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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1931年11月，他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兼任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黄安(今红安)县委书记。1933年11月，他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赴中央汇报工作。1982年5月，他重访大别山故地。当他走进当年的办公地点时，泪流满面，当即赋诗：“三年征战在此地，劫后重来无故人。多少英雄尽瘁去，山河依旧露深情。”
沈泽民用米汤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到川陕，留下了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成仿吾等人继续坚持斗争。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3年春，红二十五军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到部分恢复，红军发展到1.3万余人。这时，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左”的指导思想，认为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
1933年3月10日，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传来了《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要求红二十五军第一步先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4月14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六号》发布，提出要把“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
当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总兵力有14个师又4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兵力20倍。围攻七里坪的战役从5月2日开始至6月13日被迫撤出阵地，红军苦战43天，减员近半。
7月1日至2日，鄂豫皖省委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常委会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了保卫根据地中心区的单纯防御作战指导方针。从7月至10月，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先后失利。最后，红二十五军转至鄂东北地区时，仅剩下1000余人。
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会上，沈泽民承认目前危局“是自己的路线差错”和“一贯的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并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建议，作出了转变斗争方针、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当时，成仿吾正患疟疾，一副又矮又小、又黑又瘦的模样，走路都十分困难。虽然他只比吴焕先年长10岁，却显得十分衰老，吴焕先对他总是以“小老头子”相称。吴焕先左右为难，眼下抽不出足够的建制武装护送成仿吾出境，只好派了一支数十人的便衣队，护送成仿吾离开天台山高山岗。
吴焕先对成仿吾说：“‘小老头子’，按说，我应当为你派一个团，担任护送任务。可现在没一点儿办法，只好这样打发你了!”吴焕先接着又说：“你也知道，我手头只剩下一个团了，实在抽不出部队。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就在陂孝北一带活动，这个把月在外线搞得相当活跃，地形道路也熟。我已经派人去打前站，告诉廖炳银师长，让他一定把你送上火车!”吴焕先再次叮咛：“我说‘小老头子’，向中央要军事领导干部的事，你千万莫要忘记哟!，，
成仿吾临走时，沈泽民用米汤在他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俄文书写。当年，成仿吾曾与郭沫若等建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但与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沈泽民之间，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两年间，成仿吾与沈泽民捐弃前嫌，为着崇高的革命目标，相互鼓励，共同奋斗。沈泽民此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又染上疟疾，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派成仿吾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让他有医治疾病的机会。11月20日，沈泽民即病逝。
由于敌人戒备森严，二一九团没能把成仿吾送上火车。成仿吾只好跟随二一九团转悠了一个多月。后来，吴焕先与郑位三商量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接替护送任务。特务四大队由鄂东北道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全队120多人。特务四大队接受任务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一分队去完成。一分队队长是陈先瑞。
陈先瑞同韩先楚、刘震研究决定，先给成仿吾化装，然后见机将他送上火车。他们让成仿吾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扮成教书先生，并挑选两个机灵的战士扮成书童，挑着书箱，其他同志化装成各色人物，随其左右。为了不被敌人看清成仿吾的模样，陈先瑞等人雇了一顶轿子，让成仿吾坐在里面，两个“书童”跟随，很顺利地进入了孝感以北的广水车站。
当通过车站盘查处时，成仿吾只身一人前行，其他人员把箱包打开等候让敌人检查，并派几个人大声嚷嚷“快一些，快一些”，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成仿吾很顺利地过了盘查处，登上了火车。随着一声长啸，列车驶向武汉，陈先瑞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鲁迅积极帮助成仿吾寻找党组织
1933年11月底，成仿吾到达上海。他发现带的200元钞票中有100元是假的，只得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原来找党中央接头的地方已被敌人破坏，成仿吾一个多月没有找到接头的人。
一天，成仿吾遇到了创造社的郑伯奇，郑告诉他鲁迅还在上海。成仿吾知道鲁迅是中共最忠诚的战友，找到鲁迅，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他过去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知道那里是鲁迅常去的地方。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朋友。成仿吾和郭沫若同内山完造也是患难之交。大革命失败后，内山完造同成仿吾曾一块儿掩护郭沫若离沪赴日。因此，他到书店找内山完造，要内山完造帮助他同鲁迅联系。内山完造答应了。
不久，内山完造告诉成仿吾，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书店附近的一家白俄咖啡馆里会面。鲁迅在同成仿吾约好见面的同时，也约茅盾一起见面。鲁迅派人给茅盾送信。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日午后二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当茅盾准时来到咖啡馆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成仿吾。”鲁迅说。“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打过不少笔墨官司，但却从未见过面，且前两年又听说他去根据地了。“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人，郑伯奇忙起身打招呼。来人正是成仿吾。鲁迅和茅盾也都迎上去热情地和成仿吾握手。鲁迅还亲切地问：“从家里来吧?”成仿吾明白鲁迅的话，作了肯定的回答。坐下后，他低声对鲁迅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一个党内的朋友。”鲁迅说：“你来得正好，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过几天他走了就困难了。”
成仿吾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病故了。”“什么?不可能!”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以后，工作十分繁重，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说。“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急切地问。“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想起自己是弟弟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弟弟却在革命斗争中病故了，茅盾犹如万箭攒心，禁不住潸然泪下。1931年4月，沈泽民西装革履，张琴秋则旗袍烫发，来向母亲兄嫂辞行，说他们要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到了那里就到了自由的天地，在自己的地区工作，将是何等的快活!”沈泽民夫妇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对到根据地去流露出由衷的欢喜。茅盾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互诉亲情，互道珍重。哪里想得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几个人都默不做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
途中，鲁迅问茅盾：“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啊，太年轻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又走了一会儿，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见到成仿吾的当晚，鲁迅在家里高兴地对妻子许广平说：“今天见到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成仿吾也曾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那是1924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当时，成仿吾是创造社从事文学评论的主将。成仿吾在文章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成仿吾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他说鲁迅“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曾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来回应批评。
因成仿吾曾称鲁迅三个“有闲”，鲁迅便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后来鲁迅在《呐喊》再版时，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希望不要误人子弟。
这场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深深伤害过鲁迅，但鲁迅不计前嫌，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积极帮助成仿吾寻找党组织。鲁迅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成仿吾。成仿吾说：“这就是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组织部部长的黄阶然得知成仿吾在找党组织后，第二天即派高文华去同他接头，并把他从旅馆接出来，转移到一个印刷工人家里去住。上海分局听了成仿吾的汇报后，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中央。很快，中央回电，要成仿吾于1934年1月10日以前赶到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由于前一批由上海去瑞金的同志在汕头被捕，交通员就问成仿吾还去不去。成仿吾斩钉截铁地回答：“去!”于是，成仿吾被党组织送上客轮，前往中央根据地。
1934年1月11日，成仿吾到达了瑞金。随即，成仿吾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大会秘书长邓颖超出来接待他，要他把旧棉袍脱下，穿上红军军装去参加会议。成仿吾走进会场后，周恩来介绍说：“鄂豫皖的代表到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成仿吾在会上发了言。
之后，中央专门组织了由周恩来、张闻天、李维汉、王稼祥等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汇报中，成仿吾讲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并要求中央派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加强那里的工作。鲁迅对自己的帮助，他也向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鄂豫皖的代表，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分工搞教育。以后，他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成仿吾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4年4月，周恩来听了成仿吾的汇报以后，决定将程子华调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周恩来找程子华谈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
周恩来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进行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困难。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红军继续被削弱，以致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恩来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易于争取，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充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程子华去鄂豫皖根据地之前，曾几次找成仿吾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并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转移时，鄂豫皖省委决定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陕甘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贡献。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了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鄂豫皖地区一直有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活动，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沈泽民用米汤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到川陕，留下了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成仿吾等人继续坚持斗争。
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3年春，红二十五军先后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鄂豫皖根据地得到部分恢复，红军发展到1.3万余人。这时，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左”的指导思想，认为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
1933年3月10日，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传来了《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要求红二十五军第一步先夺取七里坪、河口、黄安。4月14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〇六号》发布，提出要把“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
当时“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总兵力有14个师又4个旅，加上民团等反动武装，超过红军兵力20倍。围攻七里坪的战役从5月2日开始至6月13日被迫撤出阵地，红军苦战43天，减员近半。
7月1日至2日，鄂豫皖省委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常委会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制定了保卫根据地中心区的单纯防御作战指导方针。从7月至10月，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先后失利。最后，红二十五军转至鄂东北地区时，仅剩下1000余人。
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黄安县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由省委书记沈泽民主持。会上，沈泽民承认目前危局“是自己的路线差错”和“一贯的脱离群众所造成的”，并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建议，作出了转变斗争方针、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派成仿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当时，成仿吾正患疟疾，一副又矮又小、又黑又瘦的模样，走路都十分困难。虽然他只比吴焕先年长10岁，却显得十分衰老，吴焕先对他总是以“小老头子”相称。吴焕先左右为难，眼下抽不出足够的建制武装护送成仿吾出境，只好派了一支数十人的便衣队，护送成仿吾离开天台山高山岗。
吴焕先对成仿吾说：“‘小老头子’，按说，我应当为你派一个团，担任护送任务。可现在没一点儿办法，只好这样打发你了!”吴焕先接着又说：“你也知道，我手头只剩下一个团了，实在抽不出部队。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就在陂孝北一带活动，这个把月在外线搞得相当活跃，地形道路也熟。我已经派人去打前站，告诉廖炳银师长，让他一定把你送上火车!”吴焕先再次叮咛：“我说‘小老头子’，向中央要军事领导干部的事，你千万莫要忘记哟!，，
成仿吾临走时，沈泽民用米汤在他的衣襟上写了一封特殊的“介绍信”：“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署名用俄文书写。当年，成仿吾曾与郭沫若等建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但与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沈泽民之间，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两年间，成仿吾与沈泽民捐弃前嫌，为着崇高的革命目标，相互鼓励，共同奋斗。沈泽民此时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又染上疟疾，身体十分虚弱，但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派成仿吾去向中央汇报工作，让他有医治疾病的机会。11月20日，沈泽民即病逝。
由于敌人戒备森严，二一九团没能把成仿吾送上火车。成仿吾只好跟随二一九团转悠了一个多月。后来，吴焕先与郑位三商量决定，由特务四大队接替护送任务。特务四大队由鄂东北道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全队120多人。特务四大队接受任务后，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一分队去完成。一分队队长是陈先瑞。
陈先瑞同韩先楚、刘震研究决定，先给成仿吾化装，然后见机将他送上火车。他们让成仿吾穿上长袍，戴上礼帽，扮成教书先生，并挑选两个机灵的战士扮成书童，挑着书箱，其他同志化装成各色人物，随其左右。为了不被敌人看清成仿吾的模样，陈先瑞等人雇了一顶轿子，让成仿吾坐在里面，两个“书童”跟随，很顺利地进入了孝感以北的广水车站。
当通过车站盘查处时，成仿吾只身一人前行，其他人员把箱包打开等候让敌人检查，并派几个人大声嚷嚷“快一些，快一些”，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成仿吾很顺利地过了盘查处，登上了火车。随着一声长啸，列车驶向武汉，陈先瑞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鲁迅积极帮助成仿吾寻找党组织
1933年11月底，成仿吾到达上海。他发现带的200元钞票中有100元是假的，只得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原来找党中央接头的地方已被敌人破坏，成仿吾一个多月没有找到接头的人。
一天，成仿吾遇到了创造社的郑伯奇，郑告诉他鲁迅还在上海。成仿吾知道鲁迅是中共最忠诚的战友，找到鲁迅，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他过去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知道那里是鲁迅常去的地方。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朋友。成仿吾和郭沫若同内山完造也是患难之交。大革命失败后，内山完造同成仿吾曾一块儿掩护郭沫若离沪赴日。因此，他到书店找内山完造，要内山完造帮助他同鲁迅联系。内山完造答应了。
不久，内山完造告诉成仿吾，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书店附近的一家白俄咖啡馆里会面。鲁迅在同成仿吾约好见面的同时，也约茅盾一起见面。鲁迅派人给茅盾送信。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日午后二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当茅盾准时来到咖啡馆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成仿吾。”鲁迅说。“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打过不少笔墨官司，但却从未见过面，且前两年又听说他去根据地了。“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人，郑伯奇忙起身打招呼。来人正是成仿吾。鲁迅和茅盾也都迎上去热情地和成仿吾握手。鲁迅还亲切地问：“从家里来吧?”成仿吾明白鲁迅的话，作了肯定的回答。坐下后，他低声对鲁迅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一个党内的朋友。”鲁迅说：“你来得正好，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过几天他走了就困难了。”
成仿吾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根据地病故了。”“什么?不可能!”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以后，工作十分繁重，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说。“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急切地问。“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想起自己是弟弟的入党介绍人，如今弟弟却在革命斗争中病故了，茅盾犹如万箭攒心，禁不住潸然泪下。1931年4月，沈泽民西装革履，张琴秋则旗袍烫发，来向母亲兄嫂辞行，说他们要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工作。“到了那里就到了自由的天地，在自己的地区工作，将是何等的快活!”沈泽民夫妇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对到根据地去流露出由衷的欢喜。茅盾夫妇和沈泽民、张琴秋互诉亲情，互道珍重。哪里想得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
几个人都默不做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
途中，鲁迅问茅盾：“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啊，太年轻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又走了一会儿，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见到成仿吾的当晚，鲁迅在家里高兴地对妻子许广平说：“今天见到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
成仿吾也曾与鲁迅有过“文字之争”。那是1924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当时，成仿吾是创造社从事文学评论的主将。成仿吾在文章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亦均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
成仿吾还称鲁迅是“有闲，有闲，有闲”的小资产阶级。他说鲁迅“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曾以《‘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等文章来回应批评。
因成仿吾曾称鲁迅三个“有闲”，鲁迅便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三闲集》，“以射仿吾”。后来鲁迅在《呐喊》再版时，删除了成仿吾认为不错的文章《不周山》，希望不要误人子弟。
这场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深深伤害过鲁迅，但鲁迅不计前嫌，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积极帮助成仿吾寻找党组织。鲁迅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成仿吾。成仿吾说：“这就是伟大的鲁迅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组织部部长的黄阶然得知成仿吾在找党组织后，第二天即派高文华去同他接头，并把他从旅馆接出来，转移到一个印刷工人家里去住。上海分局听了成仿吾的汇报后，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中央。很快，中央回电，要成仿吾于1934年1月10日以前赶到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由于前一批由上海去瑞金的同志在汕头被捕，交通员就问成仿吾还去不去。成仿吾斩钉截铁地回答：“去!”于是，成仿吾被党组织送上客轮，前往中央根据地。
1934年1月11日，成仿吾到达了瑞金。随即，成仿吾参加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大会秘书长邓颖超出来接待他，要他把旧棉袍脱下，穿上红军军装去参加会议。成仿吾走进会场后，周恩来介绍说：“鄂豫皖的代表到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成仿吾在会上发了言。
之后，中央专门组织了由周恩来、张闻天、李维汉、王稼祥等参加的会议，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汇报中，成仿吾讲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并要求中央派干部到鄂豫皖根据地，加强那里的工作。鲁迅对自己的帮助，他也向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鄂豫皖的代表，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分工搞教育。以后，他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成仿吾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1934年4月，周恩来听了成仿吾的汇报以后，决定将程子华调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周恩来找程子华谈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
周恩来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进行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困难。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红军继续被削弱，以致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恩来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易于争取，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充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程子华去鄂豫皖根据地之前，曾几次找成仿吾了解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1934年8月28日，程子华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并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转移时，鄂豫皖省委决定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向平汉铁路以西开始了长征。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陕甘根据地的永坪镇，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贡献。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了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鄂豫皖地区一直有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活动，革命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