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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联系人给我出了两个话题：第一是如何看GDP破7。第二是法治如何引领经济增长。这两个问题非常难以解答，但我尽量谈一谈看法。
GDP破7对民生影响不大
先谈第一个话题。GDP增长破7，即6.9%，与民生关系究竟有多大？
过去我们的GDP是10%、11%、12%的增長速度，民生问题当然好解决。现在已经降到了7%以下的增长速度，究竟对民生有多大的影响？说完全没有影响，不大可能。但是影响不会太大。民生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目前，我们的就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从公布的城镇就业率看，比过去没有降低，而且有一定的提高。但不包含在登记失业率之外的农民工，失业情况确实有增加。从这个角度讲，对民生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服务业扩大，居民收入从平均数量看，增长还是可以的。与过去比没有降低，而且出现了很好的情况，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这对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好的变化。
目前的物价比较稳定。虽然没有出现一些经济学家判断的通货紧缩的状况，但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相信这些在大家的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从就业、产业结构的改善以及物价的稳定等方面讲，在破7之后，居民生活、民生问题没有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各级政府这几年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都有利于改善民生。
最终消费率大降必致经济下行
再谈第二个话题。法治如何引领经济增长。我在法律上是外行。但在这方面我还是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经济为什么下滑？我们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滑通道，为什么下滑？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学家，甚至管理层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地、深入地去研究，因此我们在宏观调控措施方面就不是很准确。当经济下滑，我们还是一味采取扩大投资，这个办法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对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不会起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经济下滑，就是因为过度投资所引起的。
1998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这个措施，导致我们在 GDP的分配结构上出了问题。
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分配是有客观规律的，有它的客观比例关系。
GDP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最终消费，一部分是资本形成。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最终消费率应该保持较高的比例。资本形成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是为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有所改善，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
那么究竟怎样的比例关系才是合理的呢？从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看，最终消费率是65%，资本形成率是35%。有的国家高一些，有的国家低一些。最高的是美国，最终消费率达到70%。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是62.9%，比65%这个平均数略低一点，应该说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居民的收入增长、居民的消费增长，都能够保持一个较为适当的关系。
由于较长时期持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是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每年减少一个多百分点，到2015年，我们的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5%，造成内需严重不足。尽管居民收入增长在全世界是比较高的，达到7%～8%。这样的高增长，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民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严重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11%左右，居民收入增长7%～8%，比经济增长低了3到4个百分点，改变了我们GDP的分配比例关系，使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5.5%。
供给侧改革：应放弃凯恩斯主义
二是如何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
居民的收入低于经济增长，长期下去，经济发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当然要进入下行通道的。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因此提出了两个基本观念：
一个基本观念是：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最后一个是共享发展。
另一个基本观念是：最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在继续关注增加需求的同时，要着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提法。遗憾的是，这个观点已经提出来十几天了，媒体好像关注不够，经济学家似乎还无动于衷。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什么概念？
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推行凯恩斯主义思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998年开始，就执行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引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提出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要摆脱凯恩斯的思想，吸收供给学派的思想来改革我们经济的宏观调控。
供给学派的思想是什么呢？归结起来是三点。
一是供给创造需求。要把企业扶植好，怎么扶植企业呢？第二就是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三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三条，我觉得特别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必须要有法律做保证，不是在口头上提一提就行了。怎么减税？税法要改。政府干预经济要限制，怎么限制？怎么减少？要通过法律来限制。说政府要改革，要怎么样怎么样，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光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供给侧的改革应该高度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谈一谈美国的情况。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出现了所谓滞胀。有人说我们现在不是滞胀，我个人认为应该差不多是滞胀。美国十多年的滞胀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因为从罗斯福起，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造成的。到了里根时期，认识到了问题，里根对他的经济顾问班子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赶出去了，请进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实行了所谓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削减财政开支；二是大规模减税；三是放松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四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五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这五个方面的政策实施下来，当里根在任的时候，经济开始好转，但好转不明显。因为政策总是有滞后效应的。但美国经济在这一改革下，在克林顿时代出现健康的发展。克林顿的8年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最好的8年，之所以最好，并不是克林顿本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从里根开始的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里根经济改革这五个方面，我们在深化改革思路当中都涉及到了。但是，我们还应该在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讨。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二是财政、税收制度怎么改？我们要敢于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革，要研究。
在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国企的改革方面，美国的经验都是有法律做支撑的。没有法律做支撑，改革不了，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私有化，我们不可能，但是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的。市场化是管理权转让，私有化是所有权转让。无论是所有权转让还是管理权转让，都需要法律保证。立法必须跟经济学家结合起来研究，否则的话，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可能流失。改了以后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我认为经济学家要研究，法学家也要研究，要提出怎么改的办法来。
美国经济改革从里根开始，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仍在进行。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探索、慢慢改。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工资政策，都需要改革。
我们经济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十三五”期间，是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时期，这五年中，怎么解决现在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大问题。我们不能在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还是个平均数。必须要做到发展的均衡、收入比较合理。
因此供给侧的改革，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就是要用怎样的宏观政策和法律保障，将我们的生产要素引向需要发展的地方去，使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
生产要素流动要有法律保障
关于生产要素，传统的经济学只说是三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从现代的眼光来看，生产要素还应该包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内容。这些内容要合理流通，就必须有法律保障。
比如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一定要有这些生产要素到那儿去。作为一个企业家，我的资本、我掌握的技术、人才，肯定要到最好的地方、对我有利的地方去。而我们的企业税是一刀切的，所以企业不愿意动。到需要发展的西部地方，如果企业税比人家低，我就会去了。你的工资比别的地方高，人才才肯去，技术才肯去。我们税收上一刀切，工资上却相反。
我在许多场合讲过，我们现在的工资政策和导向，和我大学毕业（上世纪60年代——编者注）时比，完全反过来了。我大学毕业时，到大西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乌鲁木齐工资是每月78元，在北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是每月56元。相差二十来块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拿今天来说，两万块钱都不止。
所以大西北才留得住人才。现在在北京，如果大学生能找到职业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不少于5000元。而在乌鲁木齐，大学生找到职业，不会超过3000元。所以，孔雀纷纷东南飞。因此，西部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工资政策要做大的改革。
我也多次举过美国阿拉斯加发展的经验。美国阿拉斯加是沙皇俄国的土地，以每平方公里3美元卖给了美国。那里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怎么发展？做法是企业税比本土低很多，工资政策是大学生、研究生到那里就業比本土高很多，这样，生产要素就到阿拉斯加去了。阿拉斯加现在建设得很美丽。
我们对西部要进行大开发，要对老工业基地进行扶植发展，就要有真正管用的宏观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发展比较均衡，让个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法律上，应该尽快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税以及遗产税的出台，都要法律先行，让法律来调节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收入分配应该是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特别穷的人少，不可能没有，特别富的人应该有，也不可能太多。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才是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我们的民生问题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的社会才可以更加的和谐，我们的社会发展才会更加健康。
（本刊记者崔靖芳根据录音整理）
GDP破7对民生影响不大
先谈第一个话题。GDP增长破7，即6.9%，与民生关系究竟有多大？
过去我们的GDP是10%、11%、12%的增長速度，民生问题当然好解决。现在已经降到了7%以下的增长速度，究竟对民生有多大的影响？说完全没有影响，不大可能。但是影响不会太大。民生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目前，我们的就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从公布的城镇就业率看，比过去没有降低，而且有一定的提高。但不包含在登记失业率之外的农民工，失业情况确实有增加。从这个角度讲，对民生是有一定影响的。
另外，服务业扩大，居民收入从平均数量看，增长还是可以的。与过去比没有降低，而且出现了很好的情况，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这对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良性的、好的变化。
目前的物价比较稳定。虽然没有出现一些经济学家判断的通货紧缩的状况，但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相信这些在大家的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从就业、产业结构的改善以及物价的稳定等方面讲，在破7之后，居民生活、民生问题没有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各级政府这几年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都有利于改善民生。
最终消费率大降必致经济下行
再谈第二个话题。法治如何引领经济增长。我在法律上是外行。但在这方面我还是想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经济为什么下滑？我们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滑通道，为什么下滑？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学家，甚至管理层对这个问题没有认真地、深入地去研究，因此我们在宏观调控措施方面就不是很准确。当经济下滑，我们还是一味采取扩大投资，这个办法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对于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不会起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经济下滑，就是因为过度投资所引起的。
1998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这个措施，导致我们在 GDP的分配结构上出了问题。
我们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分配是有客观规律的，有它的客观比例关系。
GDP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最终消费，一部分是资本形成。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最终消费率应该保持较高的比例。资本形成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是为了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有所改善，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关系。
那么究竟怎样的比例关系才是合理的呢？从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值看，最终消费率是65%，资本形成率是35%。有的国家高一些，有的国家低一些。最高的是美国，最终消费率达到70%。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前，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是62.9%，比65%这个平均数略低一点，应该说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居民的收入增长、居民的消费增长，都能够保持一个较为适当的关系。
由于较长时期持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果是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每年减少一个多百分点，到2015年，我们的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5%，造成内需严重不足。尽管居民收入增长在全世界是比较高的，达到7%～8%。这样的高增长，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民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严重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11%左右，居民收入增长7%～8%，比经济增长低了3到4个百分点，改变了我们GDP的分配比例关系，使最终消费率降到了45.5%。
供给侧改革：应放弃凯恩斯主义
二是如何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
居民的收入低于经济增长，长期下去，经济发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当然要进入下行通道的。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因此提出了两个基本观念：
一个基本观念是：在制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最后一个是共享发展。
另一个基本观念是：最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在继续关注增加需求的同时，要着重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提法。遗憾的是，这个观点已经提出来十几天了，媒体好像关注不够，经济学家似乎还无动于衷。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什么概念？
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推行凯恩斯主义思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1998年开始，就执行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引领我们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提出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要摆脱凯恩斯的思想，吸收供给学派的思想来改革我们经济的宏观调控。
供给学派的思想是什么呢？归结起来是三点。
一是供给创造需求。要把企业扶植好，怎么扶植企业呢？第二就是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三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三条，我觉得特别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必须要有法律做保证，不是在口头上提一提就行了。怎么减税？税法要改。政府干预经济要限制，怎么限制？怎么减少？要通过法律来限制。说政府要改革，要怎么样怎么样，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光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对供给侧的改革应该高度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谈一谈美国的情况。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出现了所谓滞胀。有人说我们现在不是滞胀，我个人认为应该差不多是滞胀。美国十多年的滞胀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因为从罗斯福起，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造成的。到了里根时期，认识到了问题，里根对他的经济顾问班子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赶出去了，请进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学家，实行了所谓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削减财政开支；二是大规模减税；三是放松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控制；四是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五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这五个方面的政策实施下来，当里根在任的时候，经济开始好转，但好转不明显。因为政策总是有滞后效应的。但美国经济在这一改革下，在克林顿时代出现健康的发展。克林顿的8年是美国战后经济发展最好的8年，之所以最好，并不是克林顿本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从里根开始的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里根经济改革这五个方面，我们在深化改革思路当中都涉及到了。但是，我们还应该在两个方面深入研究和探讨。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怎么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二是财政、税收制度怎么改？我们要敢于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革，要研究。
在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国企的改革方面，美国的经验都是有法律做支撑的。没有法律做支撑，改革不了，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国企私有化，我们不可能，但是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的。市场化是管理权转让，私有化是所有权转让。无论是所有权转让还是管理权转让，都需要法律保证。立法必须跟经济学家结合起来研究，否则的话，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可能流失。改了以后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我认为经济学家要研究，法学家也要研究，要提出怎么改的办法来。
美国经济改革从里根开始，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仍在进行。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探索、慢慢改。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工资政策，都需要改革。
我们经济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十三五”期间，是我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时期，这五年中，怎么解决现在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大的问题，是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大问题。我们不能在全面小康社会的时候，还是个平均数。必须要做到发展的均衡、收入比较合理。
因此供给侧的改革，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就是要用怎样的宏观政策和法律保障，将我们的生产要素引向需要发展的地方去，使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
生产要素流动要有法律保障
关于生产要素，传统的经济学只说是三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从现代的眼光来看，生产要素还应该包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内容。这些内容要合理流通，就必须有法律保障。
比如我们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一定要有这些生产要素到那儿去。作为一个企业家，我的资本、我掌握的技术、人才，肯定要到最好的地方、对我有利的地方去。而我们的企业税是一刀切的，所以企业不愿意动。到需要发展的西部地方，如果企业税比人家低，我就会去了。你的工资比别的地方高，人才才肯去，技术才肯去。我们税收上一刀切，工资上却相反。
我在许多场合讲过，我们现在的工资政策和导向，和我大学毕业（上世纪60年代——编者注）时比，完全反过来了。我大学毕业时，到大西北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乌鲁木齐工资是每月78元，在北京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转正以后是每月56元。相差二十来块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拿今天来说，两万块钱都不止。
所以大西北才留得住人才。现在在北京，如果大学生能找到职业的话，我估计应该是不少于5000元。而在乌鲁木齐，大学生找到职业，不会超过3000元。所以，孔雀纷纷东南飞。因此，西部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工资政策要做大的改革。
我也多次举过美国阿拉斯加发展的经验。美国阿拉斯加是沙皇俄国的土地，以每平方公里3美元卖给了美国。那里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怎么发展？做法是企业税比本土低很多，工资政策是大学生、研究生到那里就業比本土高很多，这样，生产要素就到阿拉斯加去了。阿拉斯加现在建设得很美丽。
我们对西部要进行大开发，要对老工业基地进行扶植发展，就要有真正管用的宏观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发展比较均衡，让个人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法律上，应该尽快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房地产税以及遗产税的出台，都要法律先行，让法律来调节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收入分配应该是橄榄形的，两头小，中间大，特别穷的人少，不可能没有，特别富的人应该有，也不可能太多。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才是真正的全面小康社会。我们的民生问题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的社会才可以更加的和谐，我们的社会发展才会更加健康。
（本刊记者崔靖芳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