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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较多，全球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现阶段，我国妇女的就业率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而且诸多女性从事于专业性工作。但是基于社会视角，对于女性的期望是双重性的：首先，对于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期望度较高【1】，其次，对于其扮演好家庭角色也有着较高期望度。由于时间和精力比较有限，职业女性承受的工作与家庭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根据相关调查报告了解到，基于全球范围进行分析，相比于男性，女性承受的生活压力更大；同时，家庭、工作和经济等是女性压力感的来源。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针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并且分析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女性幸福感水平的影响， 同时也包括社会支持的作用。
被 试
研究对象主要从某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医生、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高校教师等职业女性中进行选取， 发放50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为96.00%（480/500），填写不全者为20份，有效回收率为92.00%（460/500）。
实验材料
主要采取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压力源问卷、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卷等。针对于以上测量工具，统计软件SPSS11.0数据处理得到了广泛应用， 分别对修订后量表的信度、效度实施检验，均与统计检验标准相一致【2】。
结 果
为了对一系列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获取，主要采取统计软件，以此来回归性分析相关变量。
本研究发现及意义
第一，工作—家庭压力源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针对于以往研究结果了解到，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中，主要包括工作负荷、工作时间长、家庭投入等。同时，针对于压力源与工作家庭冲突，属于单向影响的关系，也就是说，某一个因素，不仅会对工作家庭冲突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家庭工作冲突。在本研究中，该地区职业女性相比于工作压力，其家庭压力明显更大一些，在家庭压力中，配偶和孩子为主要来源，在其压力下，均会对家庭工作冲突、工作家庭冲突造成影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该研究对象主要在大都市中进行选取，城市环境繁荣喧闹，交通也比较拥挤。所以必须要提高对组织内部工作职责规划的高度重视，而且基于整个社会视角，应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特别配偶的支持，这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缓解与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工作—家庭压力源与幸福感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照顾孩子、与配偶的矛盾和家务分配与幸福感属于负相关的关系， 而正相关主要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与幸福感这一方面，由此可见，在工作角色模糊化的影响下，会明显增加照顾孩子的压力，与配偶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从而无法保证女性幸福感水平；反之，如果对家庭投入较多，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其幸福感水平明显较强。除此之外，在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的压力占据着主导， 如照顾孩子的压力、配偶的压力，应影响着幸福感，其影响是比较负面的。在这些压力源的影响下，既会加剧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使幸福感水平受到影响，同时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也是比较直接的，对此职业女性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工作家庭冲突和幸福感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工作家庭冲突的三个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较大，这关于工作家庭冲突负向作用于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但是工作干扰家庭，与幸福感相关程度最高， 依次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家庭干扰工作，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也是相符合的，其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中， 工作家庭结构的很多关系都具有相近性特点，但是基于本质视角，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能等同在一起。针对于香港员工，家庭冲突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大；而美国员工，家庭工作冲突则关系到生活质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发现可以为工作家庭冲突的跨文化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也由此可知，东方女性的幸福感水平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要想不断提高幸福感水平，必须要具备融洽的夫妻感情，且对于家庭生活高度满足。
第四，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關系。在以往幸福感的研究中，仅仅对各种社会支持的影响进行考察， 与主客观分析较少， 结合本研究发现，在幸福感水平的相关性因素中，主要包括获取的客观实际帮助， 而且与女性得到的情感支持、他人的尊重等之间的联系性也比较强，在提高女性幸福感水平方面，组织和家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势。组织在营造工作和家庭氛围时，既要对女性予以高度尊重和支持的态度，也要注重和谐、友爱以及关怀等情感元素的渗透，不能过渡注重提供物质帮助，或者过渡对某些压力来源进行消除和打压。
实践意义
通过对上述研究结果的了解发现，为职业女性提供了价值性非常高的参考信息，尤其在减少工作家庭冲突方面，同时也关系到提高幸福感水平。其中，基于组织视角，应加强支持性工作环境的培养。对于上司来说，在给予女性支持方面，工作上给予协助和精神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此来为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责任的平衡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于女性家庭需求上存在的困境，应给予一定的帮助，特别对于上下时间频繁变动的女性，如可以对其工作任务进行调整，也可以加强弹性工作时间的制定，在解决孩子的照顾问题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以此来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角色的冲 突进行控制， 为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 组织还要加强压力管理策略的制定， 如对职责和工作目标进行明确化，将心理和业务培训落实下去， 确保员工信息获取的充足性，对工作压力源进行有效控制。
当然，对于职业女性来说，还要加强对组织特点和发展方向的了解程度，不断提高职业规划水平，防止角色模糊的出现；加大时间管理力度，加强社会化资源的应用，以此来满足压力和冲突的减缓需求。
研究展望
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作用是本次研究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人格等因素尚未涵盖在内。根据研究了解到， 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包括稳定的人格因素，正向情感、主动参与社会、乐观主义等性格变量之间的关系成正相关。此外， 人格因素，对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未来持续研究中，应将人格变量添加进去，同时对人格、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对比、考察， 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女性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在关于幸福感的测量方面，正向情感量表、负性行情感量表等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这些量表可以对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进行准确测量，而且其成熟度较高，在本土化研究中也比较适用。
（韩国又石大学）（湖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叶， 鲍宛彤， 李青锋，等. 护士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当代护士（专科版）， 2020， 027（002）：26-29.
[2] 尚建英， 何梅， 黄华平，等. 二胎产后返岗护士长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研究[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2020年6卷8期， 162-165页， 2020.
[3] 李雪， 黄睿轩， 周苏景. 新生代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经营与管理， 2020， No.430（04）：100-103.
[4] 汤芙蓉. 藏区警察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策略——基于角色冲突的视角[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0， 032（001）：135-140.
[5] 李鹏姬， 马海林. 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0， v.15（04）：42-43+45.
[6] 李星星， 王思惠. 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疲劳吗？——工作-家庭冲突和上司支持感的作用[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20， 000（001）：P .46-54.
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关系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针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并且分析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女性幸福感水平的影响， 同时也包括社会支持的作用。
被 试
研究对象主要从某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医生、企业单位的管理人员、高校教师等职业女性中进行选取， 发放500份调查问卷，回收率为96.00%（480/500），填写不全者为20份，有效回收率为92.00%（460/500）。
实验材料
主要采取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压力源问卷、职业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问卷等。针对于以上测量工具，统计软件SPSS11.0数据处理得到了广泛应用， 分别对修订后量表的信度、效度实施检验，均与统计检验标准相一致【2】。
结 果
为了对一系列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获取，主要采取统计软件，以此来回归性分析相关变量。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及意义
第一，工作—家庭压力源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针对于以往研究结果了解到，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原因中，主要包括工作负荷、工作时间长、家庭投入等。同时，针对于压力源与工作家庭冲突，属于单向影响的关系，也就是说，某一个因素，不仅会对工作家庭冲突造成影响，也会影响到家庭工作冲突。在本研究中，该地区职业女性相比于工作压力，其家庭压力明显更大一些，在家庭压力中，配偶和孩子为主要来源，在其压力下，均会对家庭工作冲突、工作家庭冲突造成影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该研究对象主要在大都市中进行选取，城市环境繁荣喧闹，交通也比较拥挤。所以必须要提高对组织内部工作职责规划的高度重视，而且基于整个社会视角，应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特别配偶的支持，这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缓解与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工作—家庭压力源与幸福感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照顾孩子、与配偶的矛盾和家务分配与幸福感属于负相关的关系， 而正相关主要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与幸福感这一方面，由此可见，在工作角色模糊化的影响下，会明显增加照顾孩子的压力，与配偶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从而无法保证女性幸福感水平；反之，如果对家庭投入较多，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其幸福感水平明显较强。除此之外，在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家庭的压力占据着主导， 如照顾孩子的压力、配偶的压力，应影响着幸福感，其影响是比较负面的。在这些压力源的影响下，既会加剧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使幸福感水平受到影响，同时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也是比较直接的，对此职业女性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
第三，工作家庭冲突和幸福感的关系。在本次研究中，工作家庭冲突的三个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较大，这关于工作家庭冲突负向作用于幸福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但是工作干扰家庭，与幸福感相关程度最高， 依次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家庭干扰工作，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也是相符合的，其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中， 工作家庭结构的很多关系都具有相近性特点，但是基于本质视角，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不能等同在一起。针对于香港员工，家庭冲突对于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大；而美国员工，家庭工作冲突则关系到生活质量。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发现可以为工作家庭冲突的跨文化研究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也由此可知，东方女性的幸福感水平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要想不断提高幸福感水平，必须要具备融洽的夫妻感情，且对于家庭生活高度满足。
第四，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關系。在以往幸福感的研究中，仅仅对各种社会支持的影响进行考察， 与主客观分析较少， 结合本研究发现，在幸福感水平的相关性因素中，主要包括获取的客观实际帮助， 而且与女性得到的情感支持、他人的尊重等之间的联系性也比较强，在提高女性幸福感水平方面，组织和家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势。组织在营造工作和家庭氛围时，既要对女性予以高度尊重和支持的态度，也要注重和谐、友爱以及关怀等情感元素的渗透，不能过渡注重提供物质帮助，或者过渡对某些压力来源进行消除和打压。
实践意义
通过对上述研究结果的了解发现，为职业女性提供了价值性非常高的参考信息，尤其在减少工作家庭冲突方面，同时也关系到提高幸福感水平。其中，基于组织视角，应加强支持性工作环境的培养。对于上司来说，在给予女性支持方面，工作上给予协助和精神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 以此来为职业女性工作与家庭角色责任的平衡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于女性家庭需求上存在的困境，应给予一定的帮助，特别对于上下时间频繁变动的女性，如可以对其工作任务进行调整，也可以加强弹性工作时间的制定，在解决孩子的照顾问题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以此来对职业女性工作家庭角色的冲 突进行控制， 为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 组织还要加强压力管理策略的制定， 如对职责和工作目标进行明确化，将心理和业务培训落实下去， 确保员工信息获取的充足性，对工作压力源进行有效控制。
当然，对于职业女性来说，还要加强对组织特点和发展方向的了解程度，不断提高职业规划水平，防止角色模糊的出现；加大时间管理力度，加强社会化资源的应用，以此来满足压力和冲突的减缓需求。
研究展望
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作用是本次研究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人格等因素尚未涵盖在内。根据研究了解到， 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包括稳定的人格因素，正向情感、主动参与社会、乐观主义等性格变量之间的关系成正相关。此外， 人格因素，对于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未来持续研究中，应将人格变量添加进去，同时对人格、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对比、考察， 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女性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在关于幸福感的测量方面，正向情感量表、负性行情感量表等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这些量表可以对个体的幸福感水平进行准确测量，而且其成熟度较高，在本土化研究中也比较适用。
（韩国又石大学）（湖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叶， 鲍宛彤， 李青锋，等. 护士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增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当代护士（专科版）， 2020， 027（002）：26-29.
[2] 尚建英， 何梅， 黄华平，等. 二胎产后返岗护士长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的相关性研究[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 2020年6卷8期， 162-165页， 2020.
[3] 李雪， 黄睿轩， 周苏景. 新生代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经营与管理， 2020， No.430（04）：100-103.
[4] 汤芙蓉. 藏区警察的工作-家庭冲突及其平衡策略——基于角色冲突的视角[J].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2020， 032（001）：135-140.
[5] 李鹏姬， 马海林. 藏族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 心理月刊， 2020， v.15（04）：42-43+45.
[6] 李星星， 王思惠. 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疲劳吗？——工作-家庭冲突和上司支持感的作用[J]. 福建商学院学报， 2020， 000（001）：P .4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