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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大世界》去年第12期上刊载《古人的名字与避讳》一文后，许多人看后觉得这是古时民间习俗，违犯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可不是这样，犯了圣讳，那是轻则会受严惩，重则还会掉脑袋。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例证。
大约是雍正三四年间，这位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厚仁慈，不因御日俗，专就名讳的事给礼部下了—道圣旨：
从古以来，就有敬避名讳的各种礼制，为的是对圣贤者表示真诚的尊崇之意。朕临朝以来，担心这种传统礼仪太束缚人，使臣民们变得过于拘谨。所以，曾经三番五次地降下谕旨，声明凡与朕的名讳发音相同的字，可以不必回避。可是，朕最近发现各省的许多地名因为发音与朕的名字相同而改掉了。当然，朕知道这是四海臣民竭诚尽敬的一种表示。不过，大可不必如此。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伦，端风化，继绝学，开万世。千百年来，上至天子，下到老百姓，无一不受孔圣人的师资之益。然而，河南省的地名如商丘、章丘等，都触犯孔圣人的名讳(注：孔子名丘)。多少年来相沿未改，这倒真令朕的心里十分不安。为此，你们有关大臣应该立即开始磋商，对触犯孔圣人名讳的地名一事拿出解决办法。
礼部接旨后，不敢怠慢，立马召集九卿研究，很快拿出了方案：除过“祭天于圜丘”的“丘”字不必回避外，凡全国各府、州、县的名称与孔圣名讳冲撞者，要上报内阁，由内阁作出决定后上报皇上批准执行。凡山脉、河流、市镇等的名称有冲撞者，由当地的巡抚决定更改方案，报礼部备案。凡姓氏与“丘”字相同者，改作“邱”姓。至于日常书写中凡遇到“丘”字，一律从古体而写作“正”字。
这个方案报上去后，得到了雍正的首肯。
不过时隔不久，雍正经反复琢磨，又变了主意，下圣旨说：以后除去四书、五经这些经典著作外，凡遇“丘”字，一律加上偏旁“口”，写作“邱”而读作期。这样，地名也不用改了。
圣旨中，这位仁慈的君王又特别指出，凡与亲王名字相同者要改。朕早就下过明旨，两江总督查弼纳却置若罔闻，他在替吴淞营推荐守备候选人时，居然把一个名叫刘允祥的千总提上来。他难道不知道这触犯了怡亲王(雍正的弟弟，名允祥)的名讳吗?大不恭敬!朕已下令让他回京听候处分。这个倒霉鬼查弼纳就因为推荐的人的名字犯了名讳，结果连乌纱帽也给掉了。
皇帝的圣旨传到江西布政司衙门后，不知是那一位幕僚看到皇上这么重视名讳，觉得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便琢磨出一个点子：刻印一本《圣讳实录》，卖给考生，岂不一举两得，考生可避免犯讳，自己也能赚几个钱花花。
说干就干。他连夜磨墨拈笔，不到半夜时分，就写出来了。内容大略是：
笔者从皇帝多次圣谕受到启发，编写出这本《圣讳实录》。现把我大清王朝各位皇帝的圣讳敬辑如下：
世祖章皇帝，国号顺治，在位18年。圣讳是福临，上福下临。当然，世祖虽然下过圣旨，说不必避讳，但作为臣民理应不忘尊君大义，敬避圣讳。
圣祖仁皇帝，国号康熙，在位61年。圣讳玄烨，上玄下烨。遇到“玄”字则写成“元”；遇到“烨”字则写成“聘”字。
世祖宪皇帝，国号雍正，在位13年。圣讳胤稹，上胤下稹。凡遇到“胤”字；改写成“乱”字；遇到“慎”字，改写为“正”字。按照笔者的愚意，干脆凡遇“贞”、“真”等同音字，全都改写成为“正”字为好。
当今皇帝，国号乾隆，圣讳弘历，上弘下历。凡遇到“弘”字，写成“弓口”字；遇到“历”字，写成“磨”字。同时，要把日常所用的“皇历”改称为时宪书10
除此以外，文中还列录了礼部提出的方案中被雍正肯定的部分以及雍正提出的避圣讳要求，并反复告诫内外大臣，乡试、会试、岁科两考的读书人以及庶民百姓要明白尊君的大义，懂得怎样避开圣讳，免得出错获罪，一再说这实在是件与每个人关系很大的事情啊，千万不敢疏乎大意!
作者的初衷分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指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却没有想到，他在教诲人避讳的文章中，却把几个皇帝的名字写上了，这本身就犯了大讳，为以后的血案埋下了隐患。
文章写出后，马上刻版印刷，每份卖个三四十文，挺受考生欢迎。
这四块刻板，多年来几易主人。不知什么时候，被一个专门给中了秀才、举人、进士人家报信的人叫马均璧的买到手，靠翻印它大赚了一些钱，以后因家中出了事就中止了。
刻板问世二十八九年后，已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继位20年了，马均璧收拾旧屋，翻出了这几块刻板，但他已穷得无钱出资印刷，便以600文的价钱，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李伯行。李伯行找到开裱褙铺的刘振，挣钱两人分成。这一卖就是好几年，直到李伯行双目失明后，就把四块刻板抵账给了刘振。
刘振家运多舛，老年丧子，同孙儿刘峨相依为命。得了《圣讳实录》的刻板后，也没有再翻印，乾隆三十八年老病而亡，四块刻板便留给了孙子。
转眼五年过去，突然有人向开封府祥符县县太爷杨暨密告刘峨家中有禁书《圣讳实录》。这是刘峨刚印出的，卖掉了37本，还有13本，他爷爷的朋友胡喜智要走了5本，也想赚几个小钱花花。后来刘峨又送给好友李均爱一本。
杨暨立即派人抄了刘峨的家，查获《圣讳实录》7本及刻板4块，仔细审读后，发现该书犯了圣讳，罪情重大，立即报告了河南巡抚郑大进。郑巡抚不敢怠慢，立即派人追查，并逮捕了李伯行、马均璧(已死)的妻子马孔氏、儿子马贵和胡喜智、李均爱等人，同时奏报了乾隆。乾隆接到奏折，龙颜大怒，要求从五十多年前查起，找到此事的提笔之人，加倍治罪。印刷、贩卖的人也要从严处理。
由于事过牛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去世，仅有的一点线索也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折腾了一年了，没有任何进展，不得已便收兵了。经过乾隆批准，便拿印书、售书者开刀，判处刘峨、李伯行死刑，斩立决；主犯马均璧本应凌迟处死，但他已死多年，也就算了；胡喜智、李均爱有幸活命，但前者打100棍，带枷关押两个月，满日责打40大板，后者责打30棍。
你看看，因为触犯了皇帝的名讳，便付出了两条生命的代价，多么残酷呀!
大约是雍正三四年间，这位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厚仁慈，不因御日俗，专就名讳的事给礼部下了—道圣旨：
从古以来，就有敬避名讳的各种礼制，为的是对圣贤者表示真诚的尊崇之意。朕临朝以来，担心这种传统礼仪太束缚人，使臣民们变得过于拘谨。所以，曾经三番五次地降下谕旨，声明凡与朕的名讳发音相同的字，可以不必回避。可是，朕最近发现各省的许多地名因为发音与朕的名字相同而改掉了。当然，朕知道这是四海臣民竭诚尽敬的一种表示。不过，大可不必如此。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伦，端风化，继绝学，开万世。千百年来，上至天子，下到老百姓，无一不受孔圣人的师资之益。然而，河南省的地名如商丘、章丘等，都触犯孔圣人的名讳(注：孔子名丘)。多少年来相沿未改，这倒真令朕的心里十分不安。为此，你们有关大臣应该立即开始磋商，对触犯孔圣人名讳的地名一事拿出解决办法。
礼部接旨后，不敢怠慢，立马召集九卿研究，很快拿出了方案：除过“祭天于圜丘”的“丘”字不必回避外，凡全国各府、州、县的名称与孔圣名讳冲撞者，要上报内阁，由内阁作出决定后上报皇上批准执行。凡山脉、河流、市镇等的名称有冲撞者，由当地的巡抚决定更改方案，报礼部备案。凡姓氏与“丘”字相同者，改作“邱”姓。至于日常书写中凡遇到“丘”字，一律从古体而写作“正”字。
这个方案报上去后，得到了雍正的首肯。
不过时隔不久，雍正经反复琢磨，又变了主意，下圣旨说：以后除去四书、五经这些经典著作外，凡遇“丘”字，一律加上偏旁“口”，写作“邱”而读作期。这样，地名也不用改了。
圣旨中，这位仁慈的君王又特别指出，凡与亲王名字相同者要改。朕早就下过明旨，两江总督查弼纳却置若罔闻，他在替吴淞营推荐守备候选人时，居然把一个名叫刘允祥的千总提上来。他难道不知道这触犯了怡亲王(雍正的弟弟，名允祥)的名讳吗?大不恭敬!朕已下令让他回京听候处分。这个倒霉鬼查弼纳就因为推荐的人的名字犯了名讳，结果连乌纱帽也给掉了。
皇帝的圣旨传到江西布政司衙门后，不知是那一位幕僚看到皇上这么重视名讳，觉得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便琢磨出一个点子：刻印一本《圣讳实录》，卖给考生，岂不一举两得，考生可避免犯讳，自己也能赚几个钱花花。
说干就干。他连夜磨墨拈笔，不到半夜时分，就写出来了。内容大略是：
笔者从皇帝多次圣谕受到启发，编写出这本《圣讳实录》。现把我大清王朝各位皇帝的圣讳敬辑如下：
世祖章皇帝，国号顺治，在位18年。圣讳是福临，上福下临。当然，世祖虽然下过圣旨，说不必避讳，但作为臣民理应不忘尊君大义，敬避圣讳。
圣祖仁皇帝，国号康熙，在位61年。圣讳玄烨，上玄下烨。遇到“玄”字则写成“元”；遇到“烨”字则写成“聘”字。
世祖宪皇帝，国号雍正，在位13年。圣讳胤稹，上胤下稹。凡遇到“胤”字；改写成“乱”字；遇到“慎”字，改写为“正”字。按照笔者的愚意，干脆凡遇“贞”、“真”等同音字，全都改写成为“正”字为好。
当今皇帝，国号乾隆，圣讳弘历，上弘下历。凡遇到“弘”字，写成“弓口”字；遇到“历”字，写成“磨”字。同时，要把日常所用的“皇历”改称为时宪书10
除此以外，文中还列录了礼部提出的方案中被雍正肯定的部分以及雍正提出的避圣讳要求，并反复告诫内外大臣，乡试、会试、岁科两考的读书人以及庶民百姓要明白尊君的大义，懂得怎样避开圣讳，免得出错获罪，一再说这实在是件与每个人关系很大的事情啊，千万不敢疏乎大意!
作者的初衷分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指示，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却没有想到，他在教诲人避讳的文章中，却把几个皇帝的名字写上了，这本身就犯了大讳，为以后的血案埋下了隐患。
文章写出后，马上刻版印刷，每份卖个三四十文，挺受考生欢迎。
这四块刻板，多年来几易主人。不知什么时候，被一个专门给中了秀才、举人、进士人家报信的人叫马均璧的买到手，靠翻印它大赚了一些钱，以后因家中出了事就中止了。
刻板问世二十八九年后，已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继位20年了，马均璧收拾旧屋，翻出了这几块刻板，但他已穷得无钱出资印刷，便以600文的价钱，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李伯行。李伯行找到开裱褙铺的刘振，挣钱两人分成。这一卖就是好几年，直到李伯行双目失明后，就把四块刻板抵账给了刘振。
刘振家运多舛，老年丧子，同孙儿刘峨相依为命。得了《圣讳实录》的刻板后，也没有再翻印，乾隆三十八年老病而亡，四块刻板便留给了孙子。
转眼五年过去，突然有人向开封府祥符县县太爷杨暨密告刘峨家中有禁书《圣讳实录》。这是刘峨刚印出的，卖掉了37本，还有13本，他爷爷的朋友胡喜智要走了5本，也想赚几个小钱花花。后来刘峨又送给好友李均爱一本。
杨暨立即派人抄了刘峨的家，查获《圣讳实录》7本及刻板4块，仔细审读后，发现该书犯了圣讳，罪情重大，立即报告了河南巡抚郑大进。郑巡抚不敢怠慢，立即派人追查，并逮捕了李伯行、马均璧(已死)的妻子马孔氏、儿子马贵和胡喜智、李均爱等人，同时奏报了乾隆。乾隆接到奏折，龙颜大怒，要求从五十多年前查起，找到此事的提笔之人，加倍治罪。印刷、贩卖的人也要从严处理。
由于事过牛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去世，仅有的一点线索也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折腾了一年了，没有任何进展，不得已便收兵了。经过乾隆批准，便拿印书、售书者开刀，判处刘峨、李伯行死刑，斩立决；主犯马均璧本应凌迟处死，但他已死多年，也就算了；胡喜智、李均爱有幸活命，但前者打100棍，带枷关押两个月，满日责打40大板，后者责打30棍。
你看看，因为触犯了皇帝的名讳，便付出了两条生命的代价，多么残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