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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8日上午9时28分，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 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某机场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时任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国共两党互相诱导对方飞行员起义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1946年6月初，他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6月26日，内战爆发当天，刘善本被任命为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的机长。正是这一天，他驾驶着B- 24型轰炸机从昆明飞到了延安（1964年，刘善本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长期处于紧张对峙。鼓励对方飞行员驾机起义，就成为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线。
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駛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1.5万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6000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5000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3000元。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2万，1.5万，1万，8000等。”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高了奖励标准，于1955年7月24日发布了相关规定。到了1962年，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
1964年3月15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重申了奖励方法，还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对岸的国民党方面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大陆飞行员投奔台湾。
20世纪70年代的台海上空，没有发生驾机起义的事。1979年，中共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
国民党“空军世家”黄植诚“叛逃”到大陆
到了19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大陆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 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当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许秋麟跳伞时，解放军以为他是来偷袭的，高炮都已上膛，就准备开火，情急之下黄植诚赶紧摇摆机尾，以示“投诚”，才解除危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
这位飞过5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次中共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
“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 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次低调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
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黄植诚驾机起义后，受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接见。邓小平赞扬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颖超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后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命令。同年，黄植诚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在台湾引起一场冲击波，有媒体说，蒋经国气得大发雷霆，“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
黄植诚在大陆的生活
1981年10月19日，黄植诚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成都是黄植诚向往已久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有他的3个姨妈———黄玉如、黄玉珍、黄玉华和其他亲人。他回到大陆后不久就跟姨妈们通电话说：“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你们。我一定尽快去成都和你们见面。”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黄植诚和姨妈们亲热地坐在一起，深情地呼唤着她们，回答着她们的提问：“我妈妈很好，头发全白了，但是身体很好，她也一直非常想念你们，每逢拜菩萨的时候，总是求菩萨保佑在大陆的亲人。” 黄植诚也不断询问姨妈们各家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在台湾常听说大陆人生活非常苦，吃草根、树皮。我妈妈还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了呢！如果她知道你们都还健在，一定很高兴。”
那时，两岸人民还不能正常往来，连通电话也是很难想象的。加上黄植诚是驾着战机起义飞过来的，在那个时候，他更是无法把在大陆见到亲人的情形告诉他的妈妈。但这不妨碍黄植诚和亲人们欢聚在一起。当晚，他设宴款待了他在成都的30多位长辈、同辈亲人。
黄植诚的热情有礼让在座的亲人们都深受感动。在成都的几天当中，他白天和親人们一起参观游览，晚上都要和姨妈们谈到深夜。
黄植诚私下对朋友说：“我母亲对姨妈们感情很深，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见到了她们就像见到了妈妈。几家亲戚家我都去过了。他们目前还不富裕，但精神都很好，生活安定，工作有保障，还有表兄弟上了大学。母亲天天为姨妈们担心，如果她知道了这边的真实情况，一定很开心。”当时有人问老人们，对这位突然来到身边的外甥的印象，她们异口同声地夸他很有礼貌、孝敬老人。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李大维是从台湾驾机成功飞往大陆的最后一名台湾空军飞行员。之后，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于1989年2月11日，驾驶F- 5战斗机飞往大陆，因未能找到汕头机场，最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伤愈后，他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
从台湾飞到大陆的台湾空军飞行员，不仅政治上得到重视，在生活上也得到很多关怀照顾。据报道，按驾驶飞机的类型，黄植诚当时获得65万元奖金，李大维获得15万元奖励。
1988年9月，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这条消息的发表，结束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
黄植诚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8年，黄植诚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5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黄植诚当年未婚，后与一名空姐结婚。两人婚姻维系了20多年，小孩已20岁，后来因故离婚，遂娶了第二任妻子。
黄植诚后来被选为全国政协第5届、6届、9届、10届、11届委员，与北京台商交互频繁。而与黄植诚同机的跳伞同僚许秋麟，后来官至佳山基地基训部上校指挥官，退伍后被聘为台北空军活动中心组长。面对这件往事，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早已经忘掉了”，“我听说他现已经官至少将，但我没有考虑要到大陆，也没有计划与他碰面”。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长沙晚报》）
国共两党互相诱导对方飞行员起义
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的飞行员。1946年6月初，他奉命飞东京，载国民党官员去谈判，“我亲眼看到了作为战胜国的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颜婢膝的丑态……更坚定了我投奔延安的决心。”6月26日，内战爆发当天，刘善本被任命为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的机长。正是这一天，他驾驶着B- 24型轰炸机从昆明飞到了延安（1964年，刘善本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但当时只有精神鼓励，没有金钱奖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长期处于紧张对峙。鼓励对方飞行员驾机起义，就成为双方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战线。
1955年7月7日，彭德怀向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駛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1.5万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6000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5000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3000元。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似应提高一些。如2万，1.5万，1万，8000等。”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提高了奖励标准，于1955年7月24日发布了相关规定。到了1962年，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
1964年3月15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重申了奖励方法，还公布了广东汕头、福建青田和浙江路桥3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对岸的国民党方面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大陆飞行员投奔台湾。
20世纪70年代的台海上空，没有发生驾机起义的事。1979年，中共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
国民党“空军世家”黄植诚“叛逃”到大陆
到了19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大陆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5大队17中队督察室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于8点20分驾驶一架F- 5F型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叛逃”到了大陆。当天上午9点28分，黄植诚已在福建某机场着陆。
和黄植诚一起起飞的还有台湾空军5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黄植诚这天的任务是考核许秋麟的仪表飞行。黄植诚命令许秋麟：“你把暗舱罩盖上，我要飞个特技。”等许秋麟再次看到陆地后，发现那里是福州机场空域。出于对许秋麟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仅存不多油量的情况下，黄植诚飞离大陆，等许秋麟在国民党军控制的东引岛上空跳伞并目送这位同事安全着陆后，再次飞向大陆上空。
许秋麟跳伞时，解放军以为他是来偷袭的，高炮都已上膛，就准备开火，情急之下黄植诚赶紧摇摆机尾，以示“投诚”，才解除危机。
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的黄植诚，父亲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其二哥、姐夫均是国民党空军校官，他本人26岁即升任少校。
这位飞过5种型号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的悍将双脚一踏上福州的机场，就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次中共一改过去对台的大规模宣传战，由中国新闻社而非新华社作了客观报道：
“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飞行考核官黄植诚拥护祖国统一的主张，于8月8日上午9时28分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F- 5F型飞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在福建前线空军某机场安全降落，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黄植诚原籍广西横城，1952年出生在台湾。”
这种低调与海外媒体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海外媒体注意到了大陆这次的低调，香港《星岛晚报》报道认为，“此次中共却并未借此攻击台北。中共这次强调的，只是‘统一’的一点，而非‘国民党反动残暴’的一点，口气也相当缓和。中共此次低调宣传，反映了中共当前的对台统战政策”。
美联社则认为：“黄植诚起义是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的胜利。”
黄植诚驾机起义的报道说明，中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政策已经开始变化。
黄植诚驾机起义后，受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的接见。邓小平赞扬说：“你的爱国行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邓颖超勉励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后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宣读了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校长的命令。同年，黄植诚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在台湾引起一场冲击波，有媒体说，蒋经国气得大发雷霆，“国防部长”高魁元引咎辞职。
黄植诚在大陆的生活
1981年10月19日，黄植诚到达四川省会成都。成都是黄植诚向往已久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故乡，有他的3个姨妈———黄玉如、黄玉珍、黄玉华和其他亲人。他回到大陆后不久就跟姨妈们通电话说：“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你们。我一定尽快去成都和你们见面。”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黄植诚和姨妈们亲热地坐在一起，深情地呼唤着她们，回答着她们的提问：“我妈妈很好，头发全白了，但是身体很好，她也一直非常想念你们，每逢拜菩萨的时候，总是求菩萨保佑在大陆的亲人。” 黄植诚也不断询问姨妈们各家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听后不无感慨地说：“在台湾常听说大陆人生活非常苦，吃草根、树皮。我妈妈还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了呢！如果她知道你们都还健在，一定很高兴。”
那时，两岸人民还不能正常往来，连通电话也是很难想象的。加上黄植诚是驾着战机起义飞过来的，在那个时候，他更是无法把在大陆见到亲人的情形告诉他的妈妈。但这不妨碍黄植诚和亲人们欢聚在一起。当晚，他设宴款待了他在成都的30多位长辈、同辈亲人。
黄植诚的热情有礼让在座的亲人们都深受感动。在成都的几天当中，他白天和親人们一起参观游览，晚上都要和姨妈们谈到深夜。
黄植诚私下对朋友说：“我母亲对姨妈们感情很深，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见到了她们就像见到了妈妈。几家亲戚家我都去过了。他们目前还不富裕，但精神都很好，生活安定，工作有保障，还有表兄弟上了大学。母亲天天为姨妈们担心，如果她知道了这边的真实情况，一定很开心。”当时有人问老人们，对这位突然来到身边的外甥的印象，她们异口同声地夸他很有礼貌、孝敬老人。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李大维是从台湾驾机成功飞往大陆的最后一名台湾空军飞行员。之后，台湾空军中校林贤顺于1989年2月11日，驾驶F- 5战斗机飞往大陆，因未能找到汕头机场，最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伤愈后，他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
从台湾飞到大陆的台湾空军飞行员，不仅政治上得到重视，在生活上也得到很多关怀照顾。据报道，按驾驶飞机的类型，黄植诚当时获得65万元奖金，李大维获得15万元奖励。
1988年9月，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作为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废止“对匪陆海空军重赏招降办法”。这条消息的发表，结束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
黄植诚后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8年，黄植诚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1995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黄植诚当年未婚，后与一名空姐结婚。两人婚姻维系了20多年，小孩已20岁，后来因故离婚，遂娶了第二任妻子。
黄植诚后来被选为全国政协第5届、6届、9届、10届、11届委员，与北京台商交互频繁。而与黄植诚同机的跳伞同僚许秋麟，后来官至佳山基地基训部上校指挥官，退伍后被聘为台北空军活动中心组长。面对这件往事，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早已经忘掉了”，“我听说他现已经官至少将，但我没有考虑要到大陆，也没有计划与他碰面”。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长沙晚报》）