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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到2006年，张彤禾一直切换于两个世界。
每个月，张彤禾从北京飞到东莞，住上一两个周。她要做的是深入东莞的工厂和工厂里的打工女孩，试图由此切入，让“中国”这个概念具象化。
对于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张彤禾来说，起初她对中国的印象是“碎片化的”：从台湾邮去的毛衣，春卷，中文歌谣……“但是知道我来自东北。”她说。大约一百年前，她的祖父张春恩从北京大学去美国留学，后来这个家族也辗转到了美国。
90年代，张彤禾开始对腾飞的中国经济产生兴趣。1993年，她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并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张彤禾用十年时间扎根中国，专注于报道“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如何改变了个人与体制”。
在东莞，午餐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穿牛仔裤和凉鞋，张彤禾自称比出门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她们的相似处在于，都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人，都是外来者。
对外面世界来说，东莞也是隐形的。张彤禾在北京的朋友大多曾路过东莞，但他们所记得的只是无数的工厂和性工作者。张彤禾就是要进入这隐形世界里，剥开工厂的壳，看清里面的人。
2013年4月，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一书面世，迅速引起媒体关注。或许，这本书的副标题更能展示张彤禾的野心—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变动的城市
大巴车以时速110公里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张彤禾第一次来到东莞，就感受到了它的躁动。
“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张彤禾说自己和打工女孩都在尽最大努力去适应这一切。
张彤禾经常看到这座城市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调整进度。
可张彤禾租住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在她看来，东莞是未完成的，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东边，另一个市中心正在崛起。那时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在这座急速变动的城市里，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张彤禾感触很深。
刚到东莞第二天，张彤禾认识了永霞。她们约好两星期后，在同一地方见面。两周后，张彤禾在约定地方等了一上午也没等来永霞。张彤禾知道，她们间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初到东莞的几个月，由于打工者没有手机，张彤禾和她们一个接一个失去联系。张彤禾认识吕清敏时，送给了她一部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她。”手机也是吕清敏和这个城市的纽带，她手机曾被偷，原来工厂里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捷径式的成功
变动的城市里，人人伺机而动。几节电脑课即可让一个人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让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这就是变动东莞带来的机会。
商业性学校在东莞茁壮成长，这从某个侧面印证了人们对于捷径式成功怀有疯狂的渴望。人们对于时间似乎没有什么耐心，总期待着立竿见影的改变，而跳槽则是最佳方式。
在培训班的宣讲会上，经常能听到：“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一次宣讲会上，张彤禾遇到了田佩燕，十七岁的演讲者，原是培训班学生，那时已是学校的教育顾问。很显然，在现场众多人眼中，田佩燕很有说服力，是成功改变的例子。
白领班是培训班的一种，试图让学生掌握白领文秘的技能。从衣着颜色开始，学生们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礼节也会在课程中涉及，且比例很重。
在讲解西餐礼节时，一位授课老师告诉张彤禾所教内容是从网上查的，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西餐。这些授课老师通常来自工厂，后从培训班脱颖而出。
课程结束前，学生们就会去人才市场寻找跳槽机会。有学生会伪造好中专文凭，不过在面试时却不敢拿出。即使找到新工作，跳槽前，也需要跟老板谈判，老板通常会用人情来挽留。
“做人真难！”有学生跟张彤禾抱怨，“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范围。”
张彤禾注意到有关创业的书卖得极好，书店里整面墙都是励志类书籍，许多书店甚至没有其他类型的书。卡耐基系列的书最为热销且长盛不衰。张彤禾接触的打工者们对此类书籍情有独钟，仿佛掌握了书中秘笈，就拿到了通往成功的钥匙。人们也乐于背诵一些励志教条和箴言，并将其密密麻麻地摘抄在日记本上。
《方与圆》是让张彤禾印象深刻的一本书。“书中描绘了黑暗世界里充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权威的老板。”张彤禾显然没用什么好词描述此书内容，“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
“自助类图书可能是美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已将其提纯淬炼，并改头换面。”张彤禾甚至认为“成功学”是对美国自助类图书的颠覆。
流水线英语
如同对成功学的迷恋，在东莞这样一个几千家工厂都是为外国客户服务的城市里，人们对英语也很痴迷。
张彤禾在东莞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曾下决心要学习英语。女孩们为表决心，甚至会剃光头。人们把这当做谋求上升的路。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秘书。” 吕春明曾决心学英语，“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她对张彤禾说，“我就能进入新圈子。”张彤禾听懂了她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张彤禾曾探访过东莞一家语言学校，门上贴着几个字：流水线学习机。房间里，每个桌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数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并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接着改用另一部机器，显示单词的中文意思。就这样，由词到短语再到句子。
语言学校创始人吴先生把这成为“引导式教育”，张彤禾认为他的方法违背了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
吴先生没有任何教育背景，在开办学校之前，曾经在采暖设备厂工作。在交谈中，张彤禾几次用到英语短语，对方都匆忙点头，然后改换话题，她唯一听到他说的英文单词就是“OK”。
刘以霞从流水线英语学出来，去给工厂管理人员教英语。“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张彤禾直言。
张彤禾经常和刘以霞在快餐店吃饭，用中文聊天，谈英文。她看得出刘以霞对英文的痴迷，吃饭时始终在谈它。“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张彤禾告诉刘以霞。但话一出，张彤禾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自己在那里也极少看到西方人。
刘以霞得到一份外贸工作后，在给张彤禾的邮件里，她这样写道：有时候，我感到很tried（应为tired，疲惫），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充实。张彤禾认为她的英文还有很多错误来不及纠正，她太赶了。“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她呢？在我认识她短短两年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马克思错了”
“我很难描述你这本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在一次沙龙上，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两次对张彤禾表达同一看法。
很多人和刘苏里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张彤禾忽略了重复的流水线工作、糟糕的生活居住条件，是在为西方资本家洗刷罪名。
在张彤禾走进这群打工女孩之前，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工厂恶劣生存环境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张彤禾也写过这方面的稿子，如今中国媒体和学者也关注此。但她称自己更关注另一面：对一个16岁就出去打工的农村女孩来说，来到陌生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处就跟谁相处，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世界观会怎么转变？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工人与他们制造产品相分离，流水线上的工人对整体产品缺乏理解、热情和控制，最终让他们自己也成了一件产品。
“马克思错了，”张彤禾认为，“一个人用她的时间去制造一件物品，并不意味着她就成了这件物品。工人们用挣的钱去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如何被改变，这才是重要的。”
这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刘苏里们的质疑，张彤禾何以倾听工人声音的姿态，得出了全球化实际上给了工人改善自身的机会。
张彤禾在书里极少谈及政治，许多人担心这些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几乎从不谈起的政治及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张彤禾认为这些打工者的生活挤开了一切，“我只是对打工女孩们愿意谈的话题做出反应。而有关政府的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
八九年前，这群打工女孩离开农村，初到城市。那时，她们有相对的自由选择权和一定的上升空间。但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个凸显，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买不起房，家庭不能团聚。城市待不下去，农村也回不去。这是刘苏里们担忧的，也是当下的现实。
去年的TED（美国私有非营利性机构）大会，张彤禾做了“中国工人的声音”的主题演讲。她说：“中国工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于ipod的无限渴求而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为了学习新的技能，以及为了看看这个世界。”
每个月，张彤禾从北京飞到东莞，住上一两个周。她要做的是深入东莞的工厂和工厂里的打工女孩，试图由此切入，让“中国”这个概念具象化。
对于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张彤禾来说，起初她对中国的印象是“碎片化的”：从台湾邮去的毛衣，春卷，中文歌谣……“但是知道我来自东北。”她说。大约一百年前，她的祖父张春恩从北京大学去美国留学，后来这个家族也辗转到了美国。
90年代，张彤禾开始对腾飞的中国经济产生兴趣。1993年，她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并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张彤禾用十年时间扎根中国，专注于报道“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如何改变了个人与体制”。
在东莞，午餐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穿牛仔裤和凉鞋，张彤禾自称比出门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她们的相似处在于，都是这座城市的隐形人，都是外来者。
对外面世界来说，东莞也是隐形的。张彤禾在北京的朋友大多曾路过东莞，但他们所记得的只是无数的工厂和性工作者。张彤禾就是要进入这隐形世界里，剥开工厂的壳，看清里面的人。
2013年4月，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一书面世，迅速引起媒体关注。或许，这本书的副标题更能展示张彤禾的野心—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变动的城市
大巴车以时速110公里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张彤禾第一次来到东莞，就感受到了它的躁动。
“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张彤禾说自己和打工女孩都在尽最大努力去适应这一切。
张彤禾经常看到这座城市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调整进度。
可张彤禾租住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在她看来，东莞是未完成的，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东边，另一个市中心正在崛起。那时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在这座急速变动的城市里，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张彤禾感触很深。
刚到东莞第二天，张彤禾认识了永霞。她们约好两星期后，在同一地方见面。两周后，张彤禾在约定地方等了一上午也没等来永霞。张彤禾知道，她们间的联系就这样断了。
初到东莞的几个月，由于打工者没有手机，张彤禾和她们一个接一个失去联系。张彤禾认识吕清敏时，送给了她一部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她。”手机也是吕清敏和这个城市的纽带，她手机曾被偷，原来工厂里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捷径式的成功
变动的城市里，人人伺机而动。几节电脑课即可让一个人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让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这就是变动东莞带来的机会。
商业性学校在东莞茁壮成长，这从某个侧面印证了人们对于捷径式成功怀有疯狂的渴望。人们对于时间似乎没有什么耐心，总期待着立竿见影的改变，而跳槽则是最佳方式。
在培训班的宣讲会上，经常能听到：“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一次宣讲会上，张彤禾遇到了田佩燕，十七岁的演讲者，原是培训班学生，那时已是学校的教育顾问。很显然，在现场众多人眼中，田佩燕很有说服力，是成功改变的例子。
白领班是培训班的一种，试图让学生掌握白领文秘的技能。从衣着颜色开始，学生们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礼节也会在课程中涉及，且比例很重。
在讲解西餐礼节时，一位授课老师告诉张彤禾所教内容是从网上查的，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西餐。这些授课老师通常来自工厂，后从培训班脱颖而出。
课程结束前，学生们就会去人才市场寻找跳槽机会。有学生会伪造好中专文凭，不过在面试时却不敢拿出。即使找到新工作，跳槽前，也需要跟老板谈判，老板通常会用人情来挽留。
“做人真难！”有学生跟张彤禾抱怨，“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范围。”
张彤禾注意到有关创业的书卖得极好，书店里整面墙都是励志类书籍，许多书店甚至没有其他类型的书。卡耐基系列的书最为热销且长盛不衰。张彤禾接触的打工者们对此类书籍情有独钟，仿佛掌握了书中秘笈，就拿到了通往成功的钥匙。人们也乐于背诵一些励志教条和箴言，并将其密密麻麻地摘抄在日记本上。
《方与圆》是让张彤禾印象深刻的一本书。“书中描绘了黑暗世界里充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权威的老板。”张彤禾显然没用什么好词描述此书内容，“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
“自助类图书可能是美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已将其提纯淬炼，并改头换面。”张彤禾甚至认为“成功学”是对美国自助类图书的颠覆。
流水线英语
如同对成功学的迷恋，在东莞这样一个几千家工厂都是为外国客户服务的城市里，人们对英语也很痴迷。
张彤禾在东莞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曾下决心要学习英语。女孩们为表决心，甚至会剃光头。人们把这当做谋求上升的路。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秘书。” 吕春明曾决心学英语，“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她对张彤禾说，“我就能进入新圈子。”张彤禾听懂了她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张彤禾曾探访过东莞一家语言学校，门上贴着几个字：流水线学习机。房间里，每个桌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数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并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接着改用另一部机器，显示单词的中文意思。就这样，由词到短语再到句子。
语言学校创始人吴先生把这成为“引导式教育”，张彤禾认为他的方法违背了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
吴先生没有任何教育背景，在开办学校之前，曾经在采暖设备厂工作。在交谈中，张彤禾几次用到英语短语，对方都匆忙点头，然后改换话题，她唯一听到他说的英文单词就是“OK”。
刘以霞从流水线英语学出来，去给工厂管理人员教英语。“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张彤禾直言。
张彤禾经常和刘以霞在快餐店吃饭，用中文聊天，谈英文。她看得出刘以霞对英文的痴迷，吃饭时始终在谈它。“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张彤禾告诉刘以霞。但话一出，张彤禾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自己在那里也极少看到西方人。
刘以霞得到一份外贸工作后，在给张彤禾的邮件里，她这样写道：有时候，我感到很tried（应为tired，疲惫），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充实。张彤禾认为她的英文还有很多错误来不及纠正，她太赶了。“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她呢？在我认识她短短两年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马克思错了”
“我很难描述你这本书里的一个矛盾，你在里面是一个左翼的形象，得出的却是一个右翼的结论。”在一次沙龙上，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两次对张彤禾表达同一看法。
很多人和刘苏里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张彤禾忽略了重复的流水线工作、糟糕的生活居住条件，是在为西方资本家洗刷罪名。
在张彤禾走进这群打工女孩之前，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工厂恶劣生存环境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了，张彤禾也写过这方面的稿子，如今中国媒体和学者也关注此。但她称自己更关注另一面：对一个16岁就出去打工的农村女孩来说，来到陌生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处就跟谁相处，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世界观会怎么转变？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造成了工人与他们制造产品相分离，流水线上的工人对整体产品缺乏理解、热情和控制，最终让他们自己也成了一件产品。
“马克思错了，”张彤禾认为，“一个人用她的时间去制造一件物品，并不意味着她就成了这件物品。工人们用挣的钱去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技能，以及如何被改变，这才是重要的。”
这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刘苏里们的质疑，张彤禾何以倾听工人声音的姿态，得出了全球化实际上给了工人改善自身的机会。
张彤禾在书里极少谈及政治，许多人担心这些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几乎从不谈起的政治及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张彤禾认为这些打工者的生活挤开了一切，“我只是对打工女孩们愿意谈的话题做出反应。而有关政府的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
八九年前，这群打工女孩离开农村，初到城市。那时，她们有相对的自由选择权和一定的上升空间。但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个凸显，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买不起房，家庭不能团聚。城市待不下去，农村也回不去。这是刘苏里们担忧的，也是当下的现实。
去年的TED（美国私有非营利性机构）大会，张彤禾做了“中国工人的声音”的主题演讲。她说：“中国工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于ipod的无限渴求而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背井离乡是为了挣钱，为了学习新的技能，以及为了看看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