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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乃甫，男，汉族，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书法家，新华社高级编辑，陕西省米脂县姬家石沟村人。1964年本科毕业后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作，曾任国内部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副社长。1995年出任《新华每日电讯》报党组书记、总编辑，现兼任首都新闻工作者书法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会员。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临时办过两份世界体育大赛的快报，一份是《奥运快报》，一份是足球《世界杯快报》。这两份报纸虽然只有40天的寿命，但一诞生就如日中天，洛阳纸贵，非常抢手，而且赚了大钱。
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只有7个字——钱要花到人头上。为了强调我这个“秘诀”，我像宣布一条新发现的真理一样，严肃而又激动地对他们说：只有把钱花到人头上，才算花到刀刃上了。
在任何事情都要强调先集体后个人、先治坡后治窝的时代，我敢这么说话够“伟大”的了吧，够解放思想的了吧，够以人为本了吧。
我的这种“包天”“狗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的，是从我的实践中来的。今年是邓小平老人家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30周年，中央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这篇小小的文章也算是略表心意吧。
当时我是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的头，虽然级别正厅，官居总编，但怎么也牛不起来。原来这是一份似报非报的读物，规定只能登新华社的电讯稿。因此严格说来它不能算是一张报，因为它不能独立表达办报人的思想，只是汇编了一些新华社的电讯稿。什么是电讯稿呢，就是通讯社用电波发到天上谁都可以收用的稿件，所以又叫“通稿”。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华每日电讯》，报头上没有“报”字就是这个道理。
我连一个记者都没有，办体育大赛的快报靠谁给我写稿呢？我找新华社体育部去谈。每次世界大赛，他们都要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去第一线采访。
当时新华社实行的是内部各部门经济独立核算制，部门赚的钱除了按比例上交之外，剩下的就由自己花了。因此有的部门富得流油，有的部门穷得叮当响。说老实话，我办体育快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同样体育部支持我也是为了钱。我们两个部门出于同一个目标，要办同一件事，剩下的就是谈钱了。他们给我开出的条件是给他们50万，保证按时按量给我供稿。我说50万可以，但我也有个要求，先给你们20万，余下的30万由我给记者开稿费，发到每个写稿的记者头上，保证将来有账可查，一分不少，干得好我还会给他们多加钱。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把钱都花在前方采访记者的人头上。因为他们要在内部搞平衡，还要扣下一部分钱留作以后用。谈判进入僵持阶段，但我早已把风放出去了，他们的记者一致拥护我的主张，最后他们只好同意了。我的这一招非常灵，记者们每天完成了通稿任务之后，虽然已到下半夜了，但他们不睡觉给我写稿，桌子不够用趴到地上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钱花到人头上的真谛。
靠觉悟干活当然也能干好，那需要很高很高的觉悟。很高很高的觉悟不可能人人都有，只能是少数人，而且往往不能长久。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依据，因为我们还远未到共产主义。
一年中秋节前夕，我的后任带着他这一任领导班子的成员来看我。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他来看我绝不是作“以示不忘老同志”的秀。
我问他群众的情绪怎么样，他说大家干得真不错，有的白班加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
“那你们怎么对待大家呢？”我说，“大家干工作干得很辛苦，你们就应当为大家为得更辛苦。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很发愁，”他说，“过节了，想给大家慰劳慰劳，发点钱什么的，但现在的事很难办。”
“是没钱吗？”我问他。
“不是。”他说，“单位现在倒是有点钱，但我这个第一把手是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人家不让乱发钱物。”
“乱发钱物当然不对了，但什么是乱发，什么不是乱发呢？”我说，“干得好就应当受到奖励，这是用实际行动支持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希望就在这点群众的积极性上，应当鼓励，应当保护，应当培养，应当让它长久下去。但该给大家的钱是不是都给了，比如加班费、节假日双工资等。”
“没有，”他眼睛一亮，对几个副手说，“这倒是个办法，咱们回去研究研究。”
我对他们说，钱要花到人头上才算花到刀刃上了。虽然我不是什么名人，但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这句话完全够得上“名言”的资格。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代表一切财富的钱，首先就应当还给人。世界上有许多大道理，但最大的道理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要从为身边的人做起，为同事为部下做起，为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做起。如果你连身边的人都不爱，那你说你爱国家爱人民就是骗人的。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以人为本，把人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人权的本质所在。所有的事业都应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终目的，而且要落到实处，不然人家凭什么给你干活呢？
一个单位要有值得人留恋的地方，不是该得的名，就是该得的利，如果一样也没有，那就很难留住人。今天如果还用一双昏花的老眼看待人，把人当成没有生命的“螺丝钉”，想往哪拧就往哪拧，已经不行了。当官的应当学会尊重部下，不能剥夺人家的理想和追求。拿人不当人的领导，恐怕自己就不大像人。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临时办过两份世界体育大赛的快报，一份是《奥运快报》，一份是足球《世界杯快报》。这两份报纸虽然只有40天的寿命，但一诞生就如日中天，洛阳纸贵，非常抢手，而且赚了大钱。
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只有7个字——钱要花到人头上。为了强调我这个“秘诀”，我像宣布一条新发现的真理一样，严肃而又激动地对他们说：只有把钱花到人头上，才算花到刀刃上了。
在任何事情都要强调先集体后个人、先治坡后治窝的时代，我敢这么说话够“伟大”的了吧，够解放思想的了吧，够以人为本了吧。
我的这种“包天”“狗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的，是从我的实践中来的。今年是邓小平老人家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30周年，中央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这篇小小的文章也算是略表心意吧。
当时我是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的头，虽然级别正厅，官居总编，但怎么也牛不起来。原来这是一份似报非报的读物，规定只能登新华社的电讯稿。因此严格说来它不能算是一张报，因为它不能独立表达办报人的思想，只是汇编了一些新华社的电讯稿。什么是电讯稿呢，就是通讯社用电波发到天上谁都可以收用的稿件，所以又叫“通稿”。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华每日电讯》，报头上没有“报”字就是这个道理。
我连一个记者都没有，办体育大赛的快报靠谁给我写稿呢？我找新华社体育部去谈。每次世界大赛，他们都要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去第一线采访。
当时新华社实行的是内部各部门经济独立核算制，部门赚的钱除了按比例上交之外，剩下的就由自己花了。因此有的部门富得流油，有的部门穷得叮当响。说老实话，我办体育快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同样体育部支持我也是为了钱。我们两个部门出于同一个目标，要办同一件事，剩下的就是谈钱了。他们给我开出的条件是给他们50万，保证按时按量给我供稿。我说50万可以，但我也有个要求，先给你们20万，余下的30万由我给记者开稿费，发到每个写稿的记者头上，保证将来有账可查，一分不少，干得好我还会给他们多加钱。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把钱都花在前方采访记者的人头上。因为他们要在内部搞平衡，还要扣下一部分钱留作以后用。谈判进入僵持阶段，但我早已把风放出去了，他们的记者一致拥护我的主张，最后他们只好同意了。我的这一招非常灵，记者们每天完成了通稿任务之后，虽然已到下半夜了，但他们不睡觉给我写稿，桌子不够用趴到地上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钱花到人头上的真谛。
靠觉悟干活当然也能干好，那需要很高很高的觉悟。很高很高的觉悟不可能人人都有，只能是少数人，而且往往不能长久。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依据，因为我们还远未到共产主义。
一年中秋节前夕，我的后任带着他这一任领导班子的成员来看我。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他来看我绝不是作“以示不忘老同志”的秀。
我问他群众的情绪怎么样，他说大家干得真不错，有的白班加夜班，连轴转，非常辛苦。
“那你们怎么对待大家呢？”我说，“大家干工作干得很辛苦，你们就应当为大家为得更辛苦。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也很发愁，”他说，“过节了，想给大家慰劳慰劳，发点钱什么的，但现在的事很难办。”
“是没钱吗？”我问他。
“不是。”他说，“单位现在倒是有点钱，但我这个第一把手是丫鬟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人家不让乱发钱物。”
“乱发钱物当然不对了，但什么是乱发，什么不是乱发呢？”我说，“干得好就应当受到奖励，这是用实际行动支持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希望就在这点群众的积极性上，应当鼓励，应当保护，应当培养，应当让它长久下去。但该给大家的钱是不是都给了，比如加班费、节假日双工资等。”
“没有，”他眼睛一亮，对几个副手说，“这倒是个办法，咱们回去研究研究。”
我对他们说，钱要花到人头上才算花到刀刃上了。虽然我不是什么名人，但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这句话完全够得上“名言”的资格。
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人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代表一切财富的钱，首先就应当还给人。世界上有许多大道理，但最大的道理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要从为身边的人做起，为同事为部下做起，为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做起。如果你连身边的人都不爱，那你说你爱国家爱人民就是骗人的。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以人为本，把人看得高于一切，这也是人权的本质所在。所有的事业都应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终目的，而且要落到实处，不然人家凭什么给你干活呢？
一个单位要有值得人留恋的地方，不是该得的名，就是该得的利，如果一样也没有，那就很难留住人。今天如果还用一双昏花的老眼看待人，把人当成没有生命的“螺丝钉”，想往哪拧就往哪拧，已经不行了。当官的应当学会尊重部下，不能剥夺人家的理想和追求。拿人不当人的领导，恐怕自己就不大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