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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人,上海的城市精神应该是快乐的,彼此沟通的。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很难想象60多岁的老头能如此激情活跃;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很难想象胃被切除五分之四的人能如此乐观爱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也很难想象一大堆头衔包围下的竟是这样一个简单开心的老小孩。然而,随着世博吉祥物“海宝”的问世,邵隆图的名字已近乎家喻户晓。其实,此前的他，作为上海知名的广告设计公司九木传盛的创始人,也已经是颇有名气。
采访邵隆图是在他小巧别致的办公室进行的,照例从“海宝”相关的敏感话题开始,但邵隆图富于感染力的笑声让一切敏感都变得通透十足。
关于“海宝”
《华人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宝”,是如何从台湾设计师巫永坚的初稿中脱胎而来的?
邵:征集截止日期是在去年5月底,我们没有参加征集。我们是7月初接到征集办的电话,指定我们作为修改团队之一参与创作,还暗示我们能否从汉字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吉祥物。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字的存在,但长期参与世博会的活动,深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精髓,我们很快确定了“人”字,然后是将近3个月的“闭门设计”,就在公司的楼上,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为了避免设计信息外流,公司的局域网都是被封掉的。
《华人世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巫永坚设计的“大宝”的?
你怎样比较它与自己的“海宝”?
邵:我是到11月最后确定阶段知道有这个“大宝”的。他的“大宝”的两手是直的、没有动,我们的手是动的。此外你问到的那个翘起的刘海,我想这是巧合吧,我们是要表达一个海浪翻滚的概念。我想,他用了汉字去表达,这就是最大的启发。现在看,如果他当初能够想到“大”其实就是“人”,那就太棒了,那样我们就不用忙了,也就与“海宝”设计无关了。我觉得,“大”是要人家讲出来的,不好自己去讲。自己讲“大”,就是“自大”,这是我心里一直有的人文思考。
《华人世界》:与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相比,你设计的“海宝”样式非常简单,你怎么看这个差别?
邵:我其实画画水平很一般的,所以我常说我是做设计的,不是画画的。设计就不完全是设计师的事,而是商人的事,是商人使设计更具价值,它要受到工艺、技术、成本、材料、时间、空间、环境、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严格制约。比如“海宝”就不能只是平面可以做得出的问题,还要看在工业生产上行不行的问题,因为它是从作品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全过程,设计不完全是艺术,后者是为自己的,可以主观;但设计却是为别人的,它必须客观和换位思考。
我认为“福娃”和“海宝”只有差异性,没有好坏。我是把海宝的造型做得很简单,因为世博会展馆里面的东西已经够多、够复杂了,那么记忆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记忆点留下,把多余的信息过滤掉。我一直觉得人最大的能力是遗忘力,而不是记忆力。
关于设计之路
经由邵隆图的设计之手,“海宝”已顺利开启了海外推广之路。1月,彩色背景、通透蓝体、“人”字造型的“海宝”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九木传盛修改团队为该封面做的设计稿发到纽约后,也让美国人赞叹不已。
作为上海目前可以查得的设计收费最贵的老板,邵隆图的“设计”意识几乎无处不在,这个意识带给他越来越宽的市场、接连不断的成功和更加快乐的心态。他选择设计之路实际是选择了精彩的人生,他的经历也准确地显现了上海人危机感与机敏灵活并存的人格特点。
《华人世界》:您创办九木传盛公司之前在机关单位也做得很好,为什么选择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辞职下海?
邵:1990年的时候,我是上海家化的总经理助理。当时,公司要与美国公司合资,我就准备辞职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英语不好,留下来的话,一年左右肯定被淘汰。人总是要展现优势,减弱自己的缺点。而且,那时我已经有了宝贵的12年开发、销售、推广的市场经验,觉得可以做点自己热爱的事情了。
《华人世界》:您从这个最宝贵的12年里得到了什么重要收获?
邵:从1980年到1990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10年,从机关到市场,开始直接参与做项目,制造业、服务业涉猎多多。做露美化妆品的设计推广,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套化妆品;开美容院,6年时间开了9家美容连锁店,分支机构设在北京、武汉等城市。我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相信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相信设计对需求的决定作用。
《华人世界》:举例来说,设计对需求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邵:石库门上海老酒原来是薄利的,去年税利达到3.5亿元,我们设计时首先知道酒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酒就是解决清醒问题的,人太清醒了要发疯的呀,所以太清醒了要喝酒。同样,太糊涂了要喝咖啡。我曾对我们的“红标”(低度红酒)的生产厂家建议,是不是能减低两度,被人认为说外行话;但减低了以后,市场马上扩大了。还有黄酒变“和酒”,一做就是10亿的销售额。
《华人世界》:您创业时已经快50岁了,您比一般人似乎更有魄力?
邵:1992年时,大家都没有钱的,是父母、兄妹东拼西凑的10万。我们其实都很怕,我心里也很害怕,失败了怎么办?我老婆就说:“没关系,我还有退休金。”这才决心破釜沉舟试一试。
关于家世
邵隆图的助理告诉记者,九木传盛的一个立身宗旨是有限顾客论——“不要做大，但做精致”。名酒、乳品、快运、日化和少量的房产,构成了一个虽然不大但相对精巧的业务格局。看着九木传盛的写字间里挂着的竹质对联,装饰过的玻璃鱼缸、随处燃点的芳香蜡烛,还有偶尔飘来的爵士乐,细致于微的海派风情润物无声……
《华人世界》:有没有想过你的生长环境带给你的影响?
邵:那个影响是巨大的、终生受益的。我是跟着祖父生活了20年,他解放前是中国银行的买办,不但事业辉煌,而且很有学问,还写得一手好字,我小时侯家里藏书是整个太仓路藏书最多的。他的样子很端正,很有派头。我对祖父崇拜之至,他对我的影响最大,是我的精神偶像。
《华人世界》:您记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有一些有趣的事吗?
邵:解放后有段较短的时间,上海的一家钢铁公司聘我的祖父做财务,拿100多元的薪水,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一般都是20元左右。他渐渐就把长衫换成了短打,也开始穿中山装了。记得有一次,他刚领到一张工会会员证书,以后就经常带我去市工人文化宫,说：“我也是工人阶级了!”后来,因为历史原因,他就是一直失业,直到1968年被迫害致死。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是很体面的,我记得那时常按他要求擦拭柚木家具,要一尘不染。有时一起出去玩,遇到路人帮我们照相,我总会把头偏向一边,不肯看镜头,心里想:“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相机呢?”
《华人世界》:听说您最近发现了一些家族的文物,都是些什么?
邵:是的,太珍贵了。我是在宁波老家发现的,8个冻石印章,印着“邵学儒”(祖父名字)的字、号、雅号等。比如,一个雅号是“酒癖”,说明他爱好酒;还有“主忠信”,说明他是个基督教徒。这些文物都有80多年的历史了,说明旧时代的人活得很精致,很有个人情趣的。
《华人世界》: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你觉得随着时代的前进,上海城市的精神象征应是什么?
邵:我觉得应该是把快乐告诉别人。城市象征是必须要能演绎和指向描述的。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早期讨论时就表示,城市是千百万人孤独地集聚在一起的地方,上海更是如此。但快乐的前提是人人可以沟通。所以,上海世博的主题就是人,上海的城市精神应该是快乐的,彼此沟通的。
关于快乐
事实上,邵隆图正在身体力行地制造和表达着快乐,比如:他不要求员工上班打卡,但会对装扮得漂亮的先生小姐们表达赞美;他为助理们花钱买书,要求每天都要报告他一些新的知识感悟;他是雇请保姆为员工提供两餐的老板;还会招呼年轻的朋友在他的会所开PARTY,免费供应红酒咖啡……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快乐,我快乐。”
《华人世界》:您是个电影迷,让您最受启发的电影是什么?
邵:《肖申克的救赎》。它让我明白,体制化的东西是没有想象力的。另外,我越发认为,强势经济催生强势政治、强势文化,是个真理。现在,老外输进来的文化影响辐射能力太大了,几乎整个覆盖,我们得有危机感。
《华人世界》:作为创意产业的成功实践者,您认为国内许多大城市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的难点在哪里?
邵:我们很长时间对人缺乏研究,研究物质比较多。我觉得创意产业首先要热爱人类、关注人类内心最需要的,繁体字的“爱“字要带上“心”才能是爱。现在在这个方面的关怀是不足的。
此外,我个人认为,创意产业应该是以个人价值取向,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达到新的盈利模式和就业机会,但我们长期以来受集体价值取向影响比较多。这也是一个问题。
私人会所
采访临近尾声,邵隆图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一行参观他的公司会所。400平方米的空间外加露台,露台铺着原木色踏板,设置音箱,点缀着圣诞花。邵隆图说,秋天是菊花,冬天是圣诞花,季节不同,花就不同。
会所内部则处处“机关”,出处不断:时光磨盘表示年轮与时间;倒过来的脚印表示要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螺丝和螺丝帽分别标志男女洗手间……一间陈列室是排了两三米长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证书、聘书、奖章、奖杯;一间书房摆着德国进口的助立式沙发和可以伸缩变形的书桌。邵隆图说,凡是有助于他的创意的新奇东西,他都不惜血本。
九木传盛的公司入口处,是一簇“盛开”的圣诞花。邵隆图很开心地说:“这不是花,而是叶,当叶子变红的时候,也就成了花。”记者看到,虽然花盆中还有不少叶子是绿色的,但可以想象的是,邵隆图作为一片绿叶,已经变得红艳艳了。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很难想象60多岁的老头能如此激情活跃;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很难想象胃被切除五分之四的人能如此乐观爱笑;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邵隆图,你也很难想象一大堆头衔包围下的竟是这样一个简单开心的老小孩。然而,随着世博吉祥物“海宝”的问世,邵隆图的名字已近乎家喻户晓。其实,此前的他，作为上海知名的广告设计公司九木传盛的创始人,也已经是颇有名气。
采访邵隆图是在他小巧别致的办公室进行的,照例从“海宝”相关的敏感话题开始,但邵隆图富于感染力的笑声让一切敏感都变得通透十足。
关于“海宝”
《华人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宝”,是如何从台湾设计师巫永坚的初稿中脱胎而来的?
邵:征集截止日期是在去年5月底,我们没有参加征集。我们是7月初接到征集办的电话,指定我们作为修改团队之一参与创作,还暗示我们能否从汉字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吉祥物。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字的存在,但长期参与世博会的活动,深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精髓,我们很快确定了“人”字,然后是将近3个月的“闭门设计”,就在公司的楼上,都是签了保密协议的。为了避免设计信息外流,公司的局域网都是被封掉的。
《华人世界》:你是什么时候看到巫永坚设计的“大宝”的?
你怎样比较它与自己的“海宝”?
邵:我是到11月最后确定阶段知道有这个“大宝”的。他的“大宝”的两手是直的、没有动,我们的手是动的。此外你问到的那个翘起的刘海,我想这是巧合吧,我们是要表达一个海浪翻滚的概念。我想,他用了汉字去表达,这就是最大的启发。现在看,如果他当初能够想到“大”其实就是“人”,那就太棒了,那样我们就不用忙了,也就与“海宝”设计无关了。我觉得,“大”是要人家讲出来的,不好自己去讲。自己讲“大”,就是“自大”,这是我心里一直有的人文思考。
《华人世界》:与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相比,你设计的“海宝”样式非常简单,你怎么看这个差别?
邵:我其实画画水平很一般的,所以我常说我是做设计的,不是画画的。设计就不完全是设计师的事,而是商人的事,是商人使设计更具价值,它要受到工艺、技术、成本、材料、时间、空间、环境、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严格制约。比如“海宝”就不能只是平面可以做得出的问题,还要看在工业生产上行不行的问题,因为它是从作品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全过程,设计不完全是艺术,后者是为自己的,可以主观;但设计却是为别人的,它必须客观和换位思考。
我认为“福娃”和“海宝”只有差异性,没有好坏。我是把海宝的造型做得很简单,因为世博会展馆里面的东西已经够多、够复杂了,那么记忆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记忆点留下,把多余的信息过滤掉。我一直觉得人最大的能力是遗忘力,而不是记忆力。
关于设计之路
经由邵隆图的设计之手,“海宝”已顺利开启了海外推广之路。1月,彩色背景、通透蓝体、“人”字造型的“海宝”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九木传盛修改团队为该封面做的设计稿发到纽约后,也让美国人赞叹不已。
作为上海目前可以查得的设计收费最贵的老板,邵隆图的“设计”意识几乎无处不在,这个意识带给他越来越宽的市场、接连不断的成功和更加快乐的心态。他选择设计之路实际是选择了精彩的人生,他的经历也准确地显现了上海人危机感与机敏灵活并存的人格特点。
《华人世界》:您创办九木传盛公司之前在机关单位也做得很好,为什么选择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辞职下海?
邵:1990年的时候,我是上海家化的总经理助理。当时,公司要与美国公司合资,我就准备辞职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英语不好,留下来的话,一年左右肯定被淘汰。人总是要展现优势,减弱自己的缺点。而且,那时我已经有了宝贵的12年开发、销售、推广的市场经验,觉得可以做点自己热爱的事情了。
《华人世界》:您从这个最宝贵的12年里得到了什么重要收获?
邵:从1980年到1990年,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10年,从机关到市场,开始直接参与做项目,制造业、服务业涉猎多多。做露美化妆品的设计推广,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套化妆品;开美容院,6年时间开了9家美容连锁店,分支机构设在北京、武汉等城市。我最重大的收获就是:相信市场是由需求决定的,相信设计对需求的决定作用。
《华人世界》:举例来说,设计对需求是怎样发生作用的?
邵:石库门上海老酒原来是薄利的,去年税利达到3.5亿元,我们设计时首先知道酒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酒就是解决清醒问题的,人太清醒了要发疯的呀,所以太清醒了要喝酒。同样,太糊涂了要喝咖啡。我曾对我们的“红标”(低度红酒)的生产厂家建议,是不是能减低两度,被人认为说外行话;但减低了以后,市场马上扩大了。还有黄酒变“和酒”,一做就是10亿的销售额。
《华人世界》:您创业时已经快50岁了,您比一般人似乎更有魄力?
邵:1992年时,大家都没有钱的,是父母、兄妹东拼西凑的10万。我们其实都很怕,我心里也很害怕,失败了怎么办?我老婆就说:“没关系,我还有退休金。”这才决心破釜沉舟试一试。
关于家世
邵隆图的助理告诉记者,九木传盛的一个立身宗旨是有限顾客论——“不要做大，但做精致”。名酒、乳品、快运、日化和少量的房产,构成了一个虽然不大但相对精巧的业务格局。看着九木传盛的写字间里挂着的竹质对联,装饰过的玻璃鱼缸、随处燃点的芳香蜡烛,还有偶尔飘来的爵士乐,细致于微的海派风情润物无声……
《华人世界》:有没有想过你的生长环境带给你的影响?
邵:那个影响是巨大的、终生受益的。我是跟着祖父生活了20年,他解放前是中国银行的买办,不但事业辉煌,而且很有学问,还写得一手好字,我小时侯家里藏书是整个太仓路藏书最多的。他的样子很端正,很有派头。我对祖父崇拜之至,他对我的影响最大,是我的精神偶像。
《华人世界》:您记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有一些有趣的事吗?
邵:解放后有段较短的时间,上海的一家钢铁公司聘我的祖父做财务,拿100多元的薪水,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一般都是20元左右。他渐渐就把长衫换成了短打,也开始穿中山装了。记得有一次,他刚领到一张工会会员证书,以后就经常带我去市工人文化宫,说：“我也是工人阶级了!”后来,因为历史原因,他就是一直失业,直到1968年被迫害致死。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是很体面的,我记得那时常按他要求擦拭柚木家具,要一尘不染。有时一起出去玩,遇到路人帮我们照相,我总会把头偏向一边,不肯看镜头,心里想:“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相机呢?”
《华人世界》:听说您最近发现了一些家族的文物,都是些什么?
邵:是的,太珍贵了。我是在宁波老家发现的,8个冻石印章,印着“邵学儒”(祖父名字)的字、号、雅号等。比如,一个雅号是“酒癖”,说明他爱好酒;还有“主忠信”,说明他是个基督教徒。这些文物都有80多年的历史了,说明旧时代的人活得很精致,很有个人情趣的。
《华人世界》:作为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你觉得随着时代的前进,上海城市的精神象征应是什么?
邵:我觉得应该是把快乐告诉别人。城市象征是必须要能演绎和指向描述的。我在参加世博会的早期讨论时就表示,城市是千百万人孤独地集聚在一起的地方,上海更是如此。但快乐的前提是人人可以沟通。所以,上海世博的主题就是人,上海的城市精神应该是快乐的,彼此沟通的。
关于快乐
事实上,邵隆图正在身体力行地制造和表达着快乐,比如:他不要求员工上班打卡,但会对装扮得漂亮的先生小姐们表达赞美;他为助理们花钱买书,要求每天都要报告他一些新的知识感悟;他是雇请保姆为员工提供两餐的老板;还会招呼年轻的朋友在他的会所开PARTY,免费供应红酒咖啡……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快乐,我快乐。”
《华人世界》:您是个电影迷,让您最受启发的电影是什么?
邵:《肖申克的救赎》。它让我明白,体制化的东西是没有想象力的。另外,我越发认为,强势经济催生强势政治、强势文化,是个真理。现在,老外输进来的文化影响辐射能力太大了,几乎整个覆盖,我们得有危机感。
《华人世界》:作为创意产业的成功实践者,您认为国内许多大城市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的难点在哪里?
邵:我们很长时间对人缺乏研究,研究物质比较多。我觉得创意产业首先要热爱人类、关注人类内心最需要的,繁体字的“爱“字要带上“心”才能是爱。现在在这个方面的关怀是不足的。
此外,我个人认为,创意产业应该是以个人价值取向,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达到新的盈利模式和就业机会,但我们长期以来受集体价值取向影响比较多。这也是一个问题。
私人会所
采访临近尾声,邵隆图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一行参观他的公司会所。400平方米的空间外加露台,露台铺着原木色踏板,设置音箱,点缀着圣诞花。邵隆图说,秋天是菊花,冬天是圣诞花,季节不同,花就不同。
会所内部则处处“机关”,出处不断:时光磨盘表示年轮与时间;倒过来的脚印表示要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螺丝和螺丝帽分别标志男女洗手间……一间陈列室是排了两三米长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证书、聘书、奖章、奖杯;一间书房摆着德国进口的助立式沙发和可以伸缩变形的书桌。邵隆图说,凡是有助于他的创意的新奇东西,他都不惜血本。
九木传盛的公司入口处,是一簇“盛开”的圣诞花。邵隆图很开心地说:“这不是花,而是叶,当叶子变红的时候,也就成了花。”记者看到,虽然花盆中还有不少叶子是绿色的,但可以想象的是,邵隆图作为一片绿叶,已经变得红艳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