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已正式进入风险社会——这一点或许早已人所共知，但即便身在其中，却很少人能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冲击、要求组织做出什么样的变革与回应才能活下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教培产业的风暴并不只是一千万教培人的事，它可以说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当井下的空气出现变化时，这些脆弱的个体可能最先感受到。正如摩根士丹利日前所分析的，从一系列事件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正在重置，从以往经济增长优先转到更重视分配、兼顾公平的方向上来。
　　这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经济生态，而这样一个“风险社会”并不像西方那样是由专家主宰的，而是在国家力量的掌控之下。在此之前，市场改革也曾使许多人脱离单位体制，下海去面对市场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但现在，则是企业管理者和个人需要预判行业前景、灵活应变，才能在这个新的环境下尽力生存下去。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近三四十年来，高歌猛进的中国社会一向享有着其他国家少有的市场乐观情绪，但如今人们可能更能赞同当年凯恩斯的看法：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无法预料的。
　　这倒并不是说我们无须注重长远規划，因为短线的投机尽管可能看上去很“灵活”，但却可能伤害组织的长远未来。“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结果，很可能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给自己带来了新的非意图后果。此时，决策者面临着两难：究竟怎样才能既在短期内活下去，又能将这些灵活调适变成自己可积累的资产？
　　答案恐怕仍然是：决策者需要有领先一拍的趋势预判和风险意识。在当下的这个转折点上，这意味着需要跳出来，重新认识自身所在的产业在国家布局中的意义、在新的社会变动中又能扮演什么角色，及时发现风险和机会点，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毕竟，新的底层逻辑也适用于企业：此时此刻，与其追求高风险的高速增长，不如转向更为稳健的多元策略。
　　对企业来说，在面临风暴时，裁员是管控风险的最后选择，但其目的毕竟仍是为了整顿后能成功转型，如果不能转型，那裁员哪怕暂时“节流”，却不能“开源”，最终仍会失败。正因此，最佳的选择当然不是被动地应对，而是及早有风险意识，锻炼出冗余能力——平时看起来无用的能力，在危机时刻很有可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真正难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决策者的先见之明，还需要重新构建一个能不断迅速有效应对风险的组织型态，同时及时捕捉到市场的新机会，通过创新回应市场的合理需求。毫无疑问，中国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也一直都在不断涌现，现在就看谁能率先进化出更灵活的生存能力了。风险社会所催生的，必将是组织管理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