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
　　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
　　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王国维的沉湖，不免令人联想到屈原的投江。应该说，作为一介文人，屈原的死是悲壮的，颇具古希腊的悲剧美。他以死成全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以死来展示个人政治人格的高尚，同时对混浊的俗世表示抗拒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谭嗣同和陈天华。与王国维比起来，屈原的死，意图是相对明确的，境界是悲怆的。他试图以这种悲怆，起到警世作用；也就是说，他并不甘于自己的死，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借此来触动沉寂的世界，并引为纪念。倘有实现抱负之途，他们断然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王国维则不同，至今还没见一种关于其死因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绝对是出于深思熟虑。这种无法解释，正好证明了王国维之死的深刻性：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阙如的拒绝。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陈寅恪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
　　屈原投江与王国维沉湖，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它们像两座界碑，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从屈原投江的沉雄慷慨，到王国维沉湖的宁静恬然，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
　　由此看来，知退一步，须让三分，学者扫物，直觅本来；浮华不羡，淳朴存真；项勿太严，教勿太高；功盈招忌，业满招损不是没有道理的。迷悟之间，何以选择？难得糊涂与难得不糊涂，又何以把握呢？智慧圆满，悲心无量。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入仕途之后，怎么做，做什么，是很有考究的。
　　事事留有余地，从多方面考虑事物发展的大势，无论为文还是从政、经商都有大益。俗话说，做日短，看日长。要考虑到将来的前程，设身处地地想，人生的福分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不能一下子就透支，应当好好珍惜，精打细算，方能细水长流。不因一时贪心毁坏将来的名声。抱着平常心，乃是得乐的大法。
　　人生难得糊涂与难得不糊涂，即在迷与悟之间。还是好好把握，理性选择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