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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新青年》
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其宗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志也”，“只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由于陈独秀不涉“时政”和“不党”的双重声明，以及他切实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参加到《新青年》当中来，使改造国民性为主流的文化启蒙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其成员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一面提倡白话文学运动，一面输入西方学说，批判文言文，批判旧文学，批判旧道德，引发了新旧思想的冲突，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思想。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新青年》创刊初期，陈望道正在日本留学，他被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所感染，积极关注国内运动发展。他不仅阅读《新青年》，还在他所作的《横行与标点》一书中建议《新青年》编者将该刊曾提出的改直行为横行、使用新式标点的倡议尽快付之实行，并鼓励《新青年》“诸子既以革命为帜，我很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态度颇为激烈。这可以说是陈望道与《新青年》关系的开始。
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浙江一师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鲁迅、沈均儒、李叔同、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先后在此任教。在校长经亨颐先生的倡导下，浙江一师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陈望道与国文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积极进行国文教学改革，在教学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在教学内容上大力批判封建旧思想，宣传新文化新道德，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发起的国文教育改革遭到省教育厅反对，校长被撤换，师生被军警包围，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事件。
风波平息后，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一师风潮”使他深受教育，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并开始认识到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传入我国的，“五四”初期，一般民众还只是茫然地以新旧为分。一时间，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古来未有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也同样备受欢迎。但是不久，陈望道对于新旧“就有了更高的判别准绳，也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此时，上海的《星期评论》计划连载发表《共产党宣言》。由于陈望道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精通日文和英文，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
1919年底，陈望道回到了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在破漏的柴屋里埋头翻译，1920年三四月间，陈望道携《共产党宣言》译稿到上海，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陈独秀校阅。但迫于反动势力的压力，《星期评论》停刊，在杂志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落空了。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陈独秀将译本交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社，接着又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了一笔经费，在又新印刷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时间是1920年8月，印了1000册。事也凑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搜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只好南来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因此也随之迁沪编印。《新青年》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年5月至8月，陈望道在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同时，又参与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
接替陈独秀任《新青年》主编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望道从《新青年》8卷5号起接替陈独秀担任主编。此后，陈望道就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特地从原居住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搬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居住。渔阳里即是陈独秀的寓所，以后又成为党的机关所在地，《新青年》编辑部亦设在这里。
由于胡适节外生枝，致使《新青年》内部掀起一场“风波”。陈独秀赴广东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北京同人。他于12月26日离沪时写给胡适及高一涵的信中说“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关于编辑方针指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人催寄文章。”所谓“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意在保持《新青年》的新文化刊物的特色。陈独秀一贯主张刊物应有适当的分工，《新青年》创刊时，明确宣布该刊为新文化刊物，重在“阐明学理”。所谓“北京同人多做文章”，宗旨在团结新文学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争取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陈望道对陈独秀调整《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的意见是同意的，待他负责主编《新青年》后，即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陈望道在当时继续主张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显然一是为了照顾原有的作者队伍，二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团结在马克思研究会的周围，也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
胡适早就有控制《新青年》之心，由于种种原因未如愿。正当他无可奈何之时，陈独秀离开《新青年》到广东之行的消息传来，他想趁此机会“另起炉灶”，为创办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找借口。当陈独秀把编辑《新青年》的责任交给陈望道的事写信告诉胡适后，胡适当即给陈独秀复信，提出了分裂《新青年》，改变《新青年》办刊性质的三个方案：（一）叫《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流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三）停办的方案。他清楚地知道陈独秀绝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只要陈独秀一旦公开表示了这种态度，那么“另起炉灶”、“分为两种杂志”就有理有据了，分裂新青年团体的罪名也可以摔给他人了。但是，胡适的计划的推进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李大钊表示：“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绝对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鲁迅也明确表示赞同陈望道等人的办刊方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革命与改良的激烈论争中，陈望道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态度十分鲜明。他表示“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他还针锋相对就胡适自己不给《新青年》写文章却一味指责《新青年》的态度驳斥道：“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的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
北京同人在思想上虽与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有距离，但对胡适只许自己谈杜威主义、易卜生主义而不许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作为不以为然。胡适要求北京同人在他拟定好的处理意见上签名表态，给陈独秀施加压力，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胡适此举失败后，又变换手法，声称：“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企图把《新青年》从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望道等人手中夺过来，脱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迁到北京受他的控制，以改变《新青年》的性质。针对胡适的攻击，陈望道毫不退缩地予以反击：“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由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断然拒绝，胡适精心安排的计划也就枉费心机了。
此后，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始终站在最前列。
坚持《新青年》的办刊方针
陈望道主编《新青年》期间，在“稍改内容”、“趋重于哲学”方面减少了对实际问题的评论，增加了探讨学理的文字，特别突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探究。期间刊出的《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马克思底社会主义》（施复亮）、《马克思的学说》（陈独秀）等文章，都从理论上分析探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的文字也较具有学术性。此外，随感录：《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通信：《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凌霜）、《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答蔡和森）等文章也很注意学理研究。其中陈独秀答蔡和森，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批判了初期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公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等。
在争取“北京同人多做文章”、维护新青年精神团结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发表了散文《故乡》，译作《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日本菊池宽）、《狭的笼》（俄国埃罗先珂）等；周作人发表作品更多，杂文三则，文艺论文一篇，翻译小说五篇，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北京同人李大钊、高一涵、王星拱、张慰慈都有诗文发表。刘半农当时留学法国，远隔重洋，《新青年》也刊发了他的《伦敦》、《奶娘》等六首诗。胡适对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寄了六首白话诗，一篇《国语文化的研究法》论文，陈望道也照登不误。除《新青年》同人外，过去曾给《新青年》投过稿的人，如刘大白、沈兼士、沈玄庐、俞平伯等也有诗文发表。
《新青年》在经历了内部“风波”，又遭到法租界查抄转入地下状态的情况下，仍能团结如此众多数量的北京同人以及有关作家，足见陈望道的艰苦努力，当然也离不开陈独秀的大力协助。陈望道从1921年1月8卷5号担任主编至1922年7月9卷6号，前后共出版8号。总览这8号《新青年》，体现了陈独秀临去广东之前制定的方针，即：“稍改内容”、“趋重于文学哲学”、争取“北京同人多做文章”。
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贞之志。陈望道在《新青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责任编辑 晏蔚青
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其宗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志也”，“只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由于陈独秀不涉“时政”和“不党”的双重声明，以及他切实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参加到《新青年》当中来，使改造国民性为主流的文化启蒙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其成员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一面提倡白话文学运动，一面输入西方学说，批判文言文，批判旧文学，批判旧道德，引发了新旧思想的冲突，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思想。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新青年》创刊初期，陈望道正在日本留学，他被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所感染，积极关注国内运动发展。他不仅阅读《新青年》，还在他所作的《横行与标点》一书中建议《新青年》编者将该刊曾提出的改直行为横行、使用新式标点的倡议尽快付之实行，并鼓励《新青年》“诸子既以革命为帜，我很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态度颇为激烈。这可以说是陈望道与《新青年》关系的开始。
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浙江一师是当时浙江省最高学府，鲁迅、沈均儒、李叔同、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人先后在此任教。在校长经亨颐先生的倡导下，浙江一师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陈望道与国文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积极进行国文教学改革，在教学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在教学内容上大力批判封建旧思想，宣传新文化新道德，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均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发起的国文教育改革遭到省教育厅反对，校长被撤换，师生被军警包围，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事件。
风波平息后，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一师风潮”使他深受教育，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并开始认识到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传入我国的，“五四”初期，一般民众还只是茫然地以新旧为分。一时间，坏一概称之为旧，一切古来未有的一概称之为新。于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也同样备受欢迎。但是不久，陈望道对于新旧“就有了更高的判别准绳，也有了更精的辨别，不再浑称为新，浑称为旧了。这更高的辨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此时，上海的《星期评论》计划连载发表《共产党宣言》。由于陈望道在日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又精通日文和英文，时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约他翻译《共产党宣言》。
1919年底，陈望道回到了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在破漏的柴屋里埋头翻译，1920年三四月间，陈望道携《共产党宣言》译稿到上海，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陈独秀校阅。但迫于反动势力的压力，《星期评论》停刊，在杂志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落空了。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陈独秀将译本交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社，接着又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了一笔经费，在又新印刷所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时间是1920年8月，印了1000册。事也凑巧，由于陈独秀受北洋军阀政府搜捕，在北京不能立足，只好南来上海，而《新青年》杂志是他一手创办的，因此也随之迁沪编印。《新青年》编辑部只他一人，忙得不可开交，正需编辑，于是，陈独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年5月至8月，陈望道在参与筹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同时，又参与把《新青年》改组为党的机关刊物。
接替陈独秀任《新青年》主编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陈望道从《新青年》8卷5号起接替陈独秀担任主编。此后，陈望道就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特地从原居住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搬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居住。渔阳里即是陈独秀的寓所，以后又成为党的机关所在地，《新青年》编辑部亦设在这里。
由于胡适节外生枝，致使《新青年》内部掀起一场“风波”。陈独秀赴广东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北京同人。他于12月26日离沪时写给胡适及高一涵的信中说“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关于编辑方针指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人催寄文章。”所谓“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意在保持《新青年》的新文化刊物的特色。陈独秀一贯主张刊物应有适当的分工，《新青年》创刊时，明确宣布该刊为新文化刊物，重在“阐明学理”。所谓“北京同人多做文章”，宗旨在团结新文学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争取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
陈望道对陈独秀调整《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的意见是同意的，待他负责主编《新青年》后，即采取了一种“树旗帜”的办刊方针。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改组后，我们的做法不是内容完全改，不是把旧的都排出去，而是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样原来写稿的人也可以跟过来，色彩也不被人家注意。我们搞点翻译文章，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陈望道在当时继续主张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显然一是为了照顾原有的作者队伍，二是为了把更多的人团结在马克思研究会的周围，也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新青年》既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了，为什么内容还是那样庞杂？为什么还刊登不同思想倾向的文章？这是因为《新青年》原有的作者队伍本来就是庞杂的，要照顾他们来稿照用。”
胡适早就有控制《新青年》之心，由于种种原因未如愿。正当他无可奈何之时，陈独秀离开《新青年》到广东之行的消息传来，他想趁此机会“另起炉灶”，为创办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找借口。当陈独秀把编辑《新青年》的责任交给陈望道的事写信告诉胡适后，胡适当即给陈独秀复信，提出了分裂《新青年》，改变《新青年》办刊性质的三个方案：（一）叫《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流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三）停办的方案。他清楚地知道陈独秀绝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但只要陈独秀一旦公开表示了这种态度，那么“另起炉灶”、“分为两种杂志”就有理有据了，分裂新青年团体的罪名也可以摔给他人了。但是，胡适的计划的推进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他的这一主张遭到了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李大钊表示：“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绝对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鲁迅也明确表示赞同陈望道等人的办刊方针，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在这场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革命与改良的激烈论争中，陈望道坚持和捍卫《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态度十分鲜明。他表示“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他还针锋相对就胡适自己不给《新青年》写文章却一味指责《新青年》的态度驳斥道：“胡先生总说内容不对，其实何尝将他们的文章撇下不登。他们不做文章，自然觉得别人的文章多；别人的文章多，自然他有些看不入眼了。”
北京同人在思想上虽与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有距离，但对胡适只许自己谈杜威主义、易卜生主义而不许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作为不以为然。胡适要求北京同人在他拟定好的处理意见上签名表态，给陈独秀施加压力，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胡适此举失败后，又变换手法，声称：“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呢？”企图把《新青年》从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望道等人手中夺过来，脱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迁到北京受他的控制，以改变《新青年》的性质。针对胡适的攻击，陈望道毫不退缩地予以反击：“我是一个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人’，我也并不想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由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的断然拒绝，胡适精心安排的计划也就枉费心机了。
此后，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始终站在最前列。
坚持《新青年》的办刊方针
陈望道主编《新青年》期间，在“稍改内容”、“趋重于哲学”方面减少了对实际问题的评论，增加了探讨学理的文字，特别突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探究。期间刊出的《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马克思底社会主义》（施复亮）、《马克思的学说》（陈独秀）等文章，都从理论上分析探讨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的文字也较具有学术性。此外，随感录：《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通信：《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凌霜）、《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答蔡和森）等文章也很注意学理研究。其中陈独秀答蔡和森，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批判了初期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公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修正派社会主义等。
在争取“北京同人多做文章”、维护新青年精神团结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鲁迅发表了散文《故乡》，译作《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日本菊池宽）、《狭的笼》（俄国埃罗先珂）等；周作人发表作品更多，杂文三则，文艺论文一篇，翻译小说五篇，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北京同人李大钊、高一涵、王星拱、张慰慈都有诗文发表。刘半农当时留学法国，远隔重洋，《新青年》也刊发了他的《伦敦》、《奶娘》等六首诗。胡适对陈望道主编的《新青年》，采取应付了事的态度，寄了六首白话诗，一篇《国语文化的研究法》论文，陈望道也照登不误。除《新青年》同人外，过去曾给《新青年》投过稿的人，如刘大白、沈兼士、沈玄庐、俞平伯等也有诗文发表。
《新青年》在经历了内部“风波”，又遭到法租界查抄转入地下状态的情况下，仍能团结如此众多数量的北京同人以及有关作家，足见陈望道的艰苦努力，当然也离不开陈独秀的大力协助。陈望道从1921年1月8卷5号担任主编至1922年7月9卷6号，前后共出版8号。总览这8号《新青年》，体现了陈独秀临去广东之前制定的方针，即：“稍改内容”、“趋重于文学哲学”、争取“北京同人多做文章”。
透过历史的风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贞之志。陈望道在《新青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