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蔡明亮 游走边缘，旁观道德》 本刊记者 刘子超
《李康生 我们是电影圈摆地摊的》 特约撰稿 叶隽彤
2010年6月，蔡明亮第一次到北京，我们相约在南锣鼓巷的一家酒吧。他说，他觉得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尖锐的矛盾：那些大楼已经是东京、香港的感觉，可里面的细节仍然很尴尬。
感触最深的是餐厅的服务员：“每一个餐厅都让他们穿上很奇怪的制服，戴一个帽子，绑着辫子，看起来有点扭曲，像个活招牌。可是他们的脸让你觉得很亲切，他们辛苦的状态让你觉得难过。”
从那时开始，蔡明亮就在思考这群人的忍耐和反抗。当时问他有答案了吗？他沉默不语。在最近一部电影《郊游》中，主人公小康在车水马龙中高举广告牌，“像个活招牌”。而蔡明亮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让小康带上了两个孩子，一同出航。（刘子超）
《范伟的顿悟》 本刊记者 王年华
2010年，我进到电影《追踪孔令学》剧组。5天，除睡觉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对他进行贴身观察。我更加理解，他如何把杜红军（《看车人的七月》）、老崔（《芳香之旅》）、唐天（《南京！南京！》）、傅吉祥（《老大的幸福》）……这些个小人物演得圆润，因为他原本就拥有谦卑、和善、自得其乐的生活。
以喜剧小品演员来定义范伟的演技是不公平的，而以演员身份来想象生活中的范伟更不合适。生活中范伟闷得很，甚至东北人普遍具有的粗犷式的幽默，他身上也极少见到。
但他很能体谅别人。采访过程中，录音笔无故“罢工”，之前近两小时的采访内容不翼而飞。看着我额头的汗珠，他抽出一张纸巾：“不慌，咱可以从头再来，说不定咱俩会聊得更精彩。”“咱”和“咱俩”是他惯于与人交道的称呼，直接剔除了彼此间的生分。（王年华）
《徐克 武侠是一种浪漫》 本刊记者 易立竞
拍摄这张照片时，60岁的徐克正在内地宣传即将公映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之前《七剑》、《女人不坏》等几部作品不温不火，很多人都在观望他是不是开始走下坡路，就连刘德华接这部戏，朋友也劝：他都这样了，你还接？所以镜头下的这个瞬间，你一定能看到“不服”两个字。
这是徐克的第50部电影，最终票房近3亿，并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一年后，新作《龙门飞甲》在贺岁档报收票房近6亿，除了再度帮老怪收获一尊金像奖最佳导演奖座，还将最佳影片奖收归囊中。 顶级影人一定是这样：李安有了《绿巨人》的失败，就一定会拿一部《少年PI的奇幻漂流》归来；徐老怪有了《蜀山传》的麦城，就一定会攻下3D武侠的山头。
徐克的电影人生其实可以借他作品里的两个经典角色来总结：他像东方不败，永远痴迷江湖至尊武功，始终逼自己从平庸突围；更像凌雁秋，“安心行我路，不问江湖事”。（余楠）
《刘瑜 我对中国持审慎乐观态度》 特约撰稿 刘天昭
最初，是刘天昭把刘瑜介绍给了《南方人物周刊》。天昭无疑是我们最资深的“家属”，她是主笔刘天时的妹妹，也是编辑曾繁旭的妻子。天时和繁旭都是开过“一大”的创刊团队成员。
2010年8月，刘瑜辞去剑桥大学教职，回到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任教。当时主要结集了她为本刊所写的政治评论专栏的《民主的细节》已经印刷18次。天昭和刘瑜是多年老友，让她来采访刘瑜再合适不过。
和那篇访谈同时刊发的照片是那年秋天拍的，光线、空气都透着几分爽朗的味道。那是北京最好的时节吧？
编刘瑜的专栏是愉悦的，但数年来只和她见过两次面。看来是时候去拜访她了，也许就在这个秋天。（施雨华）
《姜文 太阳出来了》 本刊记者 李宗陶
从前，乾隆伫立黄鹤楼，望江心船来帆往，问左右：船上装的什么。一臣回奏：只两样，一样是名，一样是利。台湾写家王鼎钧先生以为这个有名的答案漏了两样：一样是情，一样是义——竞名逐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姜文导演的生命里备有这四样，每一样都充沛。他的新片《一步之遥》还差两场戏就要杀青，短片已经面市，精刻老辣，局度不凡，同往常一样，荷尔蒙飞扬。
他是迷恋太阳、英雄的男人。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到《让子弹飞》，他让我们看那种带着灰尘感的，抑或透彻明艳的阳光。他的一部分世界不是现实，是想象力，是醉酒后的魔幻，是飞翔——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艺术世界与莫言有神交。
姜文有几个未了的心愿。但时代不同了，时代压根儿就不同了。他似乎缺一点无情的专注，倘若他能，落霞与孤鹜齐飞。（李宗陶）
《资中筠 斗室中的天下》 本刊记者 刘子超
2010年10月。资中筠先生坐在客厅里。旁边是每天弹奏的钢琴。墙上挂着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气韵雅致。曾经，两人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4点钟喝红茶，吃点心。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令人敬仰。即使已至暮年，他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启蒙和知识分子的担当。
“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她说，“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
我问她，忙于著述和演讲的意义？是否真的能改变时代？“我想有一个讲台总是好的，”她说，“总会有一些人听得进去吧。”（刘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