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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期间,以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下简称《敦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队阵地反复广播,对瓦解杜聿明集团起了重要作用。这篇文章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令人没想到的是,最近新华社老记者庄重说自己是该文作者。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种说法不能让人信服。先从我的一段亲身经历说起吧。
毛主席这篇《敦降书》由新华社记者陈其五起草
刻骨铭心的往事并不如烟,不会瞬息飘散湮灭,而会终生深藏脑海,不时翻腾回旋。记得,那是60多年前,即1948年底,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节节推进之际,我在华北解放区河北正定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小时读报,学习当天收到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是用土黄纸竖排印刷的,每天只出两版或四版,头版是最重要的新闻。12月底有一天(近日查明是22日)头版头条登出“中共中央驰电祝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伟大胜利”的消息,同时在头版左中位置发表新华社淮海前线17日电:“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本日(即17日)发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全文如下。”报纸的三行标题是“不投降就要被消灭!/我中原及华东司令部/劝杜聿明等部队速投降”。全部电文只有约800字,指出敌军已处于山穷水尽地步,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生路。我们学习之后都认为这篇《敦降书》写得简明、真切、有力,都认为发布之后对于瓦解淮海前线敌军会起鼓动作用。后来从1949年1月份的报上报道得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员杜聿明被我军俘获(杜聿明后来在回忆文章《突围无望 潜逃被俘》中承认,当年“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终还是由自己阶级本质决定了自己的顽固性”,不肯向人民投降,结果被俘),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被我军击毙,只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逃跑。我军通过广播劝降书,放宣传弹,火线喊话,派遣战俘或投降人员劝降,释放俘虏等政治思想手段和政策心理攻势,到1月4日争取到敌军1.3万余人投降。杜聿明后来供认:解放军的攻心战术“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可见《敦降书》的威力所在。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华北大学就奉命迁入故都。3月5日进城后我就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开始在华北大学、随后在新中国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学工作。1960年9月下旬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逐篇认真学习时发现当年在报上读过的《敦降书》已收入书中,标题改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题解中写明“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重新学习之后,我认为这篇檄文明之以势(讲明当时淮海前线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八方被围困的瓮中之鳖的严峻局势),晓之以理(使之知道已经无法突围的道理),动之以情(要军官们体恤其部下和家属的生命),指之以路(指明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本军可保证其官兵的生命安全,给予生路)。这的确是一篇讲形势、讲情理、讲政策的佳作。
天有不测风云。万万没有料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自己也成为被劝降的对象。我校中共党史系胡华教授和我都被红卫兵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红卫兵们不时向我们宣读《毛选》中的《敦降书》,要我们彻底交代问题,向人民投降。当时我们真感到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夏天教育部政教司在上海举办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约请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吴黎平、我校胡华教授和我等到会作专题报告。我们坐飞机到上海后,8月5日下午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人夏征农、陈沂、罗竹风等同志接见并且宴请我们。席间谈及毛主席的文章有些是由别人代为起草,经毛主席修改审定后发表的。政治领袖日理万机,文稿经他授意由别人代为起草,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罗竹风当场绘声绘色地谈到一件胡华和我前所未闻的奇特而又可悲可笑的怪事。我紧挨罗竹风右边就坐,听得非常清楚。他说:《毛选》第四卷中有一篇《敦降书》,这是当年淮海前线新华社记者陈其五起草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其五挨批斗时造反派向他宣读毛主席这篇文章,逼迫他交待问题。陈其五这个人心直口快,他当场声明这篇文章就是组织上要他起草上报的,立即遭到造反派厉声训斥:“你狗胆包天,胆敢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说成是你写的。”于是他又被加重罪行被迫低头弯腰认罪。我回到北京后,在20世纪80 — 90年代,曾经多次同好几位亲近的朋友谈起这件奇闻轶事。
最近另有新华社老记者庄重同志发表文章说《敦降书》是他写的,而不是陈其五写的。于是我才感到很有必要进一步查证罗竹风所说是否可靠。我除了翻阅手边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之外,还请我带的博士生张万杰、韩冰从网络上搜寻有关罗竹风与陈其五的资料。其中关键性的资料还到国家图书馆借阅典籍核实。罗竹风(1911—1996),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山东平度人,193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回山东在中学任语言教员。1937年投笔从戎,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加入中共,历任平度县县长、山东大学军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和上海宗教处处长、上海社科联主席、《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辞典》主编。1963年张春桥等人借狠整陈其五之机对他也进行专场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惨遭毒打。陈其五(1914—1984),宣传家,安徽巢县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中共,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参加过孟良崮、淮海等战役。据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安徽省志》 (人物志)第66卷记载:他“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该文于1948年12月27日发表[应是17日发表——引者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见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493页)。我以为国家出版社正规出版物中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新中国成立后陈其五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63年遭到张春桥等人推行“左”倾路线的打击,1965年被错误开除党籍,调为江苏农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年后经复查给予平反,恢复党籍。1981年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虽然身患癌症,他依然坚持工作,1984年9月因公出差途中突然发病逝世。罗竹风与陈其五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长期忧乐同怀、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上述罗竹风所说陈其五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被劝降时敢于直言《敦降书》是他起草的,应该说是他亲自听陈其五口吐真情,而不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新华社老记者庄重自称是《敦降书》作者难以服人
去年7月,我的一位好友读到他订阅的《炎黄春秋》第7期后,来电话告诉我:“有人发表文章说《毛选》中的那篇文章是他写的,跟你过去说过的不是同一个人。”当时由于我忙于别的工作,并没有及时去细究此事。后来我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参加一次座谈会时要了一本这一期我没有收到的杂志。读后才知道92岁高龄、有70多年党龄的新华社老记者庄重同志在《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的作者》一文中(以下简称《庄文》),说《敦降书》“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他说:起草广播词劝降书的任务是粟裕将军于1948年12月17日交给他的,他当天就写好上交,经毛主席把题目由“劝”改为“敦促”以及作了几处技术性修改后,当天新华社总社就播出。《庄文》说:“第二天(即12月18日)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我认为此说并不符合事实。如上所述,我查到当年报上刊登的新华社播发稿就是用“劝”,到1960年此稿收进《毛选》第4卷时才改为“敦促”。
《庄文》开头就对《毛选》收入该文表示不解和不满。他说:“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毛选》第4卷是1960年9月下旬出版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庄文》还披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曾于80年代中期对庄重解释为什么把《敦降书》收入《毛选》。“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我认为成一同志讲的这两点有一定道理。请看《敦降书》中的这样一段话:“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这难道不是毛主席特长独有的既幽默而又睿智的风格和笔法吗?依我臆见,这个形象生动的反诘性的重要论断,极有可能是毛主席审稿时添加进去的。这绝非如《庄文》所说,只是“技术性的修改”。既然当初毛主席给粟裕的电报中已经写明:“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稿……电告我们修改播发。”那么粟裕将军上报的广播稿经毛主席修改和补充后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播发的文稿,收入《毛选》第四卷,应该说是可以的。一个人如果奉命起草的文稿经过毛主席作了重要修补后收入《毛选》,那是很光荣的事情。当今如果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情况就足够了,何必去争著作权呢?
《庄文》 除了不同意把《敦降书》收入《毛选》外,还重点批驳了叶永烈的说法。《庄文》说:“更荒唐的是著名文学传记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原来叶永烈在一本传记中具体写到陈其五的生平以及他起草的《敦降书》已被收入《毛选》,此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等等。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上述罗竹风同我谈过的奇闻轶事。我与庄重同志素不相识,于是从炎黄春秋杂志社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后,就冒昧地同他通电话,向他通报1979年罗竹风对我所述的情况,说明叶永烈书中所写基本上与我所述一致。同时我还问他:叶永烈对他的批驳有何反映?他告诉我:叶永烈已在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第10期发表文章申辩。
我当即找到叶公这篇题为《究竟谁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文章。文中说明:他是在1988年出版的《张春桥传》中连带提到陈其五其人其事,因为张、陈二人有深刻矛盾,“张春桥在打倒陈其五之后取而代之,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书中写陈其五的“依据来自1986年2月26日对陈其五夫人冯剑的采访。当时的采访笔记和录音带我至今仍保存着,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不能说叶永烈所写有什么荒唐之处。不过冯剑对叶永烈所谈的论据,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冯剑说:“现在保存着的《敦降书》原稿上有两种笔迹,一种是陈其五起草的笔迹,一种是毛泽东修改的笔迹。”《庄文》不赞成这种说法,并说当年在新华总社收听淮海前线上报的密电时,作记录的是孙书明,保留下来的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我赞成《庄文》的这个说法,当年并没有“特快专递”,陈其五起草的手稿肯定是用电报发往西柏坡党中央的。毛主席一定是在电报译稿上进行修改后播发的,其中就不可能有陈其五的笔迹。如果是陈其五本人在淮海前线收听到新华社播发稿后对照其原稿进行修改的,那就全是陈其五自己的笔迹,决不可能有毛主席的笔迹。如果是别人对照陈其五的原稿进行修改,那也是别人的笔迹,也不可能有毛主席的笔迹。陈其五夫人冯剑所说的兼有陈其五与毛主席两人笔迹的手稿,究竟有何根据,尚不得知。《庄文》还说,庄重自己起草的文稿当年是亲手交给张震参谋长,从军台发到西柏坡,原稿连同其他档案资料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洞中阴暗潮湿,天长日久,“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这就是说庄重同志写的原稿也已荡然无存了。
可见现在都没有陈其五或庄重的手稿作为真实的物证。但是根据上述情况,我以为很可能当年由于情况紧急,粟裕将军把毛主席来电要求起草劝降书口语广播稿的任务分别交给陈其五和庄重两个人分头起草,最后上报采用的是陈其五的手稿。所以第二天收听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时,陈其五能拿着自己的底稿对照,细看总社作了哪些修改。只有到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后,他才能明确是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陈其五在1965年被开除党籍后,处于“文化大革命”逆境中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他都敢于直言不讳地一再对人说《敦降书》是他起草的。那时粟裕将军和很多当事人都健在。这一点还写进了1999年出版的《安徽省志》。粟裕将军和陈其五副部长都于1984年逝世,庄重同志如果早在他们生前提出,岂不是既有非常得力的人证,又可以与陈其五对话讲清楚此事吗?
最近我见到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同他谈起此事时他似乎有所了解。他说:是否也有可能当年陈其五抄录并且略为修改了庄重的起草稿,然后作为自己的文稿上报的。我认为显然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庄文》已经写明:庄重当年的领导人是沈定一,而不是陈其五,所以庄重不可能把起草稿上交给陈其五;而且庄重说起草稿是他亲自交给张震参谋长的。
《庄文》最后明示:“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我以为,庄文这一做法缺少可靠的物证和得力的人证,而且《敦降书》当年是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和口气发表的,即便没有收入《毛选》,当今也不便作为个人作品收入自己的文集,何况毛主席还对原稿作了好几处修改、甚至很重要的修改呢?有众多的“笔杆子”都为领导机关或领导人起草过大量文稿,其中不少都已收入有关文集,实在没有必要去争著作权,也没有必要再作为个人作品收进个人文集。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
毛主席这篇《敦降书》由新华社记者陈其五起草
刻骨铭心的往事并不如烟,不会瞬息飘散湮灭,而会终生深藏脑海,不时翻腾回旋。记得,那是60多年前,即1948年底,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正在节节推进之际,我在华北解放区河北正定县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小时读报,学习当天收到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那时的报纸是用土黄纸竖排印刷的,每天只出两版或四版,头版是最重要的新闻。12月底有一天(近日查明是22日)头版头条登出“中共中央驰电祝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伟大胜利”的消息,同时在头版左中位置发表新华社淮海前线17日电:“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本日(即17日)发出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诸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全文如下。”报纸的三行标题是“不投降就要被消灭!/我中原及华东司令部/劝杜聿明等部队速投降”。全部电文只有约800字,指出敌军已处于山穷水尽地步,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生路。我们学习之后都认为这篇《敦降书》写得简明、真切、有力,都认为发布之后对于瓦解淮海前线敌军会起鼓动作用。后来从1949年1月份的报上报道得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员杜聿明被我军俘获(杜聿明后来在回忆文章《突围无望 潜逃被俘》中承认,当年“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终还是由自己阶级本质决定了自己的顽固性”,不肯向人民投降,结果被俘),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被我军击毙,只有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逃跑。我军通过广播劝降书,放宣传弹,火线喊话,派遣战俘或投降人员劝降,释放俘虏等政治思想手段和政策心理攻势,到1月4日争取到敌军1.3万余人投降。杜聿明后来供认:解放军的攻心战术“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可见《敦降书》的威力所在。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华北大学就奉命迁入故都。3月5日进城后我就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开始在华北大学、随后在新中国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学工作。1960年9月下旬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们逐篇认真学习时发现当年在报上读过的《敦降书》已收入书中,标题改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题解中写明“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重新学习之后,我认为这篇檄文明之以势(讲明当时淮海前线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八方被围困的瓮中之鳖的严峻局势),晓之以理(使之知道已经无法突围的道理),动之以情(要军官们体恤其部下和家属的生命),指之以路(指明只要他们放下武器,本军可保证其官兵的生命安全,给予生路)。这的确是一篇讲形势、讲情理、讲政策的佳作。
天有不测风云。万万没有料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自己也成为被劝降的对象。我校中共党史系胡华教授和我都被红卫兵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斗。红卫兵们不时向我们宣读《毛选》中的《敦降书》,要我们彻底交代问题,向人民投降。当时我们真感到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夏天教育部政教司在上海举办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约请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吴黎平、我校胡华教授和我等到会作专题报告。我们坐飞机到上海后,8月5日下午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人夏征农、陈沂、罗竹风等同志接见并且宴请我们。席间谈及毛主席的文章有些是由别人代为起草,经毛主席修改审定后发表的。政治领袖日理万机,文稿经他授意由别人代为起草,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罗竹风当场绘声绘色地谈到一件胡华和我前所未闻的奇特而又可悲可笑的怪事。我紧挨罗竹风右边就坐,听得非常清楚。他说:《毛选》第四卷中有一篇《敦降书》,这是当年淮海前线新华社记者陈其五起草的。“文化大革命”中陈其五挨批斗时造反派向他宣读毛主席这篇文章,逼迫他交待问题。陈其五这个人心直口快,他当场声明这篇文章就是组织上要他起草上报的,立即遭到造反派厉声训斥:“你狗胆包天,胆敢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说成是你写的。”于是他又被加重罪行被迫低头弯腰认罪。我回到北京后,在20世纪80 — 90年代,曾经多次同好几位亲近的朋友谈起这件奇闻轶事。
最近另有新华社老记者庄重同志发表文章说《敦降书》是他写的,而不是陈其五写的。于是我才感到很有必要进一步查证罗竹风所说是否可靠。我除了翻阅手边的《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之外,还请我带的博士生张万杰、韩冰从网络上搜寻有关罗竹风与陈其五的资料。其中关键性的资料还到国家图书馆借阅典籍核实。罗竹风(1911—1996),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山东平度人,193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回山东在中学任语言教员。1937年投笔从戎,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加入中共,历任平度县县长、山东大学军代表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和上海宗教处处长、上海社科联主席、《辞海》常务副主编、《汉语大辞典》主编。1963年张春桥等人借狠整陈其五之机对他也进行专场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惨遭毒打。陈其五(1914—1984),宣传家,安徽巢县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中共,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淮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参加过孟良崮、淮海等战役。据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安徽省志》 (人物志)第66卷记载:他“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该文于1948年12月27日发表[应是17日发表——引者注],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对瓦解国民党军起着重要的宣传作用”(见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493页)。我以为国家出版社正规出版物中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新中国成立后陈其五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63年遭到张春桥等人推行“左”倾路线的打击,1965年被错误开除党籍,调为江苏农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残。1978年后经复查给予平反,恢复党籍。1981年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虽然身患癌症,他依然坚持工作,1984年9月因公出差途中突然发病逝世。罗竹风与陈其五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长期忧乐同怀、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上述罗竹风所说陈其五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被劝降时敢于直言《敦降书》是他起草的,应该说是他亲自听陈其五口吐真情,而不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新华社老记者庄重自称是《敦降书》作者难以服人
去年7月,我的一位好友读到他订阅的《炎黄春秋》第7期后,来电话告诉我:“有人发表文章说《毛选》中的那篇文章是他写的,跟你过去说过的不是同一个人。”当时由于我忙于别的工作,并没有及时去细究此事。后来我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参加一次座谈会时要了一本这一期我没有收到的杂志。读后才知道92岁高龄、有70多年党龄的新华社老记者庄重同志在《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的作者》一文中(以下简称《庄文》),说《敦降书》“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他说:起草广播词劝降书的任务是粟裕将军于1948年12月17日交给他的,他当天就写好上交,经毛主席把题目由“劝”改为“敦促”以及作了几处技术性修改后,当天新华社总社就播出。《庄文》说:“第二天(即12月18日)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我认为此说并不符合事实。如上所述,我查到当年报上刊登的新华社播发稿就是用“劝”,到1960年此稿收进《毛选》第4卷时才改为“敦促”。
《庄文》开头就对《毛选》收入该文表示不解和不满。他说:“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毛选》第4卷是1960年9月下旬出版的(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庄文》还披露: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曾于80年代中期对庄重解释为什么把《敦降书》收入《毛选》。“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我认为成一同志讲的这两点有一定道理。请看《敦降书》中的这样一段话:“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这难道不是毛主席特长独有的既幽默而又睿智的风格和笔法吗?依我臆见,这个形象生动的反诘性的重要论断,极有可能是毛主席审稿时添加进去的。这绝非如《庄文》所说,只是“技术性的修改”。既然当初毛主席给粟裕的电报中已经写明:“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稿……电告我们修改播发。”那么粟裕将军上报的广播稿经毛主席修改和补充后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播发的文稿,收入《毛选》第四卷,应该说是可以的。一个人如果奉命起草的文稿经过毛主席作了重要修补后收入《毛选》,那是很光荣的事情。当今如果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情况就足够了,何必去争著作权呢?
《庄文》 除了不同意把《敦降书》收入《毛选》外,还重点批驳了叶永烈的说法。《庄文》说:“更荒唐的是著名文学传记作家叶永烈竟然绘声绘色地说,《敦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原来叶永烈在一本传记中具体写到陈其五的生平以及他起草的《敦降书》已被收入《毛选》,此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等等。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上述罗竹风同我谈过的奇闻轶事。我与庄重同志素不相识,于是从炎黄春秋杂志社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后,就冒昧地同他通电话,向他通报1979年罗竹风对我所述的情况,说明叶永烈书中所写基本上与我所述一致。同时我还问他:叶永烈对他的批驳有何反映?他告诉我:叶永烈已在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第10期发表文章申辩。
我当即找到叶公这篇题为《究竟谁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文章。文中说明:他是在1988年出版的《张春桥传》中连带提到陈其五其人其事,因为张、陈二人有深刻矛盾,“张春桥在打倒陈其五之后取而代之,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书中写陈其五的“依据来自1986年2月26日对陈其五夫人冯剑的采访。当时的采访笔记和录音带我至今仍保存着,可以作为证据”。所以不能说叶永烈所写有什么荒唐之处。不过冯剑对叶永烈所谈的论据,有一点令人难以置信。冯剑说:“现在保存着的《敦降书》原稿上有两种笔迹,一种是陈其五起草的笔迹,一种是毛泽东修改的笔迹。”《庄文》不赞成这种说法,并说当年在新华总社收听淮海前线上报的密电时,作记录的是孙书明,保留下来的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我赞成《庄文》的这个说法,当年并没有“特快专递”,陈其五起草的手稿肯定是用电报发往西柏坡党中央的。毛主席一定是在电报译稿上进行修改后播发的,其中就不可能有陈其五的笔迹。如果是陈其五本人在淮海前线收听到新华社播发稿后对照其原稿进行修改的,那就全是陈其五自己的笔迹,决不可能有毛主席的笔迹。如果是别人对照陈其五的原稿进行修改,那也是别人的笔迹,也不可能有毛主席的笔迹。陈其五夫人冯剑所说的兼有陈其五与毛主席两人笔迹的手稿,究竟有何根据,尚不得知。《庄文》还说,庄重自己起草的文稿当年是亲手交给张震参谋长,从军台发到西柏坡,原稿连同其他档案资料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洞中阴暗潮湿,天长日久,“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这就是说庄重同志写的原稿也已荡然无存了。
可见现在都没有陈其五或庄重的手稿作为真实的物证。但是根据上述情况,我以为很可能当年由于情况紧急,粟裕将军把毛主席来电要求起草劝降书口语广播稿的任务分别交给陈其五和庄重两个人分头起草,最后上报采用的是陈其五的手稿。所以第二天收听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时,陈其五能拿着自己的底稿对照,细看总社作了哪些修改。只有到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后,他才能明确是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的。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陈其五在1965年被开除党籍后,处于“文化大革命”逆境中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他都敢于直言不讳地一再对人说《敦降书》是他起草的。那时粟裕将军和很多当事人都健在。这一点还写进了1999年出版的《安徽省志》。粟裕将军和陈其五副部长都于1984年逝世,庄重同志如果早在他们生前提出,岂不是既有非常得力的人证,又可以与陈其五对话讲清楚此事吗?
最近我见到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同他谈起此事时他似乎有所了解。他说:是否也有可能当年陈其五抄录并且略为修改了庄重的起草稿,然后作为自己的文稿上报的。我认为显然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庄文》已经写明:庄重当年的领导人是沈定一,而不是陈其五,所以庄重不可能把起草稿上交给陈其五;而且庄重说起草稿是他亲自交给张震参谋长的。
《庄文》最后明示:“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我以为,庄文这一做法缺少可靠的物证和得力的人证,而且《敦降书》当年是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和口气发表的,即便没有收入《毛选》,当今也不便作为个人作品收入自己的文集,何况毛主席还对原稿作了好几处修改、甚至很重要的修改呢?有众多的“笔杆子”都为领导机关或领导人起草过大量文稿,其中不少都已收入有关文集,实在没有必要去争著作权,也没有必要再作为个人作品收进个人文集。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