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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专著《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出版发行以来，在国际敦煌西域学界引起广泛反响。这部著作对于中亚古藏文契约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释读，其中对于古藏文契约种类格式的研究成果突出。武内绍人还根据契约内容格式努力还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些对于敦煌西域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西域丝路的“古代契约”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诚信社会与法制人文建设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关键词]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85-03
20世纪初期，日本敦煌学界认识到西域敦煌研究中多族群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前往欧美学习中亚古代语言。吉田丰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粟特语，武内绍人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古藏语。熊本裕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于阗语，森安孝夫与高田时雄则在法国巴黎分别学习突厥语和古代汉语。这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学术成绩斐然，开辟了日本学界西域敦煌研究的全新局面，被称为日本“新敦煌学派”（Young-Ton）。其中武内绍人在印第安纳大学期间，跟随白桂斯（Christopher. I.Beckwith）系统学习中亚及吐蕃帝国历史，以及古藏文学习。为全面认识中亚古藏文契约，武内绍人走访英藏、法藏中亚古藏文文献，对于其中古藏文契约进行择录、分类与释读。1995年，武内绍人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The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②。这部著作由于内容广泛，专题突出，视角独特，引起敦煌及西域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迅速在国际上掀起对西域丝路多族群契约文化的研究兴趣③。
一、武内绍人及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
武内绍人在书中主要收录古藏文契约文书58件，汉文契约文书2件。这些契约文书形成于公元9世纪前半叶，吐蕃帝国占领敦煌西域时期。1906年起，斯坦因和伯希和组织英法考察队，对敦煌西域历史遗迹进行大面积的考古探险，收罗整理大量历史宗教文化物品和文献资料。其中古藏文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包括米兰、麻札塔格、达玛沟、卡达里克、敦煌及吐鲁番盆地。古代丝路上的这些人类活动聚落遗址（国都、城市、佛寺、堡垒、墓葬等），受到伊斯兰、希腊、佛教三种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多种族群语言的频繁交流互动，互相影响的文化商贸盛况。其中许多商道“属于东西交往要道，位在和阗沙州一道，同拉萨吐鲁番一道的交叉点上，从西方来的商队于涉足可怕的浑塔格沙漠之前，必须在此处预备粮食饮水”[1]（P.76）。斯坦因在古代建筑废墟中，起获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料与物品。如米兰古堡中“发现些写在柽柳木札同纸上的西藏文字”。“同时发掘出不少小件物品”。“纵观这些古物”，可以使人想起八九世纪时，屯驻一个前线战略点，与中国边界戍兵对峙的吐蕃戍兵之日常生活，甚至最细的末节，亦一览无余” [1]（P.79）。在中亚出土的古藏文契约中，武内绍人首先将这些契约文书进行分类和综合论述。其次进行了考释和翻译。他将这些契约文书分类为买卖（sales）、借贷（loan）和雇佣（hiring）契约三大种类。
二、武内绍人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斯坦因在敦煌和西域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国际敦煌西域学研究的启端。其中许多学者关注于古藏文资料并进行释读。这些学者包括托马斯、普散、乌瑞、佐藤长、藤枝晃、山口瑞凤、森安孝夫、白桂思等。托马斯进行了集中的汇编和整理，但是并没有进行具体分辨。武内绍人也发现当时的信件、法律文书和神谕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率先开始对古藏文契约进行整理、释读、分类和研究。他希望发现并研究所有现存古藏文契约，尽可能收集调查古藏文契约文献为深入研究历史和语言提供基础性资料；根据惯用语进行分类；为每一种分类设定契约的惯用语。为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武内绍人通过单篇文献的解读与文献总体的对比，来实现“解释残损文本，辨认未知文字，澄清复杂表达，复原潜在格式”。通过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中分析与分类比较，武内绍人也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研究风格，即“尽量研究各种文献所有种类，集中研究格式及结构表达”。这种独特研究方法，使得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三、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方法，是由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背景及契约格式特点决定的。与藏文佛教文献的宗教性，编年体文献的文学性不同，古藏文契约文书中包括常用语及习惯用语及一些典型用法。古藏文契约遵循严格的格式，很可能参照了汉文契约的格式发明而来，只是采用传统藏文表达。与汉文契约相比，汉文契约基于卖方视角，古藏文契约则以第三方中立视角描述，后期汉文契约更具有私人特点，古藏文契约则更具有官方特点。它的见证人多由数位官员担任。此外古藏文契约印章的使用表现出高度的吐蕃化特点。古藏文契约文书一般五种有印章形式，如私章（sug rgya）、指印（mdzod mo tshad）、画押（sug yig tshad）、签名（lag yig tshad）及符号签注（ab-dzi，aksara）。
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的格式及语言风格反映了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特点：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几乎由吐蕃统治时期非藏族多族群人士使用。其中就卖方、买方、借贷方、债权方、雇主、受雇方、担保方等；古藏文契约格式和内容反映出丝路多族群文化交流的结果，如一些习惯用法及印章。其中契约中的画押和印章借鉴汉文契约，而占卜文献使用骰子则是回鹘文化的影响；古藏文契约使用者姓名也体现出多元族群文化的影响，其中具体姓名就体现出汉姓与藏名（张拉勒），藏文头衔与姓名（尚拉藏、堪布土登）、藏文头衔与汉名（堪布洪辩），族群名称与藏文名字（突厥拉春、李萨宗、木雅皮波）等特点。 这些中亚古藏文契约文书特点也反映出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六十年间（781-848年），古藏文语言、经卷及文献在这些地区的广泛作用，当地许多族群使用古藏文契约并以古藏文签名。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末期，当地广泛流通使用多种语言。7-8世纪，敦煌古藏文契约是与汉文契约交流发展而来，但是它经过吐蕃化过程。9世纪上半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古藏文契约得到广泛的流通使用。因此，它是敦煌西域丝路上多元族群/语言文化交融的结果。
四、武内绍人古藏文契约研究意义及其价值
武内绍人所做的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的收集整理及开创性研究成果，对于敦煌学及西域研究有着重要研究意义及学术价值。本项研究成果是继托马斯后对于古藏文契约的集中整理与释读分类及研究，是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的集大成者；我国学者王尧、陈践曾对古藏文化文献进行集中释读[2]，但是武内绍人是通过古藏文文本进行契约文书的专项研究，其研究成果更为细致深入；其中对于三种契约文书（买卖、雇佣、借贷）的研究整理及基本格式的发现，为敦煌西域契约文书研究确立研究范式，具有创新性研究意义；古藏文契约研究将继续推动敦煌西域研究中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宗教文化等学科的整体研究成果④；中亚古藏文契约的研究将对藏族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启示意义。传统藏族文献研究强调历史与宗教文献，还缺乏对于经济文书特别是契约文献的集中专项研究；最后，武内绍人研究方法，即通过多语言的跨文本比较进行历史复原的研究方法对于敦煌西域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维吾尔学者拓和提·莫扎提（Tohti Muzart）指出的：“必须有专业团体的合作，还有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掌握释读各种已经死亡了的古文字。各民族学者间团结、信任和理解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尽可能复原新疆历史”[3]。
注释：
①本篇论文为笔者参加 “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2015.10/28-10/31.新疆吐鲁番）的宣讲论文。
②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契约. 杨明、杨公卫（尼玛扎西）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待刊。
③“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2015.10.28-31吐鲁番）上学者研究成果就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契约。
④陈国灿.对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岩尾一史（Kazushi Iwao）.On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contracts： New Materials；贡保扎西、杨铭：Or 8210/S2228系列古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2015.10.28-31）会议论文。
参考文献：
[1][法]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M]冯承钧，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3]王方济.新疆历史，我们所知甚少. 丝路观察.2015/1.116-120.
[4]拓和提.中世纪维吾尔社会[M]人民出版社.2013.
[5]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4.12.
[6]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7]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J]东方学报.1961.31：199-292.
[8]戈尔斯坦.税收和一个西藏村庄的结构（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J]CAJ.1971. 15.1：1-27。
[9]池田温.敦煌における土地税役制をめぐって——九世纪を中心として[J]唐代史研究会编.东アジア古文书の史的研究.1990.46-70.
[10]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M]牛津；1980-83.德里.1921.
[11]乌瑞.吐蕃统治后期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新成果[J]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第四届国际藏学会.1988.515-528.
责任编辑：许巧云
[关键词]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85-03
20世纪初期，日本敦煌学界认识到西域敦煌研究中多族群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前往欧美学习中亚古代语言。吉田丰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粟特语，武内绍人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古藏语。熊本裕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于阗语，森安孝夫与高田时雄则在法国巴黎分别学习突厥语和古代汉语。这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学术成绩斐然，开辟了日本学界西域敦煌研究的全新局面，被称为日本“新敦煌学派”（Young-Ton）。其中武内绍人在印第安纳大学期间，跟随白桂斯（Christopher. I.Beckwith）系统学习中亚及吐蕃帝国历史，以及古藏文学习。为全面认识中亚古藏文契约，武内绍人走访英藏、法藏中亚古藏文文献，对于其中古藏文契约进行择录、分类与释读。1995年，武内绍人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The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②。这部著作由于内容广泛，专题突出，视角独特，引起敦煌及西域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迅速在国际上掀起对西域丝路多族群契约文化的研究兴趣③。
一、武内绍人及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
武内绍人在书中主要收录古藏文契约文书58件，汉文契约文书2件。这些契约文书形成于公元9世纪前半叶，吐蕃帝国占领敦煌西域时期。1906年起，斯坦因和伯希和组织英法考察队，对敦煌西域历史遗迹进行大面积的考古探险，收罗整理大量历史宗教文化物品和文献资料。其中古藏文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包括米兰、麻札塔格、达玛沟、卡达里克、敦煌及吐鲁番盆地。古代丝路上的这些人类活动聚落遗址（国都、城市、佛寺、堡垒、墓葬等），受到伊斯兰、希腊、佛教三种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多种族群语言的频繁交流互动，互相影响的文化商贸盛况。其中许多商道“属于东西交往要道，位在和阗沙州一道，同拉萨吐鲁番一道的交叉点上，从西方来的商队于涉足可怕的浑塔格沙漠之前，必须在此处预备粮食饮水”[1]（P.76）。斯坦因在古代建筑废墟中，起获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料与物品。如米兰古堡中“发现些写在柽柳木札同纸上的西藏文字”。“同时发掘出不少小件物品”。“纵观这些古物”，可以使人想起八九世纪时，屯驻一个前线战略点，与中国边界戍兵对峙的吐蕃戍兵之日常生活，甚至最细的末节，亦一览无余” [1]（P.79）。在中亚出土的古藏文契约中，武内绍人首先将这些契约文书进行分类和综合论述。其次进行了考释和翻译。他将这些契约文书分类为买卖（sales）、借贷（loan）和雇佣（hiring）契约三大种类。
二、武内绍人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斯坦因在敦煌和西域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国际敦煌西域学研究的启端。其中许多学者关注于古藏文资料并进行释读。这些学者包括托马斯、普散、乌瑞、佐藤长、藤枝晃、山口瑞凤、森安孝夫、白桂思等。托马斯进行了集中的汇编和整理，但是并没有进行具体分辨。武内绍人也发现当时的信件、法律文书和神谕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率先开始对古藏文契约进行整理、释读、分类和研究。他希望发现并研究所有现存古藏文契约，尽可能收集调查古藏文契约文献为深入研究历史和语言提供基础性资料；根据惯用语进行分类；为每一种分类设定契约的惯用语。为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武内绍人通过单篇文献的解读与文献总体的对比，来实现“解释残损文本，辨认未知文字，澄清复杂表达，复原潜在格式”。通过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中分析与分类比较，武内绍人也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研究风格，即“尽量研究各种文献所有种类，集中研究格式及结构表达”。这种独特研究方法，使得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三、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方法，是由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背景及契约格式特点决定的。与藏文佛教文献的宗教性，编年体文献的文学性不同，古藏文契约文书中包括常用语及习惯用语及一些典型用法。古藏文契约遵循严格的格式，很可能参照了汉文契约的格式发明而来，只是采用传统藏文表达。与汉文契约相比，汉文契约基于卖方视角，古藏文契约则以第三方中立视角描述，后期汉文契约更具有私人特点，古藏文契约则更具有官方特点。它的见证人多由数位官员担任。此外古藏文契约印章的使用表现出高度的吐蕃化特点。古藏文契约文书一般五种有印章形式，如私章（sug rgya）、指印（mdzod mo tshad）、画押（sug yig tshad）、签名（lag yig tshad）及符号签注（ab-dzi，aksara）。
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的格式及语言风格反映了吐蕃统治西域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特点：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几乎由吐蕃统治时期非藏族多族群人士使用。其中就卖方、买方、借贷方、债权方、雇主、受雇方、担保方等；古藏文契约格式和内容反映出丝路多族群文化交流的结果，如一些习惯用法及印章。其中契约中的画押和印章借鉴汉文契约，而占卜文献使用骰子则是回鹘文化的影响；古藏文契约使用者姓名也体现出多元族群文化的影响，其中具体姓名就体现出汉姓与藏名（张拉勒），藏文头衔与姓名（尚拉藏、堪布土登）、藏文头衔与汉名（堪布洪辩），族群名称与藏文名字（突厥拉春、李萨宗、木雅皮波）等特点。 这些中亚古藏文契约文书特点也反映出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六十年间（781-848年），古藏文语言、经卷及文献在这些地区的广泛作用，当地许多族群使用古藏文契约并以古藏文签名。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末期，当地广泛流通使用多种语言。7-8世纪，敦煌古藏文契约是与汉文契约交流发展而来，但是它经过吐蕃化过程。9世纪上半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古藏文契约得到广泛的流通使用。因此，它是敦煌西域丝路上多元族群/语言文化交融的结果。
四、武内绍人古藏文契约研究意义及其价值
武内绍人所做的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的收集整理及开创性研究成果，对于敦煌学及西域研究有着重要研究意义及学术价值。本项研究成果是继托马斯后对于古藏文契约的集中整理与释读分类及研究，是敦煌西域古藏文契约的集大成者；我国学者王尧、陈践曾对古藏文化文献进行集中释读[2]，但是武内绍人是通过古藏文文本进行契约文书的专项研究，其研究成果更为细致深入；其中对于三种契约文书（买卖、雇佣、借贷）的研究整理及基本格式的发现，为敦煌西域契约文书研究确立研究范式，具有创新性研究意义；古藏文契约研究将继续推动敦煌西域研究中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宗教文化等学科的整体研究成果④；中亚古藏文契约的研究将对藏族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启示意义。传统藏族文献研究强调历史与宗教文献，还缺乏对于经济文书特别是契约文献的集中专项研究；最后，武内绍人研究方法，即通过多语言的跨文本比较进行历史复原的研究方法对于敦煌西域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维吾尔学者拓和提·莫扎提（Tohti Muzart）指出的：“必须有专业团体的合作，还有科学研究方法，学习掌握释读各种已经死亡了的古文字。各民族学者间团结、信任和理解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尽可能复原新疆历史”[3]。
注释：
①本篇论文为笔者参加 “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2015.10/28-10/31.新疆吐鲁番）的宣讲论文。
②武内绍人.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契约. 杨明、杨公卫（尼玛扎西）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待刊。
③“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 2015.10.28-31吐鲁番）上学者研究成果就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察合台文等多种民族文字契约。
④陈国灿.对吐蕃文契约文书断代的思考； 岩尾一史（Kazushi Iwao）.On the study of old Tibetan contracts： New Materials；贡保扎西、杨铭：Or 8210/S2228系列古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丝绸之路出土民族契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2015.10.28-31）会议论文。
参考文献：
[1][法]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M]冯承钧，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3]王方济.新疆历史，我们所知甚少. 丝路观察.2015/1.116-120.
[4]拓和提.中世纪维吾尔社会[M]人民出版社.2013.
[5]杨铭.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M]商务印书馆.2014.12.
[6]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M]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7]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J]东方学报.1961.31：199-292.
[8]戈尔斯坦.税收和一个西藏村庄的结构（ Tax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a Tibetan village）[J]CAJ.1971. 15.1：1-27。
[9]池田温.敦煌における土地税役制をめぐって——九世纪を中心として[J]唐代史研究会编.东アジア古文书の史的研究.1990.46-70.
[10]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M]牛津；1980-83.德里.1921.
[11]乌瑞.吐蕃统治后期敦煌吐蕃文献的研究新成果[J]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第四届国际藏学会.1988.515-528.
责任编辑：许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