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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罗亦农的何家兴夫妇
1928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何家兴夫妇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何家兴夫妇感受到了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气氛,这两个小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冲动与梦幻很快被眼前的现实彻底击碎｡他们频繁地出入酒馆､舞厅寻欢作乐,以填补空虚的灵魂｡花天酒地的生活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但是党的经费非常紧张,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才20元,只能满足在上海的最低生活标准｡怎样才能弄到更多的钱?除了靠出卖灵魂,叛变革命,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本事了｡
4月初的一个深夜,何家兴夫妇找到了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一个帮办｡何家兴对他说,自己知道中共中央一批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秘密地址,如果对方能给他们两万美元,并且为他俩办好出国护照,那么他们就会把所知道的和盘托出｡
空口无凭,那个帮办让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于是,两个叛徒回到秘密机关,焦急地等待机会,几天之后,他们终于等到了时机｡刚刚回到上海的罗亦农通知何家兴,4月15日上午10点,他要与刚来上海的山东省委书记碰面,让何家兴事先做好安全防范准备｡何家兴迫不及待地到巡捕房告了密｡
4月15日,当罗亦农与山东省委书记会面时,被英租界的巡捕逮捕｡待巡捕们走后,何家兴赶忙报告党中央:罗亦农同志被捕了,可能是出了叛徒｡
党中央立即做出三个决定:马上组织力量营救罗亦农同志,安排何家兴夫妇转移,迅速查找叛徒｡
由于特科得到消息已经晚了,致使营救罗亦农的计划落空｡4月21日,反动当局未经任何审讯,便将罗亦农杀害｡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赓从巡捕房的“内线”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同时拿到确凿证据,证实叛徒正是贼喊捉贼的何家兴夫妇｡中央批示特科立即处决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叛徒｡
按照中央的指示,陈赓亲自制定了行动计划,两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混入党内的叛徒戴冰石
戴冰石是上海人,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上级指示隐蔽了很长时间｡反革命屠杀已经吓破了他的胆,他可不希望共产党再找到他｡但是国民党找到了他,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准备让一些过去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工作的人伪装积极进步,打入共产党地下机关,更多地掌握共产党情况｡在金钱和封官的诱惑下,戴冰石终于决心当走狗了｡很快,伪装积极的戴冰石被吸收到党的地下工作机关,不久,又被吸收入党｡
戴冰石的工作是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戴冰石负责收发文件,他的小姨子也在这儿帮忙｡平时,这个机关主要是传递消息,有几位交通员经常来往于这里｡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那边,戴冰石与上司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中居于显赫地位的我党内线杨登瀛,也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戴冰石导演的一出“苦肉计”使得他终于露了馅｡原来,在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务组织驻上海的特派员之前,戴冰石已经通过上海特务组织与南京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实权人物杨剑虹取得了联系｡戴冰石急于干出个样子来邀功请赏,便直接向杨剑虹提交了他破获其所在的平凉路秘密机关的计划,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下级机关交通员按常规来取文件的时候一举捕获多人,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打开缺口的话,就可以破获更多的秘密交通站;二是由于这个机关被破坏,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共中央的其他重要的机关去工作｡戴冰石提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想出了一个“苦肉计”,提议敌人在抓捕时将他的小姨子也带走｡杨剑虹非常赏识戴的这个计划,并保证会及时释放他的小姨子｡
这些情况,杨剑虹并没有告诉杨登瀛,只是曾经对他说过:过些日子我交给你一个人,这人已经打进共产党的内部并取得了信任,一旦时机成熟,他会提供重要情报｡8月份的一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杨登瀛将密封公函送往英巡捕房的政治部｡在那里担任要职的华籍帮办谭绍良拆开一看,立即约杨登瀛一起带了十几个中外巡捕,来到戴冰石所在的文具店,搜走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大批中共中央文件,同时当场逮捕了7个人,戴冰石的小姨子也在其中｡3天后,这被捕的7个人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交由中方审理,正好由杨登瀛具体负责｡两天过后,戴冰石的小姨子仍未被放出,他心中焦急,老婆又哭闹不止,逼得他狗急跳墙,直接找到杨登瀛,请杨登瀛将他的小姨子释放｡这时,杨登瀛才知道了戴冰石的真实身份｡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汇报了所有细节和过程｡经查实后,中央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便命令在短期内除掉这个内奸｡
9月初的一个早晨,戴冰石的老婆买菜回家,突然在菜篮子里面发现一张字条｡戴冰石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3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3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德水就是戴冰石的化名,“表兄”则是平时与戴冰石单线联系的中央机关联络员,“张先生”是指上级领导｡戴冰石如约前往东安旅馆,被特工队员干净利落地干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投入到国民党怀抱里的黄第洪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周恩来非常熟悉｡毕业后,他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1930年4月,组织上指示他先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然后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谁也没想到,他又偷偷地回到上海,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暂时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于是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其实,黄第洪的革命意志早已丧失,他只不过是妄想靠出卖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来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礼｡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
把“铲共”视为自己首要任务的蒋介石,当然重视黄第洪所说的重要机密｡他将信转给了陈立夫,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转批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徐恩曾又把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见面时,杨登瀛告诉黄第洪,我以南京特派员的身份向你保证,你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只是,你怎样向我们证明你的自首是真的呢?
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
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不能迟疑,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到指令后,没有任何怀疑,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到城隍庙｡
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站定,就见由东向西,一队轻骑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中央特科的卓绝行动,把敌人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事实｡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来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真奇怪,怎么共产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杨登瀛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产党抢先了一步,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据《晚晴报》)
1928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何家兴夫妇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何家兴夫妇感受到了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气氛,这两个小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冲动与梦幻很快被眼前的现实彻底击碎｡他们频繁地出入酒馆､舞厅寻欢作乐,以填补空虚的灵魂｡花天酒地的生活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但是党的经费非常紧张,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费才20元,只能满足在上海的最低生活标准｡怎样才能弄到更多的钱?除了靠出卖灵魂,叛变革命,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本事了｡
4月初的一个深夜,何家兴夫妇找到了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的一个帮办｡何家兴对他说,自己知道中共中央一批机关和负责同志的秘密地址,如果对方能给他们两万美元,并且为他俩办好出国护照,那么他们就会把所知道的和盘托出｡
空口无凭,那个帮办让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于是,两个叛徒回到秘密机关,焦急地等待机会,几天之后,他们终于等到了时机｡刚刚回到上海的罗亦农通知何家兴,4月15日上午10点,他要与刚来上海的山东省委书记碰面,让何家兴事先做好安全防范准备｡何家兴迫不及待地到巡捕房告了密｡
4月15日,当罗亦农与山东省委书记会面时,被英租界的巡捕逮捕｡待巡捕们走后,何家兴赶忙报告党中央:罗亦农同志被捕了,可能是出了叛徒｡
党中央立即做出三个决定:马上组织力量营救罗亦农同志,安排何家兴夫妇转移,迅速查找叛徒｡
由于特科得到消息已经晚了,致使营救罗亦农的计划落空｡4月21日,反动当局未经任何审讯,便将罗亦农杀害｡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赓从巡捕房的“内线”那里获得了准确的情报,同时拿到确凿证据,证实叛徒正是贼喊捉贼的何家兴夫妇｡中央批示特科立即处决这两个十恶不赦的叛徒｡
按照中央的指示,陈赓亲自制定了行动计划,两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混入党内的叛徒戴冰石
戴冰石是上海人,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上级指示隐蔽了很长时间｡反革命屠杀已经吓破了他的胆,他可不希望共产党再找到他｡但是国民党找到了他,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准备让一些过去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工作的人伪装积极进步,打入共产党地下机关,更多地掌握共产党情况｡在金钱和封官的诱惑下,戴冰石终于决心当走狗了｡很快,伪装积极的戴冰石被吸收到党的地下工作机关,不久,又被吸收入党｡
戴冰石的工作是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戴冰石负责收发文件,他的小姨子也在这儿帮忙｡平时,这个机关主要是传递消息,有几位交通员经常来往于这里｡在国民党特务组织那边,戴冰石与上司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中居于显赫地位的我党内线杨登瀛,也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戴冰石导演的一出“苦肉计”使得他终于露了馅｡原来,在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务组织驻上海的特派员之前,戴冰石已经通过上海特务组织与南京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实权人物杨剑虹取得了联系｡戴冰石急于干出个样子来邀功请赏,便直接向杨剑虹提交了他破获其所在的平凉路秘密机关的计划,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下级机关交通员按常规来取文件的时候一举捕获多人,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打开缺口的话,就可以破获更多的秘密交通站;二是由于这个机关被破坏,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共中央的其他重要的机关去工作｡戴冰石提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想出了一个“苦肉计”,提议敌人在抓捕时将他的小姨子也带走｡杨剑虹非常赏识戴的这个计划,并保证会及时释放他的小姨子｡
这些情况,杨剑虹并没有告诉杨登瀛,只是曾经对他说过:过些日子我交给你一个人,这人已经打进共产党的内部并取得了信任,一旦时机成熟,他会提供重要情报｡8月份的一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杨登瀛将密封公函送往英巡捕房的政治部｡在那里担任要职的华籍帮办谭绍良拆开一看,立即约杨登瀛一起带了十几个中外巡捕,来到戴冰石所在的文具店,搜走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大批中共中央文件,同时当场逮捕了7个人,戴冰石的小姨子也在其中｡3天后,这被捕的7个人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交由中方审理,正好由杨登瀛具体负责｡两天过后,戴冰石的小姨子仍未被放出,他心中焦急,老婆又哭闹不止,逼得他狗急跳墙,直接找到杨登瀛,请杨登瀛将他的小姨子释放｡这时,杨登瀛才知道了戴冰石的真实身份｡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汇报了所有细节和过程｡经查实后,中央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便命令在短期内除掉这个内奸｡
9月初的一个早晨,戴冰石的老婆买菜回家,突然在菜篮子里面发现一张字条｡戴冰石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3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3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德水就是戴冰石的化名,“表兄”则是平时与戴冰石单线联系的中央机关联络员,“张先生”是指上级领导｡戴冰石如约前往东安旅馆,被特工队员干净利落地干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投入到国民党怀抱里的黄第洪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周恩来非常熟悉｡毕业后,他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1930年4月,组织上指示他先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然后去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谁也没想到,他又偷偷地回到上海,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暂时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于是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其实,黄第洪的革命意志早已丧失,他只不过是妄想靠出卖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来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礼｡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
把“铲共”视为自己首要任务的蒋介石,当然重视黄第洪所说的重要机密｡他将信转给了陈立夫,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转批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徐恩曾又把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
杨登瀛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见面时,杨登瀛告诉黄第洪,我以南京特派员的身份向你保证,你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只是,你怎样向我们证明你的自首是真的呢?
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
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不能迟疑,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到指令后,没有任何怀疑,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来到城隍庙｡
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荫下站定,就见由东向西,一队轻骑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中央特科的卓绝行动,把敌人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事实｡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来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真奇怪,怎么共产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杨登瀛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产党抢先了一步,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据《晚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