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个身高1.92米的美国人，一头扎进了甘肃东乡这个在当年全国文盲率最高、教育基础最落后的地方，一待就是七年。每月700元的工资还要养家糊口。他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洗衣服、爱啃手指”的人。他就是自愿来中国插队落户的美国青年——丁大卫。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David Deems)，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据介绍，他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七年；2000年至今，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到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约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一路上，身高1.92米的他，窝着一双长腿，挤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50周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他的口头禅是“我们东乡”。
　　
　　“待遇”之争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也许有点儿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这是一间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十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短，身子盖一床腿脚盖一床。他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很冷。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89年8月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他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五个人中有四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院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帶课一绝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作业了。”他不能想象，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五篇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的学生。上课提问，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 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六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义务助学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三天时间到东乡来，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七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丁大卫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六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不想被人称作“雷锋”或“白求恩”
　　
　　自从丁大卫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成了名人，还上过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几年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那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三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九次。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的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岁，因为生日还没过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十年也一样。”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丁大卫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更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靜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