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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历程与生物进化的轨迹非常相似，都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经济体或企业就像一个物种，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能够在经济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一定发生了某种“基因突变”，适应了新的市场需求。引发经济体“基因突变”实现跨越的因素有很多，科技进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推动繁荣的科技变革
科技史表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都较为分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只有到了相互竞争的商品经济时代，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两个结果，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市场需求的扩张，科技进步的速度才日益加快。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圈地运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那些失地农民进入手工工场变成了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
广阔的国内市场加上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市场强烈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蒸汽机车、蒸汽轮船出现，引发了纺织、运输等传统行业的巨大变革，同时催生了机器设备、铁路等新兴产业，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劳动。
从此以后，受益于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总能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比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机械化的蒸汽时代进入自动化的电气时代。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蒸汽机，创造了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二战前后出现了多次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和1948年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自动化的电气时代进入智能化的电子时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从智能化的电子时代进入到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电子商务和移动通讯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计划”、“法案”、“战略”，暗战新兴产业，力求在全球经济重构中占得先机。新能源、物联网、低碳经济等产业都被寄予厚望。突破边界的经济演化
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英国连续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原因，恰恰就是效率提升造成的产能过剩。
1764年珍妮纺纱机被发明，纺织业的效率提高了20倍，1785年后瓦特蒸汽机迅速应用到棉纺织业。于是英国纺织业的产能大大超过当时当地的消费能力，终于在1788年爆发经济危机，产品大量积压，商家打折抛售，破产事件增加50％，工人大量被解雇。时隔4年之后，英国纺织工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又一次超过了社会吸纳能力，爆发了1793年的经济危机。
英国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降低价格、加大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后来这一招被其他新兴国家不断效仿。其实这时候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表现形式从贸易全球化逐渐演变为金融全球化，再从货币金融全球化逐渐演变为金融衍生品全球化。
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主要体现在交通工具的飞跃上，比如铁路、远洋轮船和飞机，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则主要体现在通信手段的飞跃上，比如电报、电话和网络。前者决定了经济活动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后者决定了经济活动以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利用一定资源尽可能多生产出产品，完全是货物。资本追求的是生产效率，效率就是利润。所以总是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用汽车替代马车，用电灯替代蜡烛，就可以引导经济走出低谷。此时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就是扩大市场范围。传统贸易主要是有形商品和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成本部分取决于交通。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无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重要。比如1987年华尔街大崩溃使得休闲娱乐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此时知识经济成为主流，关键是创新的知识产权。当信息以光速传播的时候，运输的问题不再重要了，电影、音乐、软件等商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消费者可以自己上网下载一个免费的win7试用版，随后再购买激活码取消相应限制。同时，金融体系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资本不再紧盯生产效率和利润，开始追求“风险”的收益，于是金融衍生品泛滥。
在此背景下，不管主导未来经济的新兴产业是什么，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老问题。信息的高效流动使得全球市场一起洞开，看上去遍地是需求，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就行了。其实不然，全球化的市场扩张边界已经出现，我们暂时还不能把纺織品卖到火星去。而信息的流动使得生产技术快速流传开来，仿制品和替代品将很快充斥市场。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这些后来者的竞争，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最终科技进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也将远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速度，产能过剩将是永远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拉推兼容的需求逻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这里“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
每个时代，个人和社会都会存在一些潜在需求的集合，而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提供一个可能的新产品集合。企业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发现这两个集合的交集，找出一种可以被开发的产品来引导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潜在需求。
需求在市场的末端拉动，科技创新在产业的起点推动，只有这两个力汇聚在一起，才有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前常常讨论的供应链管理就是推动式的，以制造产品为核心。此时企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多少消费者购买，也不知道消费者想以什么价格买什么商品以及购买多少。如果可以从市场末端出发，搜集到消费者的规模需求，及时反馈给研发、设计、生产部门，制造出使顾客满意的产品，就可以避免这“五不知”，减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
当然，需求者可能不明白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具体是什么，但肯定知道自己的部分欲望没有被满足。即使普通消费者对现有的液晶电视机表示很满意，肯定还有部分人想要更先进的立体电视，甚至想不戴3D眼镜就体验虚拟现实。当电子计算机被大型企业里的专业工程师操作的时候，不懂计算机语言的普通老百姓只能“被迫”退避三舍，于是微软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开发出Windows操作系统，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个人电脑才开始普及。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周期的产生，主要在于那些没有锁定需求的错误和过度的投资。如果明确知道自己的商品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人购买，只有非理性的傻瓜才会拼命开工生产，增加库存。一旦错误的投资和银行信贷得以消除，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将大大增加。
因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的是探索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将科技研发的最前端与市场应用的最后端融为一体，快速打造完备的产业链条。从“产学研用”到“用产学研”的转变，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科技史表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都较为分散，科学技术的发展步伐非常缓慢。只有到了相互竞争的商品经济时代，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分工导致了两个结果，专业知识的积累和市场需求的扩张，科技进步的速度才日益加快。
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圈地运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那些失地农民进入手工工场变成了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知识，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
广阔的国内市场加上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市场强烈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于是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蒸汽机车、蒸汽轮船出现，引发了纺织、运输等传统行业的巨大变革，同时催生了机器设备、铁路等新兴产业，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劳动。
从此以后，受益于科技革新力量的推动，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总能在战胜重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孕育和成长，并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力量，并在危机过后，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
比如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机械化的蒸汽时代进入自动化的电气时代。内燃机和电动机逐步取代蒸汽机，创造了电力与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产业的发展水平，工业文明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
二战前后出现了多次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和1948年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自动化的电气时代进入智能化的电子时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从智能化的电子时代进入到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电子商务和移动通讯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各种“计划”、“法案”、“战略”，暗战新兴产业，力求在全球经济重构中占得先机。新能源、物联网、低碳经济等产业都被寄予厚望。突破边界的经济演化
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总是正面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英国连续发生了几次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原因，恰恰就是效率提升造成的产能过剩。
1764年珍妮纺纱机被发明，纺织业的效率提高了20倍，1785年后瓦特蒸汽机迅速应用到棉纺织业。于是英国纺织业的产能大大超过当时当地的消费能力，终于在1788年爆发经济危机，产品大量积压，商家打折抛售，破产事件增加50％，工人大量被解雇。时隔4年之后，英国纺织工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又一次超过了社会吸纳能力，爆发了1793年的经济危机。
英国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降低价格、加大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后来这一招被其他新兴国家不断效仿。其实这时候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表现形式从贸易全球化逐渐演变为金融全球化，再从货币金融全球化逐渐演变为金融衍生品全球化。
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主要体现在交通工具的飞跃上，比如铁路、远洋轮船和飞机，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则主要体现在通信手段的飞跃上，比如电报、电话和网络。前者决定了经济活动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后者决定了经济活动以什么样子的方式进行。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利用一定资源尽可能多生产出产品，完全是货物。资本追求的是生产效率，效率就是利润。所以总是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用汽车替代马车，用电灯替代蜡烛，就可以引导经济走出低谷。此时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就是扩大市场范围。传统贸易主要是有形商品和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以成本部分取决于交通。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无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重要。比如1987年华尔街大崩溃使得休闲娱乐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此时知识经济成为主流，关键是创新的知识产权。当信息以光速传播的时候，运输的问题不再重要了，电影、音乐、软件等商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消费者可以自己上网下载一个免费的win7试用版，随后再购买激活码取消相应限制。同时，金融体系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资本不再紧盯生产效率和利润，开始追求“风险”的收益，于是金融衍生品泛滥。
在此背景下，不管主导未来经济的新兴产业是什么，都将面临这样一个老问题。信息的高效流动使得全球市场一起洞开，看上去遍地是需求，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就行了。其实不然，全球化的市场扩张边界已经出现，我们暂时还不能把纺織品卖到火星去。而信息的流动使得生产技术快速流传开来，仿制品和替代品将很快充斥市场。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这些后来者的竞争，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最终科技进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速度，也将远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速度，产能过剩将是永远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拉推兼容的需求逻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这里“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
每个时代，个人和社会都会存在一些潜在需求的集合，而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提供一个可能的新产品集合。企业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发现这两个集合的交集，找出一种可以被开发的产品来引导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潜在需求。
需求在市场的末端拉动，科技创新在产业的起点推动，只有这两个力汇聚在一起，才有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前常常讨论的供应链管理就是推动式的，以制造产品为核心。此时企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多少消费者购买，也不知道消费者想以什么价格买什么商品以及购买多少。如果可以从市场末端出发，搜集到消费者的规模需求，及时反馈给研发、设计、生产部门，制造出使顾客满意的产品，就可以避免这“五不知”，减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
当然，需求者可能不明白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具体是什么，但肯定知道自己的部分欲望没有被满足。即使普通消费者对现有的液晶电视机表示很满意，肯定还有部分人想要更先进的立体电视，甚至想不戴3D眼镜就体验虚拟现实。当电子计算机被大型企业里的专业工程师操作的时候，不懂计算机语言的普通老百姓只能“被迫”退避三舍，于是微软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开发出Windows操作系统，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个人电脑才开始普及。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周期的产生，主要在于那些没有锁定需求的错误和过度的投资。如果明确知道自己的商品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人购买，只有非理性的傻瓜才会拼命开工生产，增加库存。一旦错误的投资和银行信贷得以消除，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将大大增加。
因此，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最重要的是探索市场导向的创新机制，将科技研发的最前端与市场应用的最后端融为一体，快速打造完备的产业链条。从“产学研用”到“用产学研”的转变，势在必行，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