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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几经波折，我（叶永烈）才终于采访到了陈伯达。
刑满后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陈伯达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时才八、九岁，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看新闻藏书过万册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居住的四合院，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那时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顶。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要求采访不要录音
采访中我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兩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去世前几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几经波折，我（叶永烈）才终于采访到了陈伯达。
刑满后与家人生活在一起
陈伯达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由于事先打好招呼，尽管陈家大门紧闭，但是，他的儿子陈晓农知道我来了，也就开了门。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时才八、九岁，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寻访陈小弟，他是一个书生。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唯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看新闻藏书过万册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他过去居住的四合院，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那时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我随手记下他的书橱里的书：《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顶。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他坐在沙发上，跟我打招呼。他事先知道我要来采访，也看过我的作品，知道我的情况。
要求采访不要录音
采访中我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
这一提问，是我事先想好的，我选择了一个他最乐于回答又最能回答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倘若问他“怎么与林彪勾结”之类问题，那么非砸锅不可。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兩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两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他去世前几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历史在这里沉思：我的书房“沉思斋”》叶永烈/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