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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瞄我的记忆屏幕，2008年那个夏天，好像是一段天气空白。文档里没有任何炎热的成分，倒有一个清晰的记录，就是在“恐惧”的文件名里存着：“我得了糖尿病。”
我不知道是怎么开车回家的。我满脑子就是一个词，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我知道糖尿病的厉害。一是我多少懂点医；二是，我听过一位得糖尿病的朋友说，别看你吃药打胰岛素血糖降下来了，那只是个指标，病还在。我当时就问，怎么指标下来了病还在？他给我解释说，指标下来了是药把它暂时控制下来的，糖尿病本身没好。不管谁得了糖尿病，就是得了致死的病，早晚得死在并发症上。我像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妻子说啥我也听不清楚，一连大声问好几遍，才明白她说了啥。她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揶揄我说：“多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就这个熊样，换成个家庭妇女能吓尿裤子？……满世界就你一个人得糖尿病啊，人家谁得了糖尿病像你这个熊样？再说了，不是你还吹啥，给个能治百病的王涛博士看过书稿吗？不会去找找他！”
我一拍大腿：“天呐，这才几天？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王涛博士从天上掉到我眼前来，还不到三个月。那是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跟朋友在宾馆吃饭，席间有电话打进来说，北京新闻出版总署李忠旺处长介绍个人来，让我帮忙看看他的书稿，好出书。我问：
“是本什么书啊？”
“是本医学书。”对方回答。
“医学书？……”我一边问着一边想，医学书也找我来看，这不是乱弹琴吗？正在我思量着如何回答的当儿，对方仿佛猜透了我的犹豫不决，又发过话来说：“他是个医学博士，搞营养医学的，如果你有什么病，也可以找他。”
我很有些不耐烦，哪儿有这样说话的，找我帮忙还咒着我有病？正要借口回绝，一个原则忽地从眼前站起来：不管怎么样，朋友的面子不能驳———虽然李忠旺没打电话给我，但如果他不说，别人不会打着他的旗号来找我的。
第二天，我跟王涛博士和头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在报社会客厅里见面了。那天人很少，空气里仿佛有点冷。我们的见面也跟这空气一样，并不热乎。
那位朋友坐在他的右边，很有些崇敬意味地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王涛博士。”
“啊啊，您就是王涛博士啊———昨天晚上说出书的那位就是您啊。”我不冷不热地点头寒暄着。
那位朋友见我不那么热情，觉得自己介绍不到位，又把昨天晚上那句话，加重语气说了一遍：“他是医学博士，您将来有病可以找他。”
我心里有点火了：你才是真有病，别说我没病，有病也用不着找他！我是一根神经从心里扯在脸上的人，从王涛博士脸上看到了我的脸色。只见他加重了微笑力度，颇知趣地对我说：“只要用得着，我一定尽力。”
我让他说说书的事。
王涛博士说，2007年5月，他就到烟台来写书，到十一月，写成了这部医学理论专著《失传的营养学》，因为本书的理论太超前了，想让早已习惯于惯性思维的婆婆们把书看懂，还真有点难度，书稿在手里放了半年多，就是嫁不出去。后来经过好友邵宁大姐介绍，找到了《中国新经济杂志》的执行总编辑李忠旺，李总古道热肠，叫我回烟台来找您，说只要您看着行，就能出版发行———后半句他没说，但已经很明白了，如果我说不行，那这书要出版，就不知在猴年马月了。
我叫他回家把书稿发到我邮箱里，等我看看再说。
我回家看他的书稿，带着一种敷衍的态度，心不在焉地往下看，越读越感觉有味道，读到“人体有神奇的自愈功能”这部分的时候，我简直是拍案叫绝：“太神奇了，这人了不起，这书了不起，人类健康的历史从此要改写，这书该得诺贝尔奖！”
我妻子在一旁看到我这样欣喜若狂，嗔怪道：“你这样一惊一乍的，什么书让你中邪了？”我就把书的大体意思讲给她听，说：“这个人真了不起，从今以后，天下再没有治不了的病了。”
“你就是容易轻信，上当，”她说，“世界上哪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是有，医院不早就倒光了？”
我的耐心一般是有限度的，特别对自己的妻子，就更加有限，说：“反正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等哪天你病了，找他就行了。”
“你咒我吧，你叫他洗脑了。”她没好声气地说。
“他没洗我的脑，人家说的有道理，”我来了横的：“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这回得了糖尿病，妻子一提醒，我像迷路的人眼前豁然了一条金光大道，又像绝境里的人见了救命星，急冲冲地跑到烟台东方巴黎他家去。出乎意料的是，出来迎接我的竟然是位老太太王涛博士的母亲关淑卿。关老太太教了一辈子学，话语里带着春风春雨，让我夏日里的躁心，很快就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她讲了自己的故事。
2006年春，她去查体，无意中查出了糖尿病。虽然心里害怕，却知道全世界都根治不了这病，就没跟王涛博士说。她常年住在廊坊大女儿家中，“吃糠咽菜”调理病，可越来越不得劲儿，先是口干，就喝水，还口干，就再喝水；后来，睡觉也不好，成半宿睡不着；睡着了，冷不丁地就醒了，还做梦。吃了饭睡觉，醒来以后就不舒服；肝也不好，又查出了中度脂肪肝；胳膊腿儿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大。王涛博士回家过年，看到她那个样子，吃了一惊：原来有些发胖的母亲，瘦了一圈，而且浑身是黑皮，手虎口的肌肉都萎缩了。
王涛博士急了说：“老娘啊，我天天在外面给人家治糖尿病，您叫我看着您这样叫糖尿病折磨，我心里能好受吗？”
关老太太被儿子的孝心打动了，第二天，就到北京一家大医院里查了血糖，是9.7。拿着化验单就飞回烟台，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调理。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再吃上营养素，就是什么片啊胶囊啊粒啊粉啊的，一顿好几样，然后再换着样吃，还要走步，一天必须走够十里路，最少得走够四十分钟。慢慢地感觉自己精神头有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好了，手虎口的肉开始往上长了，口也不干了，不往下瘦了，肚子也小下来了，短短十九天，老太太的血糖就降到了4.7。
“从此，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天走步不低于十里路，晚饭也不吃，只吃两个胡萝卜。”老太太高兴地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吴总———手打鼻子眼前过，不出三个月，你就知道了。”
我照着王涛博士的方案，吃营养素，早餐中餐主食减半，晚饭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忌酒、茶和咖啡等各种饮料，每天快走一小时。到年底，关老太太要回家过年了，叫人从外地捎来带皮猪肉———我们烟台市场上卖的猪肉一般不带皮———给我做了红烧肉吃。那肉做得，让人吃一口就终生难忘。那天喝了酒，那是一次庆贺我们获得新生的宴席，也是庆贺营养医学得胜的盛宴。
我给王涛博士《失传的营养学》写的代序中，讲了这件事。6年后，也就是2013年春，我进京给王涛博士《健康就好》电视栏目做策划时，又到烟台山医院去做了一次检查。
下午，儿子拿回化验单来，进门也不作声。我以为效果不理想，便问他，谁知他是故意把高兴藏在心里头，答：“都正常。”这超过了我的预期，当初我想只要血糖能稳住或者略降下点来，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很幸运，也很感恩，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王涛博士，让我认识了营养医学。
我不知道是怎么开车回家的。我满脑子就是一个词，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我知道糖尿病的厉害。一是我多少懂点医；二是，我听过一位得糖尿病的朋友说，别看你吃药打胰岛素血糖降下来了，那只是个指标，病还在。我当时就问，怎么指标下来了病还在？他给我解释说，指标下来了是药把它暂时控制下来的，糖尿病本身没好。不管谁得了糖尿病，就是得了致死的病，早晚得死在并发症上。我像丢了魂似的，无精打采，妻子说啥我也听不清楚，一连大声问好几遍，才明白她说了啥。她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揶揄我说：“多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就这个熊样，换成个家庭妇女能吓尿裤子？……满世界就你一个人得糖尿病啊，人家谁得了糖尿病像你这个熊样？再说了，不是你还吹啥，给个能治百病的王涛博士看过书稿吗？不会去找找他！”
我一拍大腿：“天呐，这才几天？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王涛博士从天上掉到我眼前来，还不到三个月。那是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跟朋友在宾馆吃饭，席间有电话打进来说，北京新闻出版总署李忠旺处长介绍个人来，让我帮忙看看他的书稿，好出书。我问：
“是本什么书啊？”
“是本医学书。”对方回答。
“医学书？……”我一边问着一边想，医学书也找我来看，这不是乱弹琴吗？正在我思量着如何回答的当儿，对方仿佛猜透了我的犹豫不决，又发过话来说：“他是个医学博士，搞营养医学的，如果你有什么病，也可以找他。”
我很有些不耐烦，哪儿有这样说话的，找我帮忙还咒着我有病？正要借口回绝，一个原则忽地从眼前站起来：不管怎么样，朋友的面子不能驳———虽然李忠旺没打电话给我，但如果他不说，别人不会打着他的旗号来找我的。
第二天，我跟王涛博士和头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在报社会客厅里见面了。那天人很少，空气里仿佛有点冷。我们的见面也跟这空气一样，并不热乎。
那位朋友坐在他的右边，很有些崇敬意味地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王涛博士。”
“啊啊，您就是王涛博士啊———昨天晚上说出书的那位就是您啊。”我不冷不热地点头寒暄着。
那位朋友见我不那么热情，觉得自己介绍不到位，又把昨天晚上那句话，加重语气说了一遍：“他是医学博士，您将来有病可以找他。”
我心里有点火了：你才是真有病，别说我没病，有病也用不着找他！我是一根神经从心里扯在脸上的人，从王涛博士脸上看到了我的脸色。只见他加重了微笑力度，颇知趣地对我说：“只要用得着，我一定尽力。”
我让他说说书的事。
王涛博士说，2007年5月，他就到烟台来写书，到十一月，写成了这部医学理论专著《失传的营养学》，因为本书的理论太超前了，想让早已习惯于惯性思维的婆婆们把书看懂，还真有点难度，书稿在手里放了半年多，就是嫁不出去。后来经过好友邵宁大姐介绍，找到了《中国新经济杂志》的执行总编辑李忠旺，李总古道热肠，叫我回烟台来找您，说只要您看着行，就能出版发行———后半句他没说，但已经很明白了，如果我说不行，那这书要出版，就不知在猴年马月了。
我叫他回家把书稿发到我邮箱里，等我看看再说。
我回家看他的书稿，带着一种敷衍的态度，心不在焉地往下看，越读越感觉有味道，读到“人体有神奇的自愈功能”这部分的时候，我简直是拍案叫绝：“太神奇了，这人了不起，这书了不起，人类健康的历史从此要改写，这书该得诺贝尔奖！”
我妻子在一旁看到我这样欣喜若狂，嗔怪道：“你这样一惊一乍的，什么书让你中邪了？”我就把书的大体意思讲给她听，说：“这个人真了不起，从今以后，天下再没有治不了的病了。”
“你就是容易轻信，上当，”她说，“世界上哪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是有，医院不早就倒光了？”
我的耐心一般是有限度的，特别对自己的妻子，就更加有限，说：“反正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等哪天你病了，找他就行了。”
“你咒我吧，你叫他洗脑了。”她没好声气地说。
“他没洗我的脑，人家说的有道理，”我来了横的：“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这回得了糖尿病，妻子一提醒，我像迷路的人眼前豁然了一条金光大道，又像绝境里的人见了救命星，急冲冲地跑到烟台东方巴黎他家去。出乎意料的是，出来迎接我的竟然是位老太太王涛博士的母亲关淑卿。关老太太教了一辈子学，话语里带着春风春雨，让我夏日里的躁心，很快就春风杨柳万千条了。
她讲了自己的故事。
2006年春，她去查体，无意中查出了糖尿病。虽然心里害怕，却知道全世界都根治不了这病，就没跟王涛博士说。她常年住在廊坊大女儿家中，“吃糠咽菜”调理病，可越来越不得劲儿，先是口干，就喝水，还口干，就再喝水；后来，睡觉也不好，成半宿睡不着；睡着了，冷不丁地就醒了，还做梦。吃了饭睡觉，醒来以后就不舒服；肝也不好，又查出了中度脂肪肝；胳膊腿儿越来越细，肚子越来越大。王涛博士回家过年，看到她那个样子，吃了一惊：原来有些发胖的母亲，瘦了一圈，而且浑身是黑皮，手虎口的肌肉都萎缩了。
王涛博士急了说：“老娘啊，我天天在外面给人家治糖尿病，您叫我看着您这样叫糖尿病折磨，我心里能好受吗？”
关老太太被儿子的孝心打动了，第二天，就到北京一家大医院里查了血糖，是9.7。拿着化验单就飞回烟台，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调理。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再吃上营养素，就是什么片啊胶囊啊粒啊粉啊的，一顿好几样，然后再换着样吃，还要走步，一天必须走够十里路，最少得走够四十分钟。慢慢地感觉自己精神头有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好了，手虎口的肉开始往上长了，口也不干了，不往下瘦了，肚子也小下来了，短短十九天，老太太的血糖就降到了4.7。
“从此，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天走步不低于十里路，晚饭也不吃，只吃两个胡萝卜。”老太太高兴地说：“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吴总———手打鼻子眼前过，不出三个月，你就知道了。”
我照着王涛博士的方案，吃营养素，早餐中餐主食减半，晚饭不吃主食，只吃蔬菜，忌酒、茶和咖啡等各种饮料，每天快走一小时。到年底，关老太太要回家过年了，叫人从外地捎来带皮猪肉———我们烟台市场上卖的猪肉一般不带皮———给我做了红烧肉吃。那肉做得，让人吃一口就终生难忘。那天喝了酒，那是一次庆贺我们获得新生的宴席，也是庆贺营养医学得胜的盛宴。
我给王涛博士《失传的营养学》写的代序中，讲了这件事。6年后，也就是2013年春，我进京给王涛博士《健康就好》电视栏目做策划时，又到烟台山医院去做了一次检查。
下午，儿子拿回化验单来，进门也不作声。我以为效果不理想，便问他，谁知他是故意把高兴藏在心里头，答：“都正常。”这超过了我的预期，当初我想只要血糖能稳住或者略降下点来，就谢天谢地了，没想到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很幸运，也很感恩，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王涛博士，让我认识了营养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