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俊良，原南京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现任全国高校教育信息化学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从事了一辈子的高校信息化工作。
他于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在动荡的年代参与开发过空军气象数据处理系统；参与过我国初期高校计算机系的建设，边编教材边上课；开发过实时搜索系统，荣获省级荣誉；搭建过校园信息系统，对校园信息化有深刻的理解。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老兵”，陈俊良的经历又能给业内什么启示？
“自学”计算机
陈俊良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随后留校。不久下乡参加了两期“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四清”（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 ）工作队队长的秘书，帮助他们起草文件、写报告、管理资料等。期间，他也参与到公社的劳动中，挖河清淤，日子艰苦。
回到南京大学后，文革开始。陈俊良基本是“一个逍遥派，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因出身不好也不能参加红卫兵，回家呆着。”正好在这期间，空军要求研制数据处理机（等同于现在的计算机），南京大学承担了研制任务。当时，计算技术专业的不少老师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参与到项目中，而陈俊良没有任何政治负担，又是数学专业，于是被抽调过去搞研制开发。
“那时我对计算机也不懂，过去之后，一边学习一边开发。”陈俊良回忆说，南京大学有20多人组成一个小组，吃住在工厂里，一心搞开发，每周回学校一次参加政治学习，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孙钟秀也在其中。
陈俊良负责控制台打字机和纸带输入机。当时我国仅有的几台计算机的控制台操作是通过上下扳动乒乓开关输入数字“0”和“1”，而国外已有了专门的控制台打字机来输入和输出命令。“我改造了当时德国生产、邮电局发电报用的55型电传打字机，修改了机械编码系统，重新设计了控制电路和计算机接口。至于纸带输入机——当时的光电纸带输入机速度慢，误码率高，我要改造和设计与计算机的接口电路。”
这个小组一共研制开发了三台型号为DJS-C3的机器，他们将机器交付给空军完成任务后，又回到南京大学。
1972年，中国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计划开设计算机专业。但全国没有一本计算机专业教材，也没有相关理论的书籍。孙钟秀担任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他让陈俊良讲课，说克服困难，自编自讲吧。陈俊良回忆说：“我们给这门课起了一个名字——计算机原理。”
上世纪70年代，IBM360这类大型计算机已被研制出来，但对我国技术封锁。南京大学辗转从其他厂得到一台法国进口的PALAS机器。陈俊良利用参与研究DJS-C3机和PALAS机的资料来编写讲义。他通常是头一天准备教材，将授课内容刻在钢板石蜡上，自己推油印机印刷。上课时，再将飘着油墨香味的教材一页页发给学生。头一天印刷的内容讲完了就下课，晚上继续编教材。陈俊良一边讲计算机原理，一边带学生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后来的华东电脑）实习。
当时招来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高中生寥寥无几。“从那几年的计算机教育来看，当年学生的文化水平低，但一样培养出不少成才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需要改变。”
出国学习
为了学习IBM360技术，陈俊良被委派到保加利亚学习了大半年回国。这时，南京大学已成立了计算机中心，陈俊良参与组建。之后，我国教育部一共购买了三台保加利亚生产的IBM 360机器，南京大学分到了一台。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大规模选派人员到国外学习。在南京大学，陈俊良被选去强化学习了一年法语，为准备留学法国做准备。此次同行五人，有三个人通过了语言考试，他是其中之一。这次学习的单位是法国科学城——格勒诺布尔，该区域号称是法国的硅谷，陈俊良在法国国家理工学院下的数学研究院的电路与系统实验室（LCS）学习。此次，又是孙钟秀帮助联系的导师。
陈俊良的导师做超大规模电路测试的程序自动生成系统，通过自己发明的硬件描述性语言，通过算法验证芯片程序对错。为此，她开发了检测机器，外挂硬盘，可以检测出电路有无毛刺、线条是否合格等等。
“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PC，可国外已经应用到了台式机。那时的芯片封装了上万个晶体管。我参加过他们的几个实验后，就想做这个测试程序的汉化版。”陈俊良说，回国前，导师希望他留下来，一同做项目。他去了大使馆请求延期，但大使馆不同意。“当时的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大使馆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上的，由于综合原因，我也就回国了。”
陈俊良回来之后，还给国家一个重要的芯片开发基地无锡742厂（后改名为华晶）写信推荐自己，希望搞芯片测试工作，信件石沉大海。
回到南京大学之后，1992年，陈俊良奉命扩大信息中心，当时的副校长谢立组织他和一些老师、学生组成开发团队，根据学校的要求，开发出一套学校的管理系统，“不过由于应用还不到时候，最终不了了之”。
“在局域网建起来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搞了一个系统。”陈俊良回忆说，当时国内互联网一片空白，我国互联网第一人兵器工业总公司总工钱天白发出了第一份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由于他俩关系好，陈俊良利用一台PC当作路由器，拉了一根电话线和钱天白建立联系。
“应用最多的是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每次我们收到该系的电子邮件之后，通常要打印出来，再递给天文系，由于材料很多，每次都哗啦啦打印出很多纸。”陈俊良说，那时候需强调给对方说，一定要写明邮件发给哪个部门、哪个人的，因为全校只有一个账号。
研究搜索技术
1994年，南京大学正式建网，采用的是ATM网络技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浏览器只是几个小公司和爱好者在做，最早出现是1993年的Mosaic，1994年的网景（Netscape），大家查阅资料靠FTP、Gopher、Wais、Archie等，需要进入服务器分门别类寻找资料，过程繁琐。
陈俊良开始研究搜索技术，设想敲入文字就能找到内容，他把这种技术命名为主动式搜索。他和几个研究生开发出系统，其模型和现在的搜索技术几乎一样。该系统应用较多的是在学校局域网内，方便学生在图书馆找资料。该项目成为江苏省科技厅的攻关项目，使用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从技术来说，这个搜索有优势。但当时我们没有经济头脑，也不会找公司运作。还有体制问题，项目研究出来之后，就束之高阁。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项目交给科技厅后就了事了，不会再继续琢磨。”陈俊良反思说，假如科技厅推动一把，自己再去购买服务器推广，这个技术也许会发扬起来。两年后，Google推出搜索技术。
1996年，南京大学第三次搞校园信息化。这时候的IT外部环境成熟，技术也相对稳定，使用网络的人也越来越多。南京大学的一名副校长将一些在外面发展较好的本校毕业生找回来，让他们组建公司，并提出数字化校园概念。此次开发的系统主要服务于教师和办公，并开发了办公系统，但应用不多。
高校信息化图什么
陈俊良认为，数字校园首先要考虑信息资源整合。根据学校业务分析，有哪些信息资源如档案信息和统计信息等，再把这些信息资源整合成一个大的数据库。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考虑这些信息资源的利用问题，如果利用不起来，学生、老师、领导都会有意见。
陈俊良认为应当注重信息的采集工作，在学校里，如果没有把动态的信息加入到系统中，并进行加工整理、对师生服务，系统就不可能成功。现在高校把原有数据整合成数据库并实现单点登录、身份认证等，但这不是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最终目的。
他举例说，浙江大学图书馆看到师生经常为科研、学习查阅资料，很费时间，效率也不高，他们就主动提供信息服务，根据师生提出的请求，将所有的资源先过滤一遍，再向师生提供。这让师生检索的速度更为高效，检索结果更有用。这种服务受到师生的欢迎。
“师生关心的是系统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而不关心系统做了哪些事情。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有效的信息服务，而不是物理的网络！”陈俊良举例说，像贫困生资格认定，信息系统就可以发挥作用。系统将贫困生日常的消费和该生的学校账号关联起来，以半年为观察期，通过消费水平就能考察出该生是否为贫困生。
在国外高校，参与到信息化建设的人多达几百人，而专职的、隶属信息中心的不过几个人，其他人均为兼职，来自各个院系和部门。核心的这几个人做秘书工作和协调工作，收集整理各类信息。老师的备课草稿也会整理后放到网上，学生随时可见等等。
“国外的应用情况好，重点在于服务师生。”陈俊良认为，以高校的信息中心来看，大多数人只是维护设备，被称呼为“师傅”，主任也并非是真正的信息主管。从职位来说，在高校就有评职称、写论文的压力，如果单凭修修网络，不搞研究，不会写出好的论文，也不可能有大发展。“所以，要想在高校踏踏实实做下去，还必须深入研究信息化的需求，而不是混混日子。”
采访手记
初识陈俊良是他的一篇投稿。他旗帜鲜明地认为，“信息中心主任不是CIO”。随后在多次邮件往来中，他认定，信息化必定和业务有重要联系。如果联系紧密，CIO职位重要；如果联系不紧密，CIO也落得自在。他更是不客气指出，“在国内，大部分CIO都是在应付差事。”
难得像陈俊良这样，不但认识清晰，而且意见尖锐。在南京，面对面采访近两个小时之后，才了解他的职业经历并不简单。
这一代的信息化从业者，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出国学习经历，可谓“融贯中西”。加上他们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严谨的做事态度，又在某一个行业之内多年，对技术的发展脉络清晰，也了解信息化的前世今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自然对现在各类概念一眼看穿，而认真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说真话，说实话”。
退休后的陈俊良并不闲，他是中国教育信息化编委、江苏省电子学会网络委员会名誉主任，同时也是江苏省高校网络委员会理事长。他说，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会员之间交流，欢迎厂商参与，但不要硬性广告。他奔走于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参与项目评审，直接或者间接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
这就是信息化行业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他于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在动荡的年代参与开发过空军气象数据处理系统；参与过我国初期高校计算机系的建设，边编教材边上课；开发过实时搜索系统，荣获省级荣誉；搭建过校园信息系统，对校园信息化有深刻的理解。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老兵”，陈俊良的经历又能给业内什么启示？
“自学”计算机
陈俊良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随后留校。不久下乡参加了两期“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四清”（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 ）工作队队长的秘书，帮助他们起草文件、写报告、管理资料等。期间，他也参与到公社的劳动中，挖河清淤，日子艰苦。
回到南京大学后，文革开始。陈俊良基本是“一个逍遥派，在学校呆了一段时间，因出身不好也不能参加红卫兵，回家呆着。”正好在这期间，空军要求研制数据处理机（等同于现在的计算机），南京大学承担了研制任务。当时，计算技术专业的不少老师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参与到项目中，而陈俊良没有任何政治负担，又是数学专业，于是被抽调过去搞研制开发。
“那时我对计算机也不懂，过去之后，一边学习一边开发。”陈俊良回忆说，南京大学有20多人组成一个小组，吃住在工厂里，一心搞开发，每周回学校一次参加政治学习，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孙钟秀也在其中。
陈俊良负责控制台打字机和纸带输入机。当时我国仅有的几台计算机的控制台操作是通过上下扳动乒乓开关输入数字“0”和“1”，而国外已有了专门的控制台打字机来输入和输出命令。“我改造了当时德国生产、邮电局发电报用的55型电传打字机，修改了机械编码系统，重新设计了控制电路和计算机接口。至于纸带输入机——当时的光电纸带输入机速度慢，误码率高，我要改造和设计与计算机的接口电路。”
这个小组一共研制开发了三台型号为DJS-C3的机器，他们将机器交付给空军完成任务后，又回到南京大学。
1972年，中国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计划开设计算机专业。但全国没有一本计算机专业教材，也没有相关理论的书籍。孙钟秀担任南京大学的计算机系主任，他让陈俊良讲课，说克服困难，自编自讲吧。陈俊良回忆说：“我们给这门课起了一个名字——计算机原理。”
上世纪70年代，IBM360这类大型计算机已被研制出来，但对我国技术封锁。南京大学辗转从其他厂得到一台法国进口的PALAS机器。陈俊良利用参与研究DJS-C3机和PALAS机的资料来编写讲义。他通常是头一天准备教材，将授课内容刻在钢板石蜡上，自己推油印机印刷。上课时，再将飘着油墨香味的教材一页页发给学生。头一天印刷的内容讲完了就下课，晚上继续编教材。陈俊良一边讲计算机原理，一边带学生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后来的华东电脑）实习。
当时招来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高中生寥寥无几。“从那几年的计算机教育来看，当年学生的文化水平低，但一样培养出不少成才的，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需要改变。”
出国学习
为了学习IBM360技术，陈俊良被委派到保加利亚学习了大半年回国。这时，南京大学已成立了计算机中心，陈俊良参与组建。之后，我国教育部一共购买了三台保加利亚生产的IBM 360机器，南京大学分到了一台。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大规模选派人员到国外学习。在南京大学，陈俊良被选去强化学习了一年法语，为准备留学法国做准备。此次同行五人，有三个人通过了语言考试，他是其中之一。这次学习的单位是法国科学城——格勒诺布尔，该区域号称是法国的硅谷，陈俊良在法国国家理工学院下的数学研究院的电路与系统实验室（LCS）学习。此次，又是孙钟秀帮助联系的导师。
陈俊良的导师做超大规模电路测试的程序自动生成系统，通过自己发明的硬件描述性语言，通过算法验证芯片程序对错。为此，她开发了检测机器，外挂硬盘，可以检测出电路有无毛刺、线条是否合格等等。
“当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PC，可国外已经应用到了台式机。那时的芯片封装了上万个晶体管。我参加过他们的几个实验后，就想做这个测试程序的汉化版。”陈俊良说，回国前，导师希望他留下来，一同做项目。他去了大使馆请求延期，但大使馆不同意。“当时的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大使馆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上的，由于综合原因，我也就回国了。”
陈俊良回来之后，还给国家一个重要的芯片开发基地无锡742厂（后改名为华晶）写信推荐自己，希望搞芯片测试工作，信件石沉大海。
回到南京大学之后，1992年，陈俊良奉命扩大信息中心，当时的副校长谢立组织他和一些老师、学生组成开发团队，根据学校的要求，开发出一套学校的管理系统，“不过由于应用还不到时候，最终不了了之”。
“在局域网建起来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搞了一个系统。”陈俊良回忆说，当时国内互联网一片空白，我国互联网第一人兵器工业总公司总工钱天白发出了第一份通向世界的电子邮件。由于他俩关系好，陈俊良利用一台PC当作路由器，拉了一根电话线和钱天白建立联系。
“应用最多的是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每次我们收到该系的电子邮件之后，通常要打印出来，再递给天文系，由于材料很多，每次都哗啦啦打印出很多纸。”陈俊良说，那时候需强调给对方说，一定要写明邮件发给哪个部门、哪个人的，因为全校只有一个账号。
研究搜索技术
1994年，南京大学正式建网，采用的是ATM网络技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浏览器只是几个小公司和爱好者在做，最早出现是1993年的Mosaic，1994年的网景（Netscape），大家查阅资料靠FTP、Gopher、Wais、Archie等，需要进入服务器分门别类寻找资料，过程繁琐。
陈俊良开始研究搜索技术，设想敲入文字就能找到内容，他把这种技术命名为主动式搜索。他和几个研究生开发出系统，其模型和现在的搜索技术几乎一样。该系统应用较多的是在学校局域网内，方便学生在图书馆找资料。该项目成为江苏省科技厅的攻关项目，使用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从技术来说，这个搜索有优势。但当时我们没有经济头脑，也不会找公司运作。还有体制问题，项目研究出来之后，就束之高阁。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项目交给科技厅后就了事了，不会再继续琢磨。”陈俊良反思说，假如科技厅推动一把，自己再去购买服务器推广，这个技术也许会发扬起来。两年后，Google推出搜索技术。
1996年，南京大学第三次搞校园信息化。这时候的IT外部环境成熟，技术也相对稳定，使用网络的人也越来越多。南京大学的一名副校长将一些在外面发展较好的本校毕业生找回来，让他们组建公司，并提出数字化校园概念。此次开发的系统主要服务于教师和办公，并开发了办公系统，但应用不多。
高校信息化图什么
陈俊良认为，数字校园首先要考虑信息资源整合。根据学校业务分析，有哪些信息资源如档案信息和统计信息等，再把这些信息资源整合成一个大的数据库。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考虑这些信息资源的利用问题，如果利用不起来，学生、老师、领导都会有意见。
陈俊良认为应当注重信息的采集工作，在学校里，如果没有把动态的信息加入到系统中，并进行加工整理、对师生服务，系统就不可能成功。现在高校把原有数据整合成数据库并实现单点登录、身份认证等，但这不是数字化校园建设的最终目的。
他举例说，浙江大学图书馆看到师生经常为科研、学习查阅资料，很费时间，效率也不高，他们就主动提供信息服务，根据师生提出的请求，将所有的资源先过滤一遍，再向师生提供。这让师生检索的速度更为高效，检索结果更有用。这种服务受到师生的欢迎。
“师生关心的是系统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而不关心系统做了哪些事情。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有效的信息服务，而不是物理的网络！”陈俊良举例说，像贫困生资格认定，信息系统就可以发挥作用。系统将贫困生日常的消费和该生的学校账号关联起来，以半年为观察期，通过消费水平就能考察出该生是否为贫困生。
在国外高校，参与到信息化建设的人多达几百人，而专职的、隶属信息中心的不过几个人，其他人均为兼职，来自各个院系和部门。核心的这几个人做秘书工作和协调工作，收集整理各类信息。老师的备课草稿也会整理后放到网上，学生随时可见等等。
“国外的应用情况好，重点在于服务师生。”陈俊良认为，以高校的信息中心来看，大多数人只是维护设备，被称呼为“师傅”，主任也并非是真正的信息主管。从职位来说，在高校就有评职称、写论文的压力，如果单凭修修网络，不搞研究，不会写出好的论文，也不可能有大发展。“所以，要想在高校踏踏实实做下去，还必须深入研究信息化的需求，而不是混混日子。”
采访手记
初识陈俊良是他的一篇投稿。他旗帜鲜明地认为，“信息中心主任不是CIO”。随后在多次邮件往来中，他认定，信息化必定和业务有重要联系。如果联系紧密，CIO职位重要；如果联系不紧密，CIO也落得自在。他更是不客气指出，“在国内，大部分CIO都是在应付差事。”
难得像陈俊良这样，不但认识清晰，而且意见尖锐。在南京，面对面采访近两个小时之后，才了解他的职业经历并不简单。
这一代的信息化从业者，他们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又有出国学习经历，可谓“融贯中西”。加上他们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严谨的做事态度，又在某一个行业之内多年，对技术的发展脉络清晰，也了解信息化的前世今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自然对现在各类概念一眼看穿，而认真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说真话，说实话”。
退休后的陈俊良并不闲，他是中国教育信息化编委、江苏省电子学会网络委员会名誉主任，同时也是江苏省高校网络委员会理事长。他说，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会员之间交流，欢迎厂商参与，但不要硬性广告。他奔走于信息化建设项目中，参与项目评审，直接或者间接推动我国信息化建设。
这就是信息化行业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