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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文章详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的原因，总结其在收、藏、用等五方面所具有的显著特点，并从培养人才、保存典籍、促进学科发展及治学态度四个方面梳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以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藏书家;藏书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21.0086
私家藏书是与官府藏书、书院藏书与寺观藏书并举的我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之一。它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兴于两汉，却于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频仍、政权迭荡而又思想多元的时代里蓬勃发展，私家藏书活动异彩纷呈。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活动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发展概况
1.1三国西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准确来说，应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中势力最强、人口数最多的，故简称魏晋南北朝。从现有史料来看，三国时期出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王修、向朗、王粲、王弼、袁涣等。他们不但藏书、爱书、校书，更潜心著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更难得的是，一些藏书家已具有较开明的思想，为后进提供私藏阅览。如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1]1010。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短暂的统一，及曹魏奠定的良好基础，带来了整个社会短暂的稳定与繁荣，也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藏书家的数量不多，但藏书家群体构成突破了宗室、鸿儒、王公贵族等阶层的界限，出现了平民藏书家。而且，藏书思想比较开明，藏书不吝外借，尽显人文主义情怀。如 “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范蔚）为办衣食。”[2]2347藏书家有了版本意识。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张华）所。”[2]1010尤其是有了专门收藏道教书的藏书家，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特點。如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记载“（郑隐） 乃先以道家训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今将为子说之，后生好书者，可以广索也” 。皇甫谧、杜预、张华、束皙等藏书家都在藏书之余，多有著述。
1.2东晋南朝时期
西晋末年大乱，大批中原人开始南逃。在世家大族的拥护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东晋政权成立。一部分士人带着书籍迁徙至江南，遂也将藏书文化一并带至江南。自东晋至南朝结束不到300年的时间里，藏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据陈德弟在《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统计，此间的藏书家已有79位，而藏书达万卷以上者已11人。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更趋开明，供人借抄借读，与人共读，流通利用率很高，甚至赠书与善读者。有些藏书家还借书与政府抄录或赠书与政府，这些都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促进了知识的传播[3]。如 “悦兄闾（高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4]1381“……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5]另外，爱书护书思想在此期间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朝禇渊“（父）湛之卒，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6]425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7]522由于校书现象的增多及校书成果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人们对版本已有相当的认识，收藏时注意版本的优劣，专门收集“异本”“佳本”“善本”等，并对版本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是版本学的一大进步。如陆澄的藏书，“多世人罕见之书”[6]681。王僧孺“ 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7]474。《颜氏家训·书证》中就有江南本、江南旧本、江南书本、河北本，以及旧本、古本、俗本、世间传本、误本等称谓[8]。
1.3北朝时期
与南朝同时对峙的北朝，私家藏书活动也蔚然成风。藏书家人数比南朝少，但藏书达万卷以上者也有元茂、元延明、穆士儒等几人，已实属难得。藏书思想也很开明，都愿意将藏书与他人或借或阅或抄，为知识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如“（甄）琛惕然渐感，遂从许睿、李彪假书研习，闻见益优。”[4]1509“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9]486北朝的版本学发展情况与南朝基本一致。如辛术专门去淮南地区收集宋、齐、梁等善本，卢思道“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10]1075
无论南朝或北朝的藏书家都利用自家藏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边藏边校边著，成果非常丰富，对文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南朝梁阮孝绪著《七录》《文字集略》《高隐传》《古今世代录》等多种书，其中《七录》影响最大，是继王俭的《七志》之后又一目录学名著。北朝齐邢邵“所制诗、赋、诏、策、章、表、碑、颂、赞、记五百篇，皆传于世。”[11]
2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发展的原因
2.1政治的相对稳定是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理论上是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但是，在各统治区内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曹操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12]。晋武帝在位时期，是西晋相对安定、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史称“太康之治”。东晋时，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一段时期，内部也保持了暂时的稳定。而且私家藏书由于分布于民间各处，易于转移，所以受战争影响也较小。因此，私家藏书活动在这种时代的夹缝中得以慢慢地发展。
另外，由于频繁的战乱对官府藏书的破坏非常严重，大多统治者在政治稳定后，都比较重视对图籍的搜求与典藏。如魏袁涣劝曹操“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太祖善其言。”[1]335北魏道武，“大索书籍”[13]， “梁武践祚，诏求亡佚”[14]。还有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行为无疑给私家藏书活动以极大的鼓励，客观上提高了私人藏书活动的积极性。 2.2载体形式的变革是基础
魏晋时期，官府公牍仍以简牍为主，属于简、纸并用时期。由于纸张的廉价易得、便于书写、易于传播的特点，市场上的图书数量迅速增加，使藏书这一行为变得更容易。不仅藏书家的数量逐渐增加，藏书量也水涨船高，拥有数千卷甚至上万卷藏书的藏书家开始出现。
纸写本数量迅速增长，藏书家人数也大量增加，使得藏书活动异常丰富。据陈德弟教授的《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统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有140人，南朝以后的就有107人，已达到总人数的75%。这些人不但潜心著述，而且成果丰硕，都是得益于纸张的普及和手抄本的广泛传播。由此可见纸写本对于私家藏书及私家藏书活动的积极促进作用。
历史证明，载体的发展必然会朝着更有利于知识的有效保存和交流传播的方向发展。载体形式的变革是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2.3对学术造诣的追求是动力
在古代，官府藏书是很难为普通民众所接触的。古代学者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只能自己进行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家藏书的出现，主要是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15]。而藏书家对学术研究追求的动力，反过来又促进了私家藏书活动的发展繁荣。
南朝梁宗室子弟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7]350。南朝沈约，历经三朝，高才博洽，更是将俸禄大都用于购书上，“好坟籍，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7]242。东晋刘穆之家贫好学，却能“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16]306。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年代，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正是这些人，潜心向学，孜孜以求地致力于聚书、校书等活动，才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收集、整理、校勘工作不断发展，成果异常丰硕。
西晋皇甫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2]1074。南朝任昉是一个勤于政务，爱民如子的良官，一生中竟然“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7]258。东晋葛洪三次辞官，隐居山中，潜心研究道教和医学 ，著作不辍。除最著名的《抱朴子》外，还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更有很多卷的方碑、诗赋等，及神仙、良吏、集异等数卷，为后世留下了保贵的道教、医学、文学等文化瑰宝。正是这些藏书家终其一生的笔耕不缀，才造就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无论皇室成员、高官显贵，亦或贫困士子，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下，专注于藏书的收集、整理与著述？诚然，对读书的热爱、对学术造诣的追求是其强大动力。正是这种强大的动力，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的繁荣。
3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的特点
3.1就搜集过程而言，更注重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的藏书来源有购买、抄录、继承、赠书、皇家赐书或战争中获取等，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手工抄录。如《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7]739“（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6]944还有皇甫谧、刘穆之、刘惠斐等都有亲自抄录的经历。
尽管藏书来之不易，但并没有使藏书家将藏书秘而不宣，反而大多具有更开明的思想，不但与人借阅，而且与其他藏书家间的赠书活动频繁。南朝藏书家刘杳得知阮孝绪正在编著《七录》，“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17]。又如“时陆少玄家有父澄（陆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18]蔡大宝 “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9]868沈约赠书于王筠，刘显赠书与孙奂等，藏书家交往活动频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传播与学术发展。
3.2就收藏方式而言，更注重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由竹木简牍和缣帛逐渐过渡到纸抄本，因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人数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很多像萧绎、王僧儒、崔慰祖等拥有万卷书以上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或书楼。如北朝时的平恒，“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4]1846成為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隋唐私家藏书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私家别构楼阁的传统[19]。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藏书家利用独立馆舍收藏图书的情况。
另外，具体到藏书的摆放归置方面也有创新。如按藏本卷轴材质分类放置。西晋陆士衡《要览》云：“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暮年，书胜于少，其缣素以珊瑚为轴，纸书以金为轴，次玳瑁旃檀为轴。”如此放置，一目了然，易于分辨拿取。隋唐时期官私藏书都用不同颜色的牙签分别藏书种类的方法[19]，应该也是对魏晋时期摆放图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3.3就藏书思想而言，更注重“藏以致用”
随着私藏的普及和藏书量的不断增多，藏书家们已不仅仅局限于藏书这一行为本身，而是开始更积极地利用藏书，著书立说，将“藏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藏书家往往一边藏一边校一边著，藏用结合，产生大量的著作。如南朝王俭著《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南朝梁后侃著《论语义疏》《礼记义疏》，魏何晏著《论语集解》等;史学类有陈寿的 《三国志》等;注释类的有杜预的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地理学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及各种文集等，数不胜数。
还有一些著作等身的藏书家，如王弼，充分利用家族丰富的藏书，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义》《论语释疑》《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及文集等数种。其成就，不在于数量，而更在其质量、其创见，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像王弼这样的著述丰富的藏书家数不胜数，如张华、葛洪、沈驎士、任昉、沈约、阮孝绪等，他们为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藏书质量，而且推动了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 3.4就收藏方向而言，出现了专类收藏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收藏某一类书籍的收藏家。如北魏江式，六世家传书法，其亡祖“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4]1964，可知其家藏有书法类图籍，尤其是“古篆八体之法”。据《陈书·徐伯阳》记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20]南朝贾渊家谱谍之书甚丰。这是前代所没有的显著特点，也从侧面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盛行，种类繁多，并且学术不断发展的境况。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逐渐发展，道教藏书也开始被重视。随着道书的增多，道士藏书现象开始出现。“郑隐是西晋末年道士，......藏书甚丰，道经居多，计有道经约六百七十卷，另符五百数十卷，合计约一千二百卷。”[21]葛洪“幼览众书，近得万卷”。其《抱朴子.遐览》所记道书，为最早之道籍目录，可见其藏书既多又专。
3.5就收藏地域而言，出现了由北至南的迁徙
东晋以前，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是北方，这一时期的藏书家主要聚集在洛阳及周边一带。西晋末年大乱，政府南迁，一些藏书家们也背负典籍迁往南方，致使南方经济迅速崛起，藏书主流文化逐渐形成。江南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私家藏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至南朝时，已达到“四境之内，家有文史”[2]907的繁荣景象，藏书达十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就有十几人。南朝以后，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增长很快，使南方成为“全国私家藏书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所藏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23]。而藏书家人数，据陈德弟先生在《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的统计，南朝以后就有107人。
而此时，北方仍战乱不断，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进入北朝后，虽有一定的发展，藏书家开始增多，但与南方相比还是相形见绌。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已将重心转移至了南方，也逐渐形成具有南方特色的藏书文化，当然其藏书活动亦然。
4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的文化价值
4.1嘉惠士林，培养人才
享受私藏便利的首先便是其子女。王粲的藏书一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王弼的早慧与少年成才，便得益于此。“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展转而归辅嗣，博览闳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24]萧氏皇族也有藏书家风，南朝萧机继承其父萧秀的藏书，“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所著诗赋数千言。”[7]345家藏也促进了女性阅读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光彩照人的绝世才女。最典型的是蔡文姬，得益于其父蔡邕的丰富藏书，成为一位能诗、善书、通文史、懂音律的才女子，为后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还有才女左芬、谢道韫等，都是私家藏书的受益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私学大师都开始收纳门徒，传道授业，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如“兆（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2]2349。如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10]2728。宋纎“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2]2453。
最难得的是，由于藏书家的藏书思想相当开明，他们不只自己藏书、读书，还将书慷慨地借与别人阅读或抄录，甚至转赠他人，当时的很多贫困士人就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才的。如刘焯“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这读书，向經十载......遂以儒学知名。”[10]2762“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22]1397藏书家刘杳，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17]使阮孝绪终著成目录学巨著《七录》。沈约赠书王筠，王弼靠蔡邕的辗转赠书而博览闳通终成一代青年才俊。
4.2保存典籍，传承文化
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曾为“藏书家”设定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藏书须千卷以上。二是藏书质量过硬。三是须对藏书进行相应地整理和利用。依此限定条件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藏家数量就已经一百多人，拥有万卷以上藏书的就有十余人，藏书总量可想而知。
政治或战火对藏书的损毁，藏书家们无法把控，但藏书家们在防火、防蛀、防潮等方面对藏书的保护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极尽所能。尤其在此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精舍。平恒“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4]1846。既称“精庐”，定然精美别致，与普通房舍不同，很可能有防火、防蛀措施[25]。私藏家们保护、爱惜庋藏之心可见一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传承有诸多途径。首先，通过子孙后代相传，期望世代永保，使庋藏得以传承。如山东济宁的山阳王氏藏书，一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琅琊王氏家藏六朝久而不衰;陆澄与陆少玄父子的藏书传承等。其次，转赠别人或通过别人抄借的复本得以流传。如蔡邕将万卷书中之数车载与王粲;如徐勉“所有坟籍，尽以给之（蔡大宝）”。[9]868最后，被政府征入官藏或几经辗转流入官藏，得以传承下来。私家藏书正是通过对国家藏书的补充，保持传递前代文化典籍，使得原有典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保存或进一步的整理和传播，尤其为隋唐图书文化事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先唐古籍，有很多是这些私藏家们的庋藏、整理或再创作的成果。有了他们辛勤地收集、整理，又积极地促进文献传播，才使我们今天得以观摩、研究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
4.3专注整理，催生诸多新学科的产生
魏晋时期，书籍在版本上的区别显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版本的不同，并专门收藏一些“异本”“佳本”。如“昉（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7]254 “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26]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版本意识已逐渐形成，版本学应运而生。
藏书家们在藏书过程中，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发展了校勘学。如刘穆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16]1306“光·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6]608李谧“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梁萧静“散书满席，手自校雠”[7]350 。 很多藏書家还编纂了藏书目录。如 “昉（任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7]254。由此可知，任昉有藏书目录。私人目录学成果的集中反映就是王俭的《七志》《元徽四部目录》和阮孝绪的《七录》，尤其是《七录》，它一定程度上系统总结了前朝的目录学成就，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被学者们所肯定。
人们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同时，发展了新的注释形式：义疏和集解。“义疏”便是先注经文，再分别疏通前人对其的注释[27] 。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礼记义疏》。“集解”，就是在注释文献时，博采旧注，取众家之说集于一书[27]。如何晏的《论语集解》、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释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果显著，对后代注释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4.4勤奋、严谨的读书治学态度值得后世敬仰和学习
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1]1010。“谧（皇甫谧）虽赢疾，而披阅不怠”[2]1415。晋刘兆“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2]2350。藏书家们这种挣脱年龄、疾病的羁绊，抵制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孜孜不倦地勤奋地潜心于读书治学的精神，不仅成为当世读书人的楷模，更成为现代学术界中具有浮躁、功利化的学术风气的学者们的学习榜样。
南梁颜之推认为“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28]。藏书家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献，更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
要有日积月累的积淀，更要有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厚积薄发，创造出优秀的成果。而这正是魏晋藏书家们成果丰硕、成绩斐然的最重要的法宝，值得现代学者们敬仰和学习。
5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事业蓬勃发展，私家藏书活动内容丰富，藏书数量、藏书家人数，以及藏书思想、藏书风气等都出现新气象，学术成果更是异彩纷呈，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及学术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重要的文化价值。无论藏书家的藏书行为、藏书精神和藏书思想，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8.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二）.职官兵人事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8.
[6]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张次第.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及其发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82-85.
[9]令狐德芬，岑文本，崔仁师，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0]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乾隆敕辑.景印文源阁四库全书（第58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
[12]何兹全，张国安.魏晋南北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88.
[14]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192.
[15]张晓芳.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2）：65-67.
[1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张元济.四部丛刊.广弘明集（第三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2.
[18]李延寿.南史之三：传（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5.
[19]牛红亮.隋唐时期的私家藏书[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1）：82-83.
[20]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68.
[21]余建红.论魏晋南北朝道教藏书[J].江西社会科学，2002（9）：115-117.
[22]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23]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89.
[24]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656.
[25]陈德弟.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述论[J].图书与情报，20016（1）：106-110.
[26]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03.
[27]胡明丽.魏晋南北朝文献及其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4）：99-102.
[28]檀作文.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0.
作者简介：何贤英（1980），女，硕士，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基础理论、古代藏书史。
石传静（1982），女，硕士，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教育史。
张曙光（1967），女，聊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读者服务、档案信息化。
（收稿日期：20210727责任编辑：马玉娟）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i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e XianyingShi ChuanjingZhang Shuguang
Abstract：The activitie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were prosperous and rich in content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ts reasons， analyzes it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collecting， storing and using，etc. 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its unique cultural value from four aspect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preserving ancient book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s and attitude of study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Book Collector;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藏书家;藏书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21.0086
私家藏书是与官府藏书、书院藏书与寺观藏书并举的我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之一。它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兴于两汉，却于魏晋南北朝这个战乱频仍、政权迭荡而又思想多元的时代里蓬勃发展，私家藏书活动异彩纷呈。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活动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发展概况
1.1三国西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准确来说，应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魏是三国中势力最强、人口数最多的，故简称魏晋南北朝。从现有史料来看，三国时期出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王修、向朗、王粲、王弼、袁涣等。他们不但藏书、爱书、校书，更潜心著述，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更难得的是，一些藏书家已具有较开明的思想，为后进提供私藏阅览。如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1]1010。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短暂的统一，及曹魏奠定的良好基础，带来了整个社会短暂的稳定与繁荣，也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藏书家的数量不多，但藏书家群体构成突破了宗室、鸿儒、王公贵族等阶层的界限，出现了平民藏书家。而且，藏书思想比较开明，藏书不吝外借，尽显人文主义情怀。如 “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范蔚）为办衣食。”[2]2347藏书家有了版本意识。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张华）所。”[2]1010尤其是有了专门收藏道教书的藏书家，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特點。如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记载“（郑隐） 乃先以道家训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今将为子说之，后生好书者，可以广索也” 。皇甫谧、杜预、张华、束皙等藏书家都在藏书之余，多有著述。
1.2东晋南朝时期
西晋末年大乱，大批中原人开始南逃。在世家大族的拥护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东晋政权成立。一部分士人带着书籍迁徙至江南，遂也将藏书文化一并带至江南。自东晋至南朝结束不到300年的时间里，藏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据陈德弟在《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统计，此间的藏书家已有79位，而藏书达万卷以上者已11人。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更趋开明，供人借抄借读，与人共读，流通利用率很高，甚至赠书与善读者。有些藏书家还借书与政府抄录或赠书与政府，这些都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促进了知识的传播[3]。如 “悦兄闾（高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4]1381“……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5]另外，爱书护书思想在此期间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南朝禇渊“（父）湛之卒，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6]425孔休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7]522由于校书现象的增多及校书成果的丰富，极大地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人们对版本已有相当的认识，收藏时注意版本的优劣，专门收集“异本”“佳本”“善本”等，并对版本进行了细致的划分，是版本学的一大进步。如陆澄的藏书，“多世人罕见之书”[6]681。王僧孺“ 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7]474。《颜氏家训·书证》中就有江南本、江南旧本、江南书本、河北本，以及旧本、古本、俗本、世间传本、误本等称谓[8]。
1.3北朝时期
与南朝同时对峙的北朝，私家藏书活动也蔚然成风。藏书家人数比南朝少，但藏书达万卷以上者也有元茂、元延明、穆士儒等几人，已实属难得。藏书思想也很开明，都愿意将藏书与他人或借或阅或抄，为知识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如“（甄）琛惕然渐感，遂从许睿、李彪假书研习，闻见益优。”[4]1509“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9]486北朝的版本学发展情况与南朝基本一致。如辛术专门去淮南地区收集宋、齐、梁等善本，卢思道“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10]1075
无论南朝或北朝的藏书家都利用自家藏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边藏边校边著，成果非常丰富，对文化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南朝梁阮孝绪著《七录》《文字集略》《高隐传》《古今世代录》等多种书，其中《七录》影响最大，是继王俭的《七志》之后又一目录学名著。北朝齐邢邵“所制诗、赋、诏、策、章、表、碑、颂、赞、记五百篇，皆传于世。”[11]
2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发展的原因
2.1政治的相对稳定是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理论上是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但是，在各统治区内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曹操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12]。晋武帝在位时期，是西晋相对安定、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史称“太康之治”。东晋时，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一段时期，内部也保持了暂时的稳定。而且私家藏书由于分布于民间各处，易于转移，所以受战争影响也较小。因此，私家藏书活动在这种时代的夹缝中得以慢慢地发展。
另外，由于频繁的战乱对官府藏书的破坏非常严重，大多统治者在政治稳定后，都比较重视对图籍的搜求与典藏。如魏袁涣劝曹操“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太祖善其言。”[1]335北魏道武，“大索书籍”[13]， “梁武践祚，诏求亡佚”[14]。还有魏文帝曹丕、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行为无疑给私家藏书活动以极大的鼓励，客观上提高了私人藏书活动的积极性。 2.2载体形式的变革是基础
魏晋时期，官府公牍仍以简牍为主，属于简、纸并用时期。由于纸张的廉价易得、便于书写、易于传播的特点，市场上的图书数量迅速增加，使藏书这一行为变得更容易。不仅藏书家的数量逐渐增加，藏书量也水涨船高，拥有数千卷甚至上万卷藏书的藏书家开始出现。
纸写本数量迅速增长，藏书家人数也大量增加，使得藏书活动异常丰富。据陈德弟教授的《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统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藏书家有140人，南朝以后的就有107人，已达到总人数的75%。这些人不但潜心著述，而且成果丰硕，都是得益于纸张的普及和手抄本的广泛传播。由此可见纸写本对于私家藏书及私家藏书活动的积极促进作用。
历史证明，载体的发展必然会朝着更有利于知识的有效保存和交流传播的方向发展。载体形式的变革是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2.3对学术造诣的追求是动力
在古代，官府藏书是很难为普通民众所接触的。古代学者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只能自己进行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私家藏书的出现，主要是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15]。而藏书家对学术研究追求的动力，反过来又促进了私家藏书活动的发展繁荣。
南朝梁宗室子弟萧静“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7]350。南朝沈约，历经三朝，高才博洽，更是将俸禄大都用于购书上，“好坟籍，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7]242。东晋刘穆之家贫好学，却能“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16]306。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年代，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正是这些人，潜心向学，孜孜以求地致力于聚书、校书等活动，才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收集、整理、校勘工作不断发展，成果异常丰硕。
西晋皇甫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2]1074。南朝任昉是一个勤于政务，爱民如子的良官，一生中竟然“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7]258。东晋葛洪三次辞官，隐居山中，潜心研究道教和医学 ，著作不辍。除最著名的《抱朴子》外，还有《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更有很多卷的方碑、诗赋等，及神仙、良吏、集异等数卷，为后世留下了保贵的道教、医学、文学等文化瑰宝。正是这些藏书家终其一生的笔耕不缀，才造就了历史上的第二个“百家争鸣”。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无论皇室成员、高官显贵，亦或贫困士子，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下，专注于藏书的收集、整理与著述？诚然，对读书的热爱、对学术造诣的追求是其强大动力。正是这种强大的动力，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活动的繁荣。
3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的特点
3.1就搜集过程而言，更注重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的藏书来源有购买、抄录、继承、赠书、皇家赐书或战争中获取等，但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手工抄录。如《北史·穆子容传》载：“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7]739“（驎士）笃学不倦，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6]944还有皇甫谧、刘穆之、刘惠斐等都有亲自抄录的经历。
尽管藏书来之不易，但并没有使藏书家将藏书秘而不宣，反而大多具有更开明的思想，不但与人借阅，而且与其他藏书家间的赠书活动频繁。南朝藏书家刘杳得知阮孝绪正在编著《七录》，“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17]。又如“时陆少玄家有父澄（陆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18]蔡大宝 “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9]868沈约赠书于王筠，刘显赠书与孙奂等，藏书家交往活动频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传播与学术发展。
3.2就收藏方式而言，更注重创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由竹木简牍和缣帛逐渐过渡到纸抄本，因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人数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很多像萧绎、王僧儒、崔慰祖等拥有万卷书以上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或书楼。如北朝时的平恒，“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4]1846成為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隋唐私家藏书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私家别构楼阁的传统[19]。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藏书家利用独立馆舍收藏图书的情况。
另外，具体到藏书的摆放归置方面也有创新。如按藏本卷轴材质分类放置。西晋陆士衡《要览》云：“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暮年，书胜于少，其缣素以珊瑚为轴，纸书以金为轴，次玳瑁旃檀为轴。”如此放置，一目了然，易于分辨拿取。隋唐时期官私藏书都用不同颜色的牙签分别藏书种类的方法[19]，应该也是对魏晋时期摆放图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3.3就藏书思想而言，更注重“藏以致用”
随着私藏的普及和藏书量的不断增多，藏书家们已不仅仅局限于藏书这一行为本身，而是开始更积极地利用藏书，著书立说，将“藏以致用”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藏书家往往一边藏一边校一边著，藏用结合，产生大量的著作。如南朝王俭著《七志》开私藏目录之端，南朝梁后侃著《论语义疏》《礼记义疏》，魏何晏著《论语集解》等;史学类有陈寿的 《三国志》等;注释类的有杜预的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地理学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及各种文集等，数不胜数。
还有一些著作等身的藏书家，如王弼，充分利用家族丰富的藏书，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大衍义》《论语释疑》《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及文集等数种。其成就，不在于数量，而更在其质量、其创见，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像王弼这样的著述丰富的藏书家数不胜数，如张华、葛洪、沈驎士、任昉、沈约、阮孝绪等，他们为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藏书质量，而且推动了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 3.4就收藏方向而言，出现了专类收藏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专门收藏某一类书籍的收藏家。如北魏江式，六世家传书法，其亡祖“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4]1964，可知其家藏有书法类图籍，尤其是“古篆八体之法”。据《陈书·徐伯阳》记载：“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20]南朝贾渊家谱谍之书甚丰。这是前代所没有的显著特点，也从侧面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盛行，种类繁多，并且学术不断发展的境况。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的逐渐发展，道教藏书也开始被重视。随着道书的增多，道士藏书现象开始出现。“郑隐是西晋末年道士，......藏书甚丰，道经居多，计有道经约六百七十卷，另符五百数十卷，合计约一千二百卷。”[21]葛洪“幼览众书，近得万卷”。其《抱朴子.遐览》所记道书，为最早之道籍目录，可见其藏书既多又专。
3.5就收藏地域而言，出现了由北至南的迁徙
东晋以前，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是北方，这一时期的藏书家主要聚集在洛阳及周边一带。西晋末年大乱，政府南迁，一些藏书家们也背负典籍迁往南方，致使南方经济迅速崛起，藏书主流文化逐渐形成。江南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私家藏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至南朝时，已达到“四境之内，家有文史”[2]907的繁荣景象，藏书达十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就有十几人。南朝以后，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增长很快，使南方成为“全国私家藏书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所藏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23]。而藏书家人数，据陈德弟先生在《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中的统计，南朝以后就有107人。
而此时，北方仍战乱不断，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进入北朝后，虽有一定的发展，藏书家开始增多，但与南方相比还是相形见绌。魏晋南北朝时期，藏书家已将重心转移至了南方，也逐渐形成具有南方特色的藏书文化，当然其藏书活动亦然。
4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活动的文化价值
4.1嘉惠士林，培养人才
享受私藏便利的首先便是其子女。王粲的藏书一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王弼的早慧与少年成才，便得益于此。“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展转而归辅嗣，博览闳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24]萧氏皇族也有藏书家风，南朝萧机继承其父萧秀的藏书，“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所著诗赋数千言。”[7]345家藏也促进了女性阅读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光彩照人的绝世才女。最典型的是蔡文姬，得益于其父蔡邕的丰富藏书，成为一位能诗、善书、通文史、懂音律的才女子，为后世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还有才女左芬、谢道韫等，都是私家藏书的受益者。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私学大师都开始收纳门徒，传道授业，为培养人才不遗余力。如“兆（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2]2349。如买奴“经义该博，门徒千余人，诸儒咸推重之”[10]2728。宋纎“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2]2453。
最难得的是，由于藏书家的藏书思想相当开明，他们不只自己藏书、读书，还将书慷慨地借与别人阅读或抄录，甚至转赠他人，当时的很多贫困士人就是靠阅读私家藏书而成才的。如刘焯“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这读书，向經十载......遂以儒学知名。”[10]2762“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22]1397藏书家刘杳，闻阮孝绪“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与相与。”[17]使阮孝绪终著成目录学巨著《七录》。沈约赠书王筠，王弼靠蔡邕的辗转赠书而博览闳通终成一代青年才俊。
4.2保存典籍，传承文化
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曾为“藏书家”设定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藏书须千卷以上。二是藏书质量过硬。三是须对藏书进行相应地整理和利用。依此限定条件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私藏家数量就已经一百多人，拥有万卷以上藏书的就有十余人，藏书总量可想而知。
政治或战火对藏书的损毁，藏书家们无法把控，但藏书家们在防火、防蛀、防潮等方面对藏书的保护可以说是费尽心思，极尽所能。尤其在此时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精舍。平恒“乃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一奴自给，妻子莫得而往”[4]1846。既称“精庐”，定然精美别致，与普通房舍不同，很可能有防火、防蛀措施[25]。私藏家们保护、爱惜庋藏之心可见一般。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传承有诸多途径。首先，通过子孙后代相传，期望世代永保，使庋藏得以传承。如山东济宁的山阳王氏藏书，一直在王氏家族中传承;琅琊王氏家藏六朝久而不衰;陆澄与陆少玄父子的藏书传承等。其次，转赠别人或通过别人抄借的复本得以流传。如蔡邕将万卷书中之数车载与王粲;如徐勉“所有坟籍，尽以给之（蔡大宝）”。[9]868最后，被政府征入官藏或几经辗转流入官藏，得以传承下来。私家藏书正是通过对国家藏书的补充，保持传递前代文化典籍，使得原有典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保存或进一步的整理和传播，尤其为隋唐图书文化事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先唐古籍，有很多是这些私藏家们的庋藏、整理或再创作的成果。有了他们辛勤地收集、整理，又积极地促进文献传播，才使我们今天得以观摩、研究和利用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
4.3专注整理，催生诸多新学科的产生
魏晋时期，书籍在版本上的区别显现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版本的不同，并专门收藏一些“异本”“佳本”。如“昉（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7]254 “及定淮南，凡诸资物一毫无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余卷。”[26]由此可见，当时人们的版本意识已逐渐形成，版本学应运而生。
藏书家们在藏书过程中，随时进行整理以除去谬误，发展了校勘学。如刘穆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16]1306“光·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6]608李谧“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梁萧静“散书满席，手自校雠”[7]350 。 很多藏書家还编纂了藏书目录。如 “昉（任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7]254。由此可知，任昉有藏书目录。私人目录学成果的集中反映就是王俭的《七志》《元徽四部目录》和阮孝绪的《七录》，尤其是《七录》，它一定程度上系统总结了前朝的目录学成就，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被学者们所肯定。
人们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同时，发展了新的注释形式：义疏和集解。“义疏”便是先注经文，再分别疏通前人对其的注释[27] 。如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礼记义疏》。“集解”，就是在注释文献时，博采旧注，取众家之说集于一书[27]。如何晏的《论语集解》、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释学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成果显著，对后代注释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4.4勤奋、严谨的读书治学态度值得后世敬仰和学习
向朗“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1]1010。“谧（皇甫谧）虽赢疾，而披阅不怠”[2]1415。晋刘兆“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贫乐道，潜心著述，不出门庭数十年”[2]2350。藏书家们这种挣脱年龄、疾病的羁绊，抵制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孜孜不倦地勤奋地潜心于读书治学的精神，不仅成为当世读书人的楷模，更成为现代学术界中具有浮躁、功利化的学术风气的学者们的学习榜样。
南梁颜之推认为“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28]。藏书家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高质量的文献，更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校书经验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
要有日积月累的积淀，更要有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厚积薄发，创造出优秀的成果。而这正是魏晋藏书家们成果丰硕、成绩斐然的最重要的法宝，值得现代学者们敬仰和学习。
5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事业蓬勃发展，私家藏书活动内容丰富，藏书数量、藏书家人数，以及藏书思想、藏书风气等都出现新气象，学术成果更是异彩纷呈，对我国古代和现代文化及学术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重要的文化价值。无论藏书家的藏书行为、藏书精神和藏书思想，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8.
[4]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二）.职官兵人事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8.
[6]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8]张次第.魏晋南北朝时期版本学及其发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82-85.
[9]令狐德芬，岑文本，崔仁师，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0]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乾隆敕辑.景印文源阁四库全书（第58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
[12]何兹全，张国安.魏晋南北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88.
[14]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192.
[15]张晓芳.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6（2）：65-67.
[1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张元济.四部丛刊.广弘明集（第三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12.
[18]李延寿.南史之三：传（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815.
[19]牛红亮.隋唐时期的私家藏书[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4（1）：82-83.
[20]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68.
[21]余建红.论魏晋南北朝道教藏书[J].江西社会科学，2002（9）：115-117.
[22]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23]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89.
[24]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656.
[25]陈德弟.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述论[J].图书与情报，20016（1）：106-110.
[26]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03.
[27]胡明丽.魏晋南北朝文献及其文献学的思想和方法[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4）：99-102.
[28]檀作文.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0.
作者简介：何贤英（1980），女，硕士，聊城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基础理论、古代藏书史。
石传静（1982），女，硕士，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管。研究方向：编辑出版、教育史。
张曙光（1967），女，聊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读者服务、档案信息化。
（收稿日期：20210727责任编辑：马玉娟）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s i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He XianyingShi ChuanjingZhang Shuguang
Abstract：The activities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were prosperous and rich in content during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its reasons， analyzes it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 such as collecting， storing and using，etc. 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its unique cultural value from four aspects of cultivating talents， preserving ancient book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s and attitude of study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rrent and future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Book Collector;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