝗虫、雪雹、地震等常见的自然灾害,还是疾疫流传、人为纵火、农作物病虫害等, 都是国家政治有缺失而上天对人们特别是统治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谴告惩诫。因其关系国计民生,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一旦发生水旱之灾,政府与民众便迷信禳灾与技术救灾双管齐下。一方面按照天谴灾异之说,认为发生灾害是因为失节而遭天报应的结果,《建康实录》记载:孙吴赤乌十一年“夏四月,雨雹,此有德遭险,诛伐过深之应也。”而五月,“鄱阳言白虎仁。”于是便有“帝曰:‘公卿百司,勉修所职,以匡不逮,宜各励精思朕过失。’”由皇帝罢免大臣,派人祭天、察冤狱,废酷刑、大赦天下,以求得上天的原谅,平息天怒。但另一方面又积极地采取科学的措施抵御自然灾害,如前文所述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积极赈灾,救济难民,并且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济,增强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
三、生态审美观
文化艺术和旅游思想往往反映了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从六朝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欣赏中也可窥见人们对自然实体的品味水平。
(一)文化艺术对山水的关注
书画界在这个时期对山水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东晋宗炳的《画山水序》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山水画的文章,其中包含着对自然美的认识。他认为面对山水景色,创作者自己也必须以澄明的心怀来对待,也就是“无为”地对待。不仅创作如此,对上乘妙品的欣赏也须如此才可体味出其中的真意。[3]文艺理论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讲:“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理以心应。”这种创作理论明显地是受了山水情结的影响,又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溢满于海;我材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4]在《文心雕龙》中包蕴着大量山水自然情结的美学理论。
(二)游历山水和回归自然的思想
玄学兴盛后,思想家们对山水自然本身开始投以审美的眼光。而六朝庄园经济的发达对六朝士人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登临山水,终日不倦。衣食上的无忧无虑使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各种精神活动中去,游山玩水、喝酒作乐、赋诗作文、经营园林等活动也就相伴而生,甚至将自然与生活相融合,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六朝诗人彻底地奉行了山水自然与心灵自然的完全统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5],将人之情与山水之情联通起来,使山水之性移入心胸之中,生出另一种“美境”来,为愉悦情操而使精神找到一个可以长居久安的乐园。而到了梁时,又有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6]正是这种对自然人性的发现和肯定促进了山水美的发现,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的具体实践表现为大量私家园林、寺庙园林的兴建。
四、生态美化观
生态思想的进步以及对自然山水的向往和欣赏,使得人们逐步重视在生活中种植树木,建设苑囿,美化环境。
在晋代植树技术有新的进步,出现了专门讲种竹的《竹谱》。在《南方草木状》一书中,还明确指出,柘、柞、楮、柳、竹应分别种在山石、山阜、涧谷、下田、高平之地,因地制宜,各得其所。[7]
人们还将植树视为一种高尚的活动,晋人葛洪《神仙传》记载了一段“杏林佳话”:三国时,吴国有位名医叫董奉,医术精湛,乐善好施。他给人看病不收钱。每当由他治好的病人来感谢他时,他就叫来者种上几棵杏树。重病看好种五株,小病看好种一株。患者怀着“受人滴水,当报涌泉”的心情,种树时格外认真。几年之后,董奉的房前屋后种上了成千上万棵杏树,蔚然成林。[8]这些林木长成之后可卖杏得钱。另外人们常常比拟树木的高风亮节,而在自己的庭院种植松柏,如齐人张堪,“好于斋前种松柏”,而梁时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9]
这一时期苑囿园池由划地封禁、纯任自然特色开始,逐渐走向人工增设修筑并广为罗致奇异珍贵动植物,与宫室结合,与生产结合(如生产药材、果蔬等),与艺术相结合。很多苑囿实际上成为古代自然保护区、植物园或动物园,因而古代苑囿对收集、引进、栽培名贵植物或养殖珍惜动物,保护珍异的花木鸟兽鱼虫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六朝时期人们对生态观的认识和利用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注意到在改造自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懂得主动贴近自然享受自然,客观上人工的环境营造在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资源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卷65《吴书?华核传》.
[2]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年第1期,第120页.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
[4]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249页.
[5][清]沈德潜选编《古诗源·归田园居五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6页.
[6]《南史》76《陶弘景传》.
[7]朱晓光主编《岭南本草古籍三种》,第一卷《南方草木状》,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 第5-17页.
[8]林振华《杏林佳话》,《中国林业》1981年第10期,第36页.
[9]《南史》卷76《陶弘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