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易》学名家黄寿祺先生与其高足张善文君合著的《周易译注》，其特点在于能博采古今《易》家学说之长处，集学术、考据、注释、翻译于一身，兼具学术研究与普及引导之功效。
　　《译注》将整理、考据与译文、注释、议论融为一炉，对《周易》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综合的整理。全书的格局是，选定一较好的古代版本作底本，并依据其它主要的版本，校定《周易》经、传的本文，作为文字基础；其次将它们逐句译成现代汉语，再次引据各种资料，加以注释，间为考据；第四，各爻、各章之后，用“说明”的形式，辨析其爻义、象义、章义；最后，各卦、各篇之后，用“总论”的形式，全面论述本卦、本篇象数义理之所在，申“注释”、“说明”未尽之义，阐译文未能表达之理。其译、注、论述之中心，在于阐述《周易》之本旨。
　　《译注》剖析《周易》本旨时，比较注意传统学说之继承，而不存在门户之见。《易》学向来分为两大主流派，即所谓“象数”与“义理”，汉魏学者，多侧重于象数之阐发，宋代以还，多偏向于义理之探微；近代更旁及于天文、数学、历史、文学之研寻，译注者则能兼取汉宋两派及近代《易》学研究之长处，详探历代学说之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解说。对于前人《易》说，作者以为立义有未安之处，多能细考其它文献资料，以谨慎的态度，创立新说，以解决其牾。对于历代《易》说中许多疑而未决的问题，《译注》多能考察、分析各种资料，分析旧说，以较充实的论据，提出己说。
　　本书考据细密，订正谨严。《周易》历史悠久，文字古奥，讹误亦多。阮元校本，素称精校，确为善本，然而秋风落叶，扫总难尽。《译注》以阮校本为底本，然而并不少迷信盲从，凡经、传以至注疏中义有未安，字疑有讹之处，《译注》作者多能参阅众本及它资料，作细密之考据，其订正之文，多极精审。此外，对六十四卦之名义及原文中各种名物、词象、文字音义训诂的考据，亦极细密。如《乾》卦《大象传》之“象”字，《译注》多方引证辨析，指出从字面说，有“象征”、“形象”之义，但作为经传之名，又指卦形与卦爻辞与《易传》中的《象传》，而“象传”又有大小象之分，使《周易》中“象”字之含义，十分明晰。
　　《译注》对《周易》经传的本旨，既有综贯全书的说明，又有多方面的分析评述，从各个角度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归纳。书中论析性的“说明”凡五百则，附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象》、《》、《文言》、《说卦》等等章节之后，文字长短不拘，所作的正是这项工作，其中心是围绕与加强对《易》的本旨的分析。例如《睽》卦上九之“说明”说：“从人类心理分析，睽违与猜疑，恶梦与苦恋，往往有一定联系”，又说，此爻表明“睽极而‘群疑’纷纷之际，只能心平气和地加强了解，以‘柔道’缓缓疏通，才能消疑合睽，复相亲和”的道理。《说明》之后，又有《总论》，系于六十四卦及《易传》全篇之后，约七十则，它们是针对各卦各传的全旨的，与上述五百则《说明》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在综合阐述《易》理、卦旨之同时，集中反映了《译注》作者《易》学研究的方法与思想、理论体系，其中不少论述颇富新意。《总论》中，作者对各卦六爻间的对立、矛盾统一的关系，普遍作了分析论述，辨析了各卦称吉凶休吝之所由来，以及吉凶变化在哲学意义的本质内容，广泛地分析比较，从而概括出它的象征义蕴。例如《未济》卦之《总论》，具体地分析了卦旨爻义之后，揭示出本卦的象征意义是“广泛地展示了事物的‘完美’或‘成功’是相对的，缺陷或未成却是时时伴随着前者而存在”的道理。作者还引用了龚自珍诗《已亥杂诗》：“《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阙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认为龚诗体现了《未济》卦“从‘未济’中求得‘可济’的哲理。”作者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易》卦的象征意义与哲理的分析上，许多《总论》或《说明》中，还从伦理学、文学、史学、美学、文字学以及自然科学之角度论说。全书的《总论》，是作者精心撰写的十分得意的作品，在阅读本书时，切不可轻易放过。
　　当然，此书并非没有可以补充的地方，例如，对于数字卦的问题，对于帛等《周易》古本，在《前言》与《读易要例》以及注释考据中，都未涉及与利用，或许可以说是个遗憾。
　　
　　(《周易评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一九九○年二月第三次印刷，8.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