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领袖之中，先后“落马”的有陈铭枢、黄绍竑等。
　　反右之后，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小组组长会上讲话。他说：“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后来，毛多次提及此事，并反复引用两人的语言。
　　说毛泽东“好大喜功”，有陈铭枢，有张奚若，然而两人后来的处境截然相反。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
　　张奚若（曾任教育部部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批评中共执政以来有“四大偏差”，为什么他说了却平安无事？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又被视为“特殊”人物。抗战时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逢开会便仗义执言，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政协”会议上，是他建议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李维汉回忆说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泽东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