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的繁荣发展，各种类型片纷纷登上舞台一展风采，争奇斗艳，可谓是迎来了国产电影的黄金时代。此时，具有几十年历史底蕴的主旋律电影该如何应对新的市场形势，开拓出既具有波澜壮阔的时代主题又不失真善美的艺术水准的创作新路径，这无疑是主旋律电影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考验。《红海行动》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以36亿票房的优异成绩和绝佳口碑异军突起，再次印证了主旋律影片向新主流方向发展的市场化转型新途。该片以时政化的故事选材、全球化的拍摄取景、科技化的战斗场面、写实化的视听效果等四个标准，取缔了传统主旋律影片的宣教模式，成功激起观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并有效推动了大众消费意愿。港陆通力合作的制作模式充分展现出导演林超贤的动作片功底，人物情感如草蛇灰线般伏行千里，使战斗场景迸发出摧枯拉朽的爆发力。文章将以《红海行动》的艺术创新为突破口，综合分析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风格，以探究过渡时期主旋律影片的市场化转型新方向。
　　一、 从抒情文戏到燃情武戏的风格转向
　　传统主旋律电影如《智取威虎山》等，因其年代特征与宣教功能的要求，不得不将武戏与文戏的比重进行调整，文戏内容大大增加，二者基本属于分庭抗礼的对等关系。随着电影特效技术的发展，主旋律影片在国家意识的主导下吸引了大量市场资金，其武戏场景的品质也有了飞跃，逐渐向“高、精、尖”的科技化战斗过渡，追求国际视角、实景拍摄，更是近年来战争题材影片的主流趋向。《红海行动》的导演林超贤原是动作指导出身，堪称香港警匪类型片的鬼才导演，在创作《证人》系列、《逆战》系列后，他将重心转至国产主旋律影片的拍摄。从边缘化角色的书写，到刻画特战队员这类精英群体，人物视角的改变近乎颠覆了他的个人风格，但林超贤作品中的精髓——利落的故事线、燃情的动作戏，却被该片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
　　该片的情节经过了极度简化处理，削去了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使得故事主干尤为挺拔——蛟龙特战队的八名队员，为撤侨行动而浴血奋战。导演塑造人物的笔法也极为简练，队长杨锐、狙击手顾顺、爆破手徐宏、女机枪手佟莉，这些角色的个性被隐藏在军人身份的共性下，观众在绝大多数时候看到的都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坚毅持重。导演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勾勒出了蛟龙们奋战的英姿，没有过多情感赘述的角色显得十分果敢利落，符合大多数观众对主旋律人物的期待视野。导演刻意削弱叙事力度，为武戏与文戏比重的颠覆埋下了伏笔，在这部片长138分钟的影片中，武戏占比达到全片的3/4以上，高密度、高爆点的动作戏排布，使《红海行动》的情节充满了热血燃情，在引爆观者视听热潮的同时，也改观了文戏空洞流俗的煽情风格。频繁的镜头转场切换，高速的追踪式跟拍，各种尖端装备应接不暇，远距离狙击与近身肉搏的交替出现等，使得该片那无懈可击的动作戏码足以媲美好莱坞战争大片。而坦克、护卫舰、舰艇、运输机、火箭筒等多种武器的出现，更加升格了影片的战斗场景，让观者收获了震撼感官的视听效果。
　　一味追求武戏的宏大场面可能会导致电影走向空心化的极端，在压缩文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情感宣导与表达，决定了电影最终的思想层次。《红海行动》将主人公的情绪符号，自然地安插在每一场冲锋、每一次行动中，用枪械的炮火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宣泄。片中不乏石头的糖、心形的照片等温暖人心的细节，但炮火纷飞的战场早已吞噬了人本能的感情，对训练有素的蛟龙们而言，胜利即是最好的告慰。因此，用细节穿插的方式代替大段文戏，从而为武戏的展开保留空间，导演林超贤的这种布局思路颇具独创性。反观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因时代创作局限，难免一味沉湎于主流思想的直接灌输，而让人产生观影疲劳甚至排拒心理，反而不利于激发观众的激荡豪情。《红海行动》在开拓商业市场的同时不失为对人物身份的话语诠释，从宏观价值观念的宣扬到微观人物情感的把控都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国产主旋律影片探索创作新路的典范。
　　二、 从男性主导到性别淡化的角色转换
　　无论是就林超贤导演的艺术风格，还是以主旋律电影的审美标准而言，《红海行动》这类影片的内核都是“硬朗”的，全程陷在紧张惨烈的战斗中，蛟龙战队的铁血意志、贯穿全片的家国大观，这些元素给观者的感觉始终是严肃、神圣而不可撼动的。在戰争题材冷峻残酷的色调中，军人情怀铸就了钢铁般质感的精神符号，与其对应的人物形象，理所当然是硬朗的、刚强的，这使得男性角色成为了同类题材的主导，女性角色的空间被压缩到一个逼仄的角落里。将传统视角下弱势的女性，置于充满死亡危机的战场上，使其成为男性角色刚毅气质的陪衬，甚至完全无助于情节推进，这种“花瓶”式的女性角色在战争片中不在少数，导致观众已然习惯了女性缺位或被置于保护地位的创作模式。
　　相比之下，该片的确也是一部男性话语占据主体优势的影片，然而导演却大胆地启用女演员拍摄大段武戏，蛟龙特战队中唯一的女“蛟龙”佟莉可以说是影片最出彩的一笔。她板寸 肌肉的造型完全不逊色于任何男性，战斗能力也是全队中数一数二的高手。在队长提议用佟莉交换女人质时，大家一致反对，原因是佟莉更适合肩扛重机枪冲锋在最前线。这样的设定彻底扭转了传统战争片“英雄救美”的两性关系，剥离了束缚女性已久的柔弱标签，当大众习惯性地将战争题材中的女性，看作男性的心理壁垒、家庭港湾、情感眷属时，冷静坚毅的佟莉赋予女性另类的美感，审美特征上的标新立异，同样是《红海行动》的创新之处。
　　作为片中另一位主要女性角色，夏楠的形象则更加贴近现实走向，初登场时的神经质、执拗突显出了女性情绪化的特点。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记者，被血腥场面吓得大口喘息，却比谁都卖力地搜集“黄饼”的线索，为实现定位追踪不惜以命相搏，她近乎苛刻的认真背后，是丈夫孩子惨死于恐怖分子手中的惨痛回忆。“我要和恐怖分子死干到底！”夏楠的嘶吼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平民、女子、手无寸铁，她所传达的生命信号与精神意念却丝毫不逊色于男性。本片颠覆了战争题材的审美传统，用消解性别特征的方式换回了女性角色的苏醒，在大众意识更为开放多元的今天，多种审美意趣的女性形象无疑是对性别平等的助力，夏楠、佟莉等角色实现了当下普泛的女性自主话语与消费意识之间的对接，这同时也是影片重要的“增值点”之一。环顾电影市场的接受群体，不得不承认，女性观众占了绝大部分比重，她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对时代浪潮的主动迎击都佐证了女性意识的真正崛起。因此，《红海行动》对女性观众的感官冲击一定程度上为其赢得了大量的市场。 　　三、 从宣教意识到商业创新的市场转型
　　“主旋律”一词于1987年首次被运用于电影类型范畴，指代国家意识与主流价值主导下的艺术宣传片，这种“轻消费，重宣教”形式的影片一贯践行非市场路线。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内娱乐化、消费化的势头走俏，主旋律影片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脱下空洞的政治说教外衣，变口号式的宣传为大众心理认同，是主旋律电影转型的关键问题。
　　反观近年来欧美战争题材佳作，例如《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等，无一不由真实战役改编，导演却试图在客观史实与传统好莱坞式的故事架构下，寻找内涵层次的突破，为片中人物布下了一出自我救赎、人性考验的心理牌局。对战场真实的呈现、对生死去留的抉择、对反战真谛的追寻、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反思，好莱坞战争片所承载的鲜活情感，让它们在别样的国度依然“叫好又叫座”，这恰好是过去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欠缺之处。国产电影要想寻求出路，定要秉持“拿来主义”的原则取他人之长，弥补自我缺陷，没有人情、一味呐喊式的宣讲注定是苍白无力的。《红海行动》能够在排片份额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逆袭成为贺岁档的头号黑马，已经能够证明观众对本片强烈的情感认同。导演林超贤借鉴了好莱坞战争片的镜头语言，以客观视角打量全局，以动态摄影追踪人物，如此分工既是为了表现宏观视野下冷峻无情的战争场景，更是为了突显“人”的关键性作用。电影开篇舰长有过这样的提問：“你听说过‘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该片对于家国与个人关系的宗论，从一开始便建立于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军人精神上。蛟龙特战队在撤侨行动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危局，无论是最初8人对抗100人的绝地反击，还是最后女机枪手佟莉与恐怖分子的狭路相逢，对角色而言，都是自我较量与心理承重的考验。同类题材电影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抒写不在少数，观众早已对刀枪不入的主人公产生了审美疲劳与质疑心理，该片敢于摒弃英雄的神性，细腻深入地刻画特战队员的“人”性。因此，观众能够看到他们在面对惨烈战场时的不适，在战友牺牲后的脆弱伤感，以及生死抉择时，作为“人”最寻常不过的徘徊不舍。片中角色情感的适时出现，让观者找回了久违的真实，憎恶战争本是常人最自然的心里流露，惧怕死亡也只是人类原始的条件反射。不同于传统战争片为保留英雄情结，而抹杀人物情感的做法，《红海行动》中的蛟龙战队，以伤亡过半的惨烈结局换来侨民的人身安全，在8名队员身上观者看到了捍卫和平的坚定信念，更看到了对生命美好的留恋与眷念。
　　早期主旋律电影往往以真实统帅与虚拟士兵的模式布局，旨在以强大的情节向心力凸显英雄，该片却开创了平民英雄崛起的先例，这是大众文化消费观念的大势所趋。有观点认为大众文化让严肃的英雄形象流于鄙俗，甚至部分平民英雄身上带有审丑的特征。“大众文化以它自己所设定的英雄模式和样式，消解了主流文化所倡导的英雄主义，社会大众在大众文化的英雄模式的诱惑下，也就是对主流文化所宣扬的英雄产生了怀疑。”[1]从这个角度而言，《红海行动》可以说抓住了为平民英雄正名的契机，实现了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的价值融合。8位队员都是镜头下的聚光点，他们践行人道主义、捍卫人性尊严的行动，就是对国家形象的最好书写。影片刻画淡化了意识形态渗透，将国家使命、人民期望等上层建筑的问题，置于舍身忘死的蛟龙队员身后，没有任何隐喻与明确的政治符码，而是通过高密度的战斗场面体现“蛟龙”们誓死保卫人民安全的信念。这样潜移默化的传导方式，充分发挥了主旋律影片应有的爱国教化功能，在不显山露水的影像时空里，完成了对民族自强、家国自信的现实抒写。
　　结语
　　近三年，我国电影市场连续三部现象级主旋律电影《湄公河行动》《战狼2》，以及2018年开年的《红海行动》，几乎占据了同一时段电影口碑、票房与社会关注度的巅峰，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旋律化”[2]的双向演变趋势之所以出现，与国家倡导、与大众选择都是密不可分的。电影市场化的浪潮一度带来了娱乐时代的纷繁喧嚣，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吸纳资本、引流资本的巨大能量，它彻底改变了国产电影的旧有秩序，使自主话语的天平向大众不断倾斜。主旋律主动向观众靠拢并获取心理和解，市场化转型的努力将传统题材、传统风格与新时代的观影要求密切结合，共同造就了“新主流电影”的横空出世。《红海行动》的成功也必将为这个新生类型注入一剂强心剂，在自身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带给后来者无限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阐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2]路春艳，王占利.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与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J].当代电影，2013（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