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病人而言，宜“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于国家而言，当“不治已乱治未乱”，治国和治病原理相通。治早治小、固本培元、综合辨证、预防为主……中医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值得今人借鉴。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
　　《扁鹊见蔡桓公》是中国古典散文中的名篇，出自《韩非子·喻老》。《史记·老子申韩列传》指出申子（即申不害）、韩子（即韩非子）深受老子影响，《喻老》即是通篇运用寓言故事来解释老子《道德经》。这篇短文将中医望、闻、问、切之“望诊”展示得神乎其神，让人叹为观止;它用医学的小故事，讲老子的大道理：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故曰：“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细也。故曰：“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病不治，卒成大病。小祸不除，终成大灾。古人说防微杜渐，就是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扁鹊很早就看到病症，并提出治疗意见，如能早治，并非大事难事，但这一先见之明被刚愎自用的蔡桓公拒绝，最终蔡桓公因小病转重而不治身亡。
　　扁鹊的故事不止于此。《鹖冠子·世贤》还有一则：
　　（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侯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
　　扁鹊兄弟三人都是名医，长兄医术最高，但治病于病情微末未发之际，所以声名不出于家;二哥治病在病情初显之时，所以名声不出乡里;扁鹊则往往施治于大病已成、性命垂危之际，故天下皆知。然而，若论境界，扁鹊兄长远在扁鹊之上。
　　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这是中国古代对医者的基本要求。作为我国中医理论的总纲，《黄帝内经》是医经之首，既是一本医书，又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书中讲道：“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而求医，就像口渴了才去凿井，开战时才铸造兵器一样。然而也有人就像蔡桓公一樣讳疾忌医，只有在大病发作时，才猛然醒悟，却往往重病难治，悔之晚矣。重养生、重预防，“不治已病治未病”，这一准则被历代医学大家奉为圭臬。当代名医陆广莘先生说：“上医治未病之病，谓之养生;中医治欲病之病，谓之保健;下医治已病之病，谓之医疗。”扁鹊的兄长就是所谓的上医。
　　对于病人而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于国家而言，是“不治已乱治未乱”，治国和治病原理相通。“药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在孙思邈看来，最一流的医生治理国家，第二流的医生治理人心，第三流的医生才去治病。治国事关天下人的福祉，善莫大焉。“医圣”张仲景辞去长沙太守之职，回乡行医时就曾感叹：“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那么，中医之理和治政之道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概括来讲，中医讲求整体和辨证。首先，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应遵循“天人相应”和“天人合一”，人和天地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次，每个人的身体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身体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实现身体的整体功能;第三，每一个病症都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因此中医会出现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情形。真正的中医大师是通天地、通人心、通病症的。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是一种综合而辩证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
　　国家和人一样，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国家的基础也不同，对症下药时自然不能千篇一律。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开出了“休克疗法”的药方，根据“华盛顿共识”，同时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这一做法使俄罗斯陷入了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苏联时期俄罗斯原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妄图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自由市场的大厦。相反，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保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如同治病，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手术强度是有限的，如果不顾体质情况，强行手术，不仅不能使病人尽快康复，反而会造成身体的巨大损伤。中医的重要支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主张“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十分强调脾胃的重要作用，主张通过脾胃的调和濡养，协调解决各种病症。脾胃是“后天之本”，有受纳食物，消化和运输水谷，化出五味营养以养全身和统摄血液等功能。人出生后，有赖于脾胃功能的健全，摄入的营养才能消化、吸收，输送到全身，才能保证机体的正常发育和能量的需要。因此，脾胃功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生命的盛衰。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不损伤“脾胃”下推进的“增量改革”，原有的经济活动继续滋养，通过“调理”，新的经济（如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成分）异军突起，国家元气充沛，各项改革才能逐步开展。
　　又如，中医的辨证疗法讲求“八纲”，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之一。八纲辨证，是将“望、闻、问、切”四诊得来的资料，根据人体正气的盛衰、病邪的性质，将病症归纳为八类证候，阴阳协调是治病的根本宗旨。阴虚与阳虚是人体脏腑阴阳亏损病变产生的证候。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阴阳要维持相对的平衡，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一旦阴阳失去这种相对平衡，就会发生阴阳盛衰的变化，从而产生疾病。经济活动也是如此，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一种经济现象，是指在经济相对萎缩时期，物价总水平较长时间内持续下降，货币不断升值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社会总供给。一个健康的经济状态应该是“阴阳协调”，总供给和总需求相匹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也是如此。
　　再如，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需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当经济发展出现低迷时，通过大规模投资进行刺激，尽管在短时期内有成效，但从长期来看，对于经济发展很可能弊大于利。以房地产为例，疯狂发展可能带动关联产业和土地税收的一时飞涨，但是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过度建设对于经济整体的负面作用迟早会凸显出来。这就如同一个人身体不适，如果不分虚实，一味进补，有可能适得其反，破坏身体平衡，引发更多的病症。仅以人参为例，它能大补元气，生津安神，但多食反而会引起体内功能紊乱，出现口腔溃疡、鼻出血、胸闷心烦、胃部胀闷、食欲减退、大便秘结等症状，甚至导致腹泻、失眠，引起更为严重的恶果。
　　医理和治道之间相通相和的地方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治早治小、固本培元、综合辨证、预防为主，这些中医的核心理念尤其值得今人借鉴。平时多读一点经典的中医理论著作，不仅有利于养成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而且会极大地有助于开拓思路，训练思维，更好地治国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